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将迎来巴金老人百岁华诞。全国文艺界都在准备热烈而隆重地庆祝老人的期 颐大庆，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和许多出版社、报纸、杂志都在制定包含多种活动内容的计划和安排。其中有一项是展览陈列老人已出版著作的各种版本。
我就想起十年前出版的一种特殊的、新颖的版本——巴老晚年力作《随想录》的线装本。
《随想录》第一篇《谈〈望乡〉》发表在1978年12月的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距今已整整二十五年。197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第一卷《随想录》，收入三十篇。其后十年间，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印行过五卷单行本、合订本、特装本共九种版本。我未曾统计九种版本一共印了多少册，反正市上早已不见踪影，想买也买不到了。若是哪一次书市或者义卖活动中偶尔出现几本，绝对会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精品。这本作者用生命写下的书，越过时间的风雨，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愈来愈被人们深刻认识，愈久愈闪耀金子般的光辉。
十年前的夏天，人民日报老记者、已故的夏宗禹兄来商量为《随想录》再印一版线装本，作为巴金老人九旬大寿的贺礼。宗禹兄从报社离休以后，受华夏出版社委托，一直忙着编纂一套大型的《君子书》，即弘一法师，丰子恺、叶圣陶、马一浮四位大师的诗书墨迹丛书，由浙江富阳古籍印刷厂印制。这套书内容和印刷装帧都臻上乘，被人视为珍品，爱不释手。我们觉得，如果也为《随想录》出一版线装本，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这种版本，若是从经济效益着想，肯定要赔钱的。但是出版社和印刷厂出于对巴金老人的衷心尊敬，出于对说真话的《随想录》的感佩，义无反顾地承担下来。同样基于这种心情，一连串繁琐细致的编辑、校对、照相制版、印刷、装订(而且是线装书)工作，都在有限的日子里倒计时地一一完成。宗禹兄一次次奔走于京、沪、杭三地，仆仆风
尘，不知疲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一定赶在老人华诞之日献上这份礼。这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千千万万读者、献给多灾多难的民族的老作家，他最需要的不是什么庆典，不是什么颂词、鲜花和蛋糕，而是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书。那些时候，不是有人阴阳怪气地散布什么“讲真话不等于讲真理”的怪论吗?不是居然还有人将污水般的唾味吐到老人身上吗?真理毕竟是真理，任何权势也是改变不了的。正应了那两句被人们多次引用的杜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到深秋，大家的心愿终于成为现实，线装本的《随想录》终于印出来，印刷厂派出专人专车，将第一批书从富阳运到上海，送到巴金老人手上。老人的兴奋喜悦可以想见。他将第一套样书送给题写封套书签的冰心老人，委托正在上海的夏宗禹兄用最快的方式送到北京，还在扉页上写了几行字：“冰心大姊：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九十朵红玫瑰，更谢谢您的题定。现在书印出来了，看见您的字仿佛见到您本人，我真高兴。托人带一套给您，请您接受我的感谢，分享我的快乐。巴金”
我受巴老和宗禹兄的委托，一拿到由特快件送到北京的书，立即专诚送去西郊民族大学冰心老人寓所。老人住院两月后才回家不久，身体还比较虚弱，见到线装本，她高兴得不得了，反复摩挲，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她戴上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巴公写在扉页上的短简，读了一行，抬头问我：“他怎么会知道我要送九十朵玫瑰?我的缎带刚写好，作协的人明天才来取呢。”说罢，就催家里那位大姐展开两条红缎带，上面写着：“巴金老弟九十大庆，冰心欣贺”。
老太太真是童心未泯。她不知道九十朵红玫瑰的信息几天前已经传递到上海了。
她们家的“一等公民”咪咪，老太太说它是“人来疯”，这时纵身一跳上了书桌，在那套线装本边摸摸闻闻，不想离开。老太太轻轻爱抚它全身白毛：“你也想看看这套书?”
巴公在书里夹了一张照片，是当年七月在四湖边休养时所摄。老太太将照片立在面前，左看右看，高兴地笑起来：“你看他笑得多开心!”
停了一会儿，她轻轻地说：“他活得太累太苦了!”
我不禁恻然，默默咀嚼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巴金《随想录》，浙江富阳古籍出版社印刷，199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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