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非常喜欢哥哥孔令华。哥哥和李敏的婚事，是毛主席1959年8月在庐山开会会见贺子珍时告诉她的。贺子珍说我已经见过了小孔，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毛泽东还告诉贺子珍，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李敏和哥哥办婚事，贺子珍听后很赞同。贺子珍革命一生，命运坎坷，女儿能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是贺子珍最大的精神安慰。这位革命的老妈妈也像许多普通的母亲一样疼爱女婿。她亲切地叫我哥哥“小孔”，她希望哥哥经常能在她跟前。
我是1963年底第一次见贺子珍，当时是为了送继宁去上海见外婆。哥哥和李敏那时忙于工作学习，就把他们这个惟一的儿子放在我父母家，由我们家照顾。贺子珍很想见到这个外孙，她非常疼爱他，工作人员去送她不放心，指定要我这个当姑姑的送。贺子珍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这还是陈毅当市长时给她的房子。我到了上海贺子珍的住宅，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中外驰名的井冈山的女将军。她待我很热情，再三地要陪我去上海几处名胜地方转转，但我因为当时工作繁忙，不能多住，星期六晚上到了上海，星期天晚上就得赶回工作单位。那个年代正是学雷锋的时期，大家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贺子珍也能理解我要走的心情，星期天傍晚急急忙忙带我到黄浦江边转了一圈，当晚我就返回了南京。当时我在南京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工作。多年后，有人问我去过上海没有，我只能说等于没有，只是贺妈妈带我在黄浦江边转一圈，并给我介绍说那个公园在旧社会时入口处写着“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使中国人民受尽了侮辱。今天解放了，这里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公园，可以随便出入。此次上海之行给我留下的惟一深刻印象，就是贺妈妈给我说的话和她那朴实、亲切、通情达理的神情，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尊敬也很喜欢她，都叫她姨妈。
1971年夏秋交替之际，贺子珍在青岛疗养，哥哥和李敏去看望她老人家。到青岛没多久，他们就听说江青要来青岛，要把贺子珍赶走，还说是周总理的安排。我听说后很不理解，偌大一个青岛为什么江青要来住，贺子珍就得走呢?此事一直到四人帮揪出后，我才弄清楚，原来是江青大耍淫威，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就非要去不可，并扬言谁也阻止不了她想要去的地方。可能是周总理怕出意外，才安排贺子珍返回上海家中。回上海后，贺子珍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去世，他的妻子继任总统，贺子珍就对哥哥和李敏说：“这个总统夫人把总统害死了，自己当总统，江青像这个总统的妻子，也是个野心家，她也会害死毛主席的。”
贺子珍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后哭了好几天，情绪极为低沉。这段时间在上海的贺子珍不分昼夜往我家打电话，这些电话都是我接的。贺子珍妈妈抱怨说李敏和哥哥没有照顾好爸爸毛泽东，毛主席是被江青害死了。后来，当李敏和哥哥去看望她时，她一面哭一面说：“你们的爸爸去世了，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边，他，好可怜啊!”她再次埋怨李敏和哥哥，不该搬出中南海，没能很好地照顾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的。又说要告诉宋任穷、叶飞等老同志要注意安全。李敏和哥哥在主席的治丧活动结束后又马上奔赴上海，守候在贺子珍身边，他们怕老人家经不起这个打击。
想不到老人家在悲伤流泪之后变得非常镇静，她整天不吃饭，只哀痛地对哥哥反复地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贺子珍妈妈怎么能知道江青“四人帮”之流对李敏、令华哥哥的迫害，根本就不让他们接近主席又怎么可能照顾主席呢?1978年，我陪同父亲到上海参加一个追悼会，顺便去看望了贺子珍和哥哥与李敏的女儿东梅，这时的贺子珍妈妈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让人担忧了。
我第三次见贺子珍是1979年。
1979年秋天，贺子珍一生中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这位井冈山秋收起义时的女英雄，全家都参加了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中是有名的贺氏“三兄妹”，她的父母也是为革命牺牲的。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本来她早就可以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首都居住，我曾听哥哥讲1949年毛主席有过要把贺子珍接到北京的想法，也与岸英商量过接贺子珍妈妈到北京。此事是主席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去办的，不料贺怡刚将贺子珍接到天津，康生就派人告诉贺怡，如果要接贺子珍到北京，就要开除她的党籍。贺怡是一个武将，是毛泽潭的夫人，被敌人抓后关进监狱，受了很多磨难，才回到了部队，自然把党籍视做自己的第一生命，此事只能留下历史的遗憾。由于江青对贺子珍长期迫害，致使贺子珍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1979年秋天(9月中旬)，我陪同父亲、母亲和哥哥、李敏去飞机场接贺子珍。那天到机场接贺子珍的还有她的战友康克清、曾志等人。301医院来车把贺子珍直接接到了医院，医院安排贺子珍住在南楼高干病房。301医院离我家不远，我陪父母亲经常去看望她，哥哥和李敏经常守护在身边，贺子珍妈妈感到了晚年的幸福。
贺子珍来北京最大的愿望是要瞻仰与她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中生死与共相守10年的毛泽东的遗容，毛泽东是她一生的精神支柱。
哥哥和李敏陪同她到毛主席纪念堂，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当贺子珍见到主席遗容时，满面泪水横流，久久不肯离去……
贺子珍妈妈在北京301医院住了一年多，由于哥哥和李敏的精心照顾，她非常开心。每次我们去看她，她都笑容满面地问长问短，还经常和我们掰手腕比手劲，她想到病好后还能为党工作。女儿女婿和孙子们能在她的身边，使她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她的病情已经稳定，关心她的战友、朋友、亲友都为之高兴。
就是这一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她是井冈山秋收起义的惟一健在的女同志，长期受江青之流的迫害，建议能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我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听我父亲说全国政协常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需查她的档案材料，这时才发现无论上海还是北京的中组部都没有她的档案材料。这个从1926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竟是一个没有档案的黑人。这是江青一伙人一手遮天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抹掉。当时参加通过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常委们都义愤填膺，为贺子珍打抱不平，大家认为江青对贺子珍这样的迫害是最毒辣的一手。
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报纸上发表了她和外孙女孔东梅的照片，人们到这时才知道这个隐姓埋名几十年的贺子珍还活着。四面八方的人来信询问贺子珍的情况，有的跑到北京来看望她，特别是她家乡永新的父老乡亲更是念念不忘为国为民打天下的女司令，他们纷纷来北京看望了贺子珍。在永新，人们还给她立了塑像纪念她的丰功伟绩。
贺子珍盼望、等待了一生才来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与她惟一的最亲爱的女儿、女婿团聚，她想久住北京欢度晚年。但是，根据组织的安排，贺子珍最终还是回到上海养病。
多年来，在医生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已经稳定，好些时，她就回到湖南路262号家中住，犯病时就及时住进华东医院医治。但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贺子珍一病不起，病情不断加重，她痛苦地和疾病斗争着……
1984年4月15日，哥哥正在照顾生病卧床的李敏，中办突然来电话通知说贺子珍病危，并说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要李敏、哥哥全家马上到上海去。李敏急忙爬起来，哥哥扶着她上了汽车。飞机到达上海后，他们一家直接到了华东医院。他们天天看望贺子珍，守候在她身边。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时，就高兴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大家以为她的病情好转了，谁知道这只不过是回光反照。18日晚上病情突然恶化，体温连续两次升高，人又处在昏迷之中，医生们紧张地进行抢救，哥哥、李敏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弱，心电图再也不显示，她终于离去了，享年75岁。
亲人们拥到她的床前，悲痛万分地流着眼泪，向她的遗体告别。哥哥非常悲痛，李敏哭得气都回不过来。贺子珍的后事怎么办?哥哥和贺敏学(李敏的舅舅)给我父亲打来了电话，让我父亲想办法向当时的中央领导说明哥哥、李敏和亲属们的意见，因为她的女儿、女婿在北京工作和贺子珍本身的具体情况，应把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接到电话后，我即刻陪父亲去找了习仲勋同志，讲了我们的意见：一、把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二、贺子珍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又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与我党领袖毛泽东相伴十年，对革命有特殊的重大贡献，应在报上发表消息和简历。
习书记很快向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报告。在这之后几天，组织通知哥哥和李敏批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贺子珍去世的消息，并在消息中简要地介绍了贺子珍的简历。
贺子珍的骨灰运到北京时我陪同父亲去飞机场迎接，哥哥抱着贺子珍的骨灰盒与李敏一起走下飞机。我和父亲看到这种情景心情十分沉重难过，把他们送到地安门家中，大家一路无语。
第二天，我陪同哥哥和李敏一同去八宝山安放贺子珍的骨灰。好多老同志从报纸上看到贺子珍去世的消息，把电话打到我家询问如何参加追悼会，然而我们无法奉告，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众多的人都自发地来到了八宝山悼念贺子珍，她毕竟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她的战友、生死与共的朋友、同志大都在北京。
从贺子珍生病到她最后离开人间，哥哥尽了最大的努力，关心和照顾，如对亲生母亲，胜过亲生母亲，为贺子珍送了终，可算尽到了孝心。为了贺子珍晚年能愉快幸福地和他们生活在北京，他受了不少的委屈，但他能忍耐，能顾全大局。九泉之下的贺子珍妈妈也许能理解这个朴实无华的她心中的“小孔”的心。
（摘自《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海南出版社2003年3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邮编：5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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