在亲历震惊世界的绝密飞行之后，我作为中国民航局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又率领中国民航机组飞越太平洋，亲自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送往大洋彼岸。
然而，天公不作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从北京起飞开始就很不顺利，碰到了诸多复杂天气——上海的大雾、安克雷奇的中雪、华盛顿的大风、休斯敦的低云阴雨。真是好事多磨!也许“老天爷”知道邓小平善于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与对手进行较量，有意给他出了一系列的难题。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除夕的爆竹声刚刚散尽，“守岁”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登上中国民航波音707-2406专机。
专机航线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43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
由于中美两国尚未通航，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港人员为专机领航。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港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等候，当专机经停时，由上海上飞机，直飞安克雷奇。
8点30分，舱门关闭、舷梯撤离，我们立即与指挥塔台联系，请求开车。正在这时，塔台收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指挥员不同意专机起飞。于是，我走出驾驶舱向小平同志报告。
我来到小平同志的座椅旁，见他面带微笑地望着舷窗外，向为他送行的几位副总理和同志们频频挥手，一边表示谢意，一边示意大家离去。
我向小平同志报告说：“邓副总理，现在上海是大雾天气，飞机暂时不能起飞。”
小平同志的眉头微微一蹙。我理解他的心情，这天北京的天气格外寒冷，空旷的机场客机坪上更是寒风瑟瑟。小平同志说：“这么多的老同志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啊!”
我建议说：“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送行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您看行不行?”
小平同志表示赞同：“可以，那很好嘛!”
经塔台指挥员同意，我们启动发动机，将飞机滑出停机坪，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送行的同志们全部离开之后，飞机又滑回原处。这时塔台报告说，上海的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无奈，飞机只得关车。
我再次走出驾驶舱向小平同志报告：“邓副总理，上海的大雾一时不得消散，现在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一二百米，飞机一时走不了。空军张廷发司令员亲自在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我们马上研究办法，请您下飞机稍稍休息一下，好吗?”
小平同志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国方面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呵?!”
“我们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
现场指挥室里气氛异常紧张，所有的空军和民航领导都聚集在那里。他们个个表情严肃，双眉紧锁，方案一个个地提出来，又一个个地被否定了。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直飞东京。因飞经东京必然经过上海上空，倘若上海机场天气有所好转，则降落上海，飞机按原订方案飞行；如果上海天气仍旧不好，则只好丢下美国领港人员直飞东京，在东京加油后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我们将研究结果向小平同志做了汇报，他完全同意这个方案。机场各部门立即进行了紧张、短暂的准备。9点45分波音707专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朝上海方向飞去。
当李先念、余秋里、耿飚、王震等领导同志离开机场后，首都机场候机楼栏杆外有一个外国人没有离开，一直密切注视着这驾特殊的2406专机，直到飞机腾空入云。他目睹了邓小平专机延误起飞的全过程，并在国外报刊上发表了一则“邓小平赴美延误飞行”的报道。此人正是法新社驻北京记者。
大年初一，中国北方有吃饺子的习俗，在这合家团圆的日子里，能否让代表团在飞机上也能吃到味道鲜美的水饺?乘务长任德珍琢磨着。
7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速冻饺子，飞机上也没有现代化的食品加热设备。怎么办?任德珍想出了一个绝招——水杯里煮饺子!登机前，她专门请准备空中餐食的师傅们为中国代表团赶包了一些猪肉白菜馅的水饺，经过煮熟、晾凉，装在冰盒里带上飞机。
飞机平飞后，任德珍和王文英等乘务员一起用飞机上的烧水杯一份一份地将水饺加热。任德珍她们还另外准备了冷切肠、油炸花生米和酸黄瓜等配餐小菜。当任德珍端着热腾腾的水饺和小菜来到客间时，小平同志特别高兴：“飞机上还能吃饺子呀!我们今天就在天上过年了!”
乘务长任德珍是山东烟台人，性格开朗直率、服务热情周到。看到小平同志已经75岁高龄还远渡重洋为国事奔忙，加上专机在北京起飞时延误了时间，心里挺不安。
一次上茶水，任德珍一边倒茶，一边抱歉地说：
“首长，今天真不顺，飞机几上几下的……”
话没说完，就卡住了，她想，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中几度沉浮，几度崛起，自己刚才的话是不是……
听了这话，卓琳同志忍不住笑了起来，接过话题诙谐地说：
“他就是一个冒险家。”
小平同志没有作声，但从他和蔼慈祥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很开心。
2406专机以每小时950公里的速度向上海方向飞去。机上报务员王今亮不间断地与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无线电联系。飞机越过济南、泰山后，我们陆续收到上海方面发来的天气实况报告：大雾正在消退，能见度逐渐好转，200米……800米……1100米……驾驶舱内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光。太好了!飞行员们一个个露出笑脸。
我们立即向北京报告：2406专机将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
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飞越无锡市上空，下降进入“上海走廊”时，恼人的平流雾又推过来了，天气再次变坏，能见度迅速由1100米下降到800米……飞机穿云进入虹桥机场着陆方向时，地面塔台又传来了坏消息——能见度继续恶化。驾驶舱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大家双眉紧锁，沉默不语。
我镇定地鼓励飞行组：“大家要沉着!认真操作，主动配合，确保安全!”
由于地面能见度太低，飞机落地全部要依靠机场盲目降落系统。飞机穿出云层能见跑道，则立即拉平着陆，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不知怎么的，这一天虹桥机场的盲降系统工作很不稳定，飞机上的盲降仪表指示左右摆动，给飞行员判断带来很大困难。尽管塔台管制员用着陆雷达主动、准确地指挥，但当飞机距离地面高度约30米、能够看见跑道引进灯和跑道头时，飞机已偏左约一个跑道。左座驾驶员及时压杆修正，因修正量稍大，在惯性的作用下，飞机又偏到右边跑道边线灯。
“复飞!”我果断地下达命令。飞行组的同志们心领神会，动作反应相当敏捷。我们立即加大油门至起飞功率，飞机昂首再次冲向蓝天。
“怎么又起飞了?”小平同志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客舱里的气氛也很紧张，代表团的同志们都为飞行员捏着一把汗。虽然飞机在云雾中飞行，什么也看不见，许多人还是瞪大双眼注视着机窗外，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
飞机盘旋在虹桥机场上空，有的同志建议直飞东京，但我考虑，如果把美国领港人员丢下，飞机抵达阿拉斯加机场的时间已是深夜，如果安克雷奇天气也不好，要去美国其他机场备降，没有他们的领港人员，手中没有备降机场的航行资料，安全实在难以保证。这次降落没有成功，虽然有技术原因，更主要的是心理紧张所致，修正动作量偏大，如果动作柔和、细致一些，我相信可以安全降落下去。于是我决定，依然按原计划在虹桥机场再作一次降落。当飞机在空中作三边平直飞行时，我与左座飞行员调换了位置，由我在左座亲自驾驶飞机。
飞机很快进入着陆方向。
领航员龚道明及时通报：“盲降截获!”
我用手柔和操纵，紧紧套住盲降仪表的“十”字指针，保持准确的飞行航迹和下降坡度。
飞行员陆洪明按要求放下起落架和襟翼，注意观察跑道。
报务员王今亮及时向塔台指挥员报告飞机位置。
机械员李太福密切注视发动机工作状况。
整个飞行组协同动作，密切配合。
飞机准确地通过近导航台上空，继续下降高度，100米……80米……50米……地面雷达告诉我们航道穿得很直。约在30米高度上，飞机穿出云层能见地面的一瞬间，准确地对准跑道中线灯，平稳地降落在虹桥机场上。
顿时，客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的脸上露出微笑。代表团的同志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似心中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瞬时落了地。在虹桥机场等候代表团的上海市的领导同志高兴地来到舷梯旁迎接小平同志一行下飞机休息。
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加油后，天气仍未好转，能见度仅有三四百米，正常航班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是不允许起飞的。民航局领导考虑到这次任务特殊，特许我们起飞。我带领飞行组仔细周密地研究了处置特殊情况的安全措施，明确了分工，由我在左座亲自操纵飞机起飞。
众所周知，飞行过程中最容易发生事故的环节是起飞和降落阶段的11分钟。为此，我特意到跑道上实地观察能见度、跑道灯和跑道中线灯，决定借助跑道中线灯来保持方向，按仪表指示离港。
一切准备就绪。我从容、镇静地坐在驾驶座椅上，冷静思考，目视前方，就像一次普通的航班飞行。我默默叮嘱自己：集中精力准确完成每一个技术动作。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我启动发动机。飞机缓缓地从停机坪滑向跑道。
整个机场仍然笼罩在浓雾之中，往常一眼就可以望到尽头的跑道，这会儿似乎变得格外的短。我左手握住驾驶杆，右手紧握油门，双眼注视前方的跑道中线灯，逐渐加大油门至起飞功率……飞机开始增速滑跑……50米……100米……200米……当仪表指示到起飞离地速度时，我轻轻一拉驾驶杆，飞机腾空而起，划破重重迷雾，飞向蓝天，安全地上升到飞行高度。
2406专机离开上海后，随即转弯，驶入太平洋上空。刚才还在大雾中穿行，一片迷茫，转眼却是另一番景象。蔚蓝的天空、湛蓝的大海向我们敞开宽阔的胸怀。
太阳渐渐地消逝在西边的海面上，洒下一片金色的余晖。飞机与太阳反向而行，我们到大洋彼岸，再一次迎接新春的黎明。
……
通常，上海至东京航段，是大气环流经过喜马拉雅山，分为南北两支高空急流带在此汇合，顺风很大。奇怪的是，这一天高空顺风很小，有的航段还遇到逆风，加之安克雷奇下了中雪，飞机除雪又耽误了不少时间。尽管飞行组竭尽全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间仍比预定时间推迟了1小时30分。
美国方面非常热情，卡特总统专门派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在安克雷奇迎接中国贵宾，共同前往华盛顿。
一架尾翼上涂有醒目的五星红旗标志的中国民航波音707专机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徐徐降落，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等亲临机场迎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一行。
经过一昼夜的长途飞行，小平同志走下舷梯时，依然神采奕奕。他身着灰色制服深灰色大衣，没戴帽子，顶着凛冽的寒风，面带笑容地走下舷梯同蒙代尔副总统和夫人、万斯国务卿和夫人等一一握手，向前来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
机场上，400多欢迎群众冒着刺骨的寒风，手中挥动着中美两国的小国旗，热情迎接中国政府代表团。全美华人协会的一条用中文书写的红色横幅格外醒目——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
卡特总统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来访十分重视，做了精心的准备。三个星期前，他便详细地审查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邓小平副总理。与平素不同的是，白宫并没有立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也没有大摆国宴招待来宾，邓小平一行从机场直奔布莱尔大厦下榻。
美国人知道，中国人在正月里有串门的习惯，正月又是招待客人的季节，客人来了，总要摆家宴接待，以示热情。在接待活动的安排上，卡特总统别出心裁，力图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卡特首先安排邓小平出席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家庭晚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更何况布热津斯基是邓小平的老朋友，去年布热津斯基访华时，邓小平曾为他举行了丰盛的宴会。这次邓小平访问美国，首先由布热津斯基回请，显得更重礼节，更有情趣。
邓小平对这样的安排十分满意，津津有味地品尝了布热津斯基夫人特地为他烹制的典型的美国风味菜——烤牛肉。
29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天气晴朗。上午10点，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陪同下，缓步走上检阅台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美国上空回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副总理在白宫举行了会谈。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举行盛大的国宴，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宴会厅里装饰着特地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色彩艳丽、馨香宜人的山茶花，为晚宴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韵味。很显然，这又是卡特总统精心安排的。这种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参加这次宴会的约150多人，宾主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欣赏了乐队演奏的美中两国的民间乐曲。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三家美国电视台转播了这次被称之为“全世界多数人所注视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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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政要专机的绝密飞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7月版，定价：26.00元。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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