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共产国际工作的时候，我曾参加过苏联共产党的清党活动。这类似我们党后来的整风。
清党是怎么一回事呢?列宁曾经说过，我们苏维埃是很集中的政权，如果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那是不行的。所以他主张采取两条措施：一条是要搞个工农监察院，来监督政权机关，防止腐败行为；再一条就是清党。据说，在这以前已经搞过几次。我离开苏联之后是不是还搞过，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只参加过这一次。
怎么搞法呢?先从中央委员会开始(也有一种说法说政治局委员不用参加)，然后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地往下滑，让有关的干部、党员、群众都参加。每个机关的清党由上级党组织中已经被审查通过的负责同志来领导，从第一把手开始，逐个地向到会的群众交代：什么时候入党，做过什么工作，有什么成绩或贡献，建立过什么功勋，犯过什么错误，特别是原则上路线上的错误，怎样纠正的，纠正后又做过什么工作，又犯过什么错误……就这样一直讲下来，全面汇报。然后由到会的人发言评议或批判。每个人都可以发言，不论职位高低，甚至非党群众都可以上台发言，被清的党员坐在下面听。
事隔几十年，很多内容我都忘了，但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有个出版社的编辑，还是主编。他看人家的稿子，说这稿子不行，退回去；但实际上却暗中把稿子里的论点抄下来，自己弄了篇文章，把这些论点写进去。现在被揭发出来，说这是盗窃人家的劳动成果，是一种剥削行为，用今天的说法，算是一种不正之风。于是就调查、找证明，后来查明揭发属实，是剽窃人家的文章，而本人还不承认，结果被开除出党。
在处理上有这么一种分别：如果是工农出身，或是在地下工作年代入党的，犯了错误给以批评、警告比较多，开除的比较少；如果是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人，即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入党的人，犯了错误容易被开除，因为这些人都是没有经过革命烈火锻炼考验过的。那些在地下工作年代被抓过，坐过牢的，如犯了错误，一般都只批评纠正，党籍比较稳定。
我参加的这次清党，约持续了半年，每天晚上从开始到结束，约需要三个钟头。白天要坚持工作，晚上又要开会，会场除了发现有特殊事件或批判特殊有地位的人物外，是比较沉闷的。
外国同志，如果转为联共党员，则必须参加；如果没有转为联共党员，而只是兄弟党的党员，则可以参加，可以发言，但无表决权。
关于苏联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那时人家告诉我，也经历了一些发展变化。在革命初期，对知识分子是特别看待的，尤其是对高级知识分子如教授等，一般认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谋臣策士。十月革命之后，大量的知识分子逃跑了，主要是去欧洲，中国也有，中国人称这些人是白俄。其实他们不是白俄罗斯人，而是与红色革命政权相对立的白党。不过白俄中并不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贵族地主及其家属子女，只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
列宁当时对科学院(知识分子的最高集团)的估计是“反革命的大本营”。按这样估计那就该把他们逮捕起来吧!不，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常代表俄国出席国外的学术会议，是国家在某一方面的学术代表，关起来不是好办法。因此列宁的意见是对他们采取“封闭疗法”，具体方法是：允许科学院的人在科学院之内发表反对革命的言论，但不允许到科学院以外的场合去讲这种话。其中最特别的是当时的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当学生去听课时，他先骂一通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然后才讲课。学生中有些共产党员，领导上事先都给他们打招呼：他要骂就耐心地让他骂，骂过之后就会正式地讲他的生理心理学了。他是很有名的人物，思想很反动，学术上有成就，大家都这样认为。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对科学院的院士大概也是采取这种封闭政策。不过，在我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听说过，斯大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重视技术，争取技术人才。我回国后，听说苏联对知识分子有新的提法，争取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在起草新宪法的时候说知识分子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后来，我在监狱中还看到一本旧的《东方杂志》，上面有莫洛托夫与巴甫洛夫的合影照片。这时巴甫洛夫已很受重视，作为苏联科学界的领袖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
1932年，我到黑海去休养的时候，碰见一个俄国编辑，带着老婆和一个孩子。他看到我时问：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做党的工作。”
“在工厂吗?”
“编辑杂志，写写文章。”
“啊!我们是同行。”
他说：在我们俄国，革命初期，对知识分子是很严厉的，要划清界限；现在逐渐重视起知识分子来了，大家已逐渐对知识分子比较理解了。这时是1933年，在斯大林宪法公布的三年以前。
我已在莫斯科住了三年多，俄语也可以讲了，如果我自己不申请回国，领导不一定要我回去。
我是自己主动申请回国的。当时的青年共产国际负责人策马丹诺夫在审批之前还同我谈了一次话，问我为什么想回去，我说：我怀念我的祖国，那里的革命同志都在艰难地工作着，战斗着，我怀念他们。他说：你关心自己的祖国，关心祖国的革命事业，关心革命的同志们，这很好!我同意你回国。但注意一点，不要对别人讲，说你要回国了，对自己的同志也不要讲。
又过了两三个月，才正式通知我做准备，是秘密地回去，不办护照，这样可以省很多经费，不过，就是拖的时间长。至于动身的日期，还需要等待。
正式要通知我动身的时候，我去找王明，因为这时他是代表团团长。他们夫妻俩都在房间里，那时都把他老婆叫小孟。我说我要回国了，他说他已经知道了。他把我领到走廊角落里同我谈：他说你要回去，好。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交代给你，回去后转告党中央。就是现在我们在战略上需要有个大的转变。我们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打了好几年了，现在看来，他们消灭不了我们，而我们的力量目前也消灭不了他们，因为他们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长期这样打下去，就会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他们已经侵占了东北三省，现在正在逐步侵占华北。很明显，这样打下去对中国人民不利。所以现在要改变一个策略，就是要同国民党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这样的策略是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目前我们坚持要打倒国民党，而蒋介石就说：他们本来是想抗战的，只是因为共产党在后面打他们，他们腾不出手去抵抗日本。这样，对中国人民不利，而且很多人也不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所以应该从战略上做个大的改变，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我问他：“组织统一战线，我们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如果蒋介石要领导我们，要我们服从他的指挥，怎么办?”
“这个，我们要采取让步的政策。我们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的人士，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声势，逼着蒋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战。”
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主张很对，是个很大胆的战略上的转变，就说：“你是不是打电报去，或者用文件寄到国内去?”
“我们共产国际的联络局很不健全，常常拖的时间很长，而且往往传达得不够全面，或不够清楚，所以还是专人口头传达比较好。”
“这个意见我是接受的；不过，我不清楚，这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呢?这一点我应该知道，并应该向党中央说个清楚。”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当时在中国党内，共产国际的威信比党中央的威信还高些。我想，既然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党中央会听从的，就答应一定传达，而且我心里也相信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不要做亡国奴。
我们两个人就在这走廊角落里约莫谈了40分钟，这是我和王明谈话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我又去找米夫辞行，我问他有什么新的指示要我传达。他沉吟片刻，就摇头说：“没有……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吧!”我心里这时就有点怀疑，为什么他就不讲王明的一套呢?也许这事还没有正式成为决议罢?
我第一次同党中央机关接头并陈述了国际的战略决策。双方对了约定的暗号，认为是自己人了，才开始做有内容的谈话。
他问我：“你回来多久了?”
我说：“回来已十多天了，等得不耐烦了。我还担心你们出了问题呢!”
“出了问题，公安局还不派人来把你抓走了吗?”
我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小，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用木板隔的。
后来我说：“我希望同党中央直接见面，有些重要的话要同他们谈。”
“据我所知，党中央连团中央都搬到江西苏区去了。上海这里只有党中央局和团中央局。你是想请党中央局派人来同你谈话吗?”他说。
我说：“他派人来这里也可以，或者指定一个地方我去见他也可以，因为共产国际有重要的指示要传达。”
“那么好，我帮你转达上去，至于时间地点让他们决定好了。”
三天后，人来了，先对了口号，他就问我：“国际有什么指示?”
我说：“从离开莫斯科到今天同你谈话，时间已经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了。在我行前，共产国际拍了一封电报，关于当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做了分析和指示，这个电报你们收到没有?”
他瞪着眼睛想了一下：“没有什么电报!”
我说：“这封电报很重要，也许你们没有接到，也许接到了没有仔细看，你回去再查一查吧!我临走之前，王明同志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他说‘已经有电报打去了，但是国际联络局工作很差，所以恐怕他们没有收到’，因此要我负责详细转达。而且我还问过王明同志，‘这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他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接着，我就把那次谈话的内容说一说：
“……王明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就说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非常重要，虽然转变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要仔细商量，而且转变的时候也许会有若干的困难，或者在我们党员中、部队中有抵触情绪，但是这都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克服和解决的……而且这些话王明同志说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希望中央好好讨论做出决定……”
他很仔细听完了我的话，中间也做了一些扼要的记录。然后他说：“我将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中央。至于电报，我回去再查一查。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再来谈一次。”
过了几天，他第二次来了。他告诉我说：“电报已经查到了。但是说得很简单，意思也没有说清楚。我们已经把你这个意思转到江西中央去了。这样大的战略方针的转变，我们也得要向江西苏区中央请示。”但我转达这个意见以后，并没有被党、团中央所接受。而我也没有勇气坚持这个意见。结果使得党的奋斗目标同广大人民的要求脱离，这就是我们党在江西打败仗，在国民党统治区连续遭到大破坏的最根本的原因。联想到自己对于这件事没有负起责任，没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而是生怕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这也是我应该引以自咎的。
（摘自《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定价：30.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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