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小凤分手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起初还暗存希望，希望她回心转意，不知从哪本书里看过，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忘记她的第一个恋人。但实际上杨小凤即使回城也没有找过我。她没有来，但她的同学却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抽烟，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同屋的老师傅回河北老家探亲去了，像我这样极少交际的人，一般不会有人来找。有时听见趿拉、趿拉的脚步声，到不了门口就消失了，即使到了门口也是拐到对门去的。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而且那么有礼貌，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女同胞。果不其然，我打开门，就看见了和杨小凤同班又曾在一起插队的李敏。她见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是她妈妈让她来的。她手里还拿着一本成绩册，记录了从初中到高中的成绩。我问：“你妈妈为什么让你来找我?”她说：“我妈妈听师院里别的同学说，你很有办法，有活动能力，就让我来找你，希望你把我调出来。”这是从何谈起？首先我交际并不广，一个工人的活动能力能大到哪去，但男孩子的自尊心使我不能实话实说，她肯定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来找我。我在一中的“名声”并不好，和杨小凤谈恋爱的事，她也知道。一般情况下，女同学了解男同学，首先是看他对自己身边的女同学如何……我问：
“东越村还剩下几个人?”
“就我一个。”
“杨小凤呢?”
“调到郊区的台村去了。”她还告诉我其余的知青不是支工，就是办病退，没有留在村子里的。和预料的一样，我说：
“你想怎么办?”
她说：“最好能调回新乡市，办病退也行。”
“这我可办不到，问题不在新乡市，知青办可以疏通，主要是温县，你们村子不会轻意放过你。”在麦映奇家时杨小凤曾跟我说过，她们的房东大新也就是狗子看上了李敏，所以我这样讲。“要不咱们分成两步走，我和杨久屯的关系不错，你先把户口迁到杨久屯，农村调农村，他们也许不会反对，等你到了杨久屯，我再给你办病退，你看怎么样?”
“怎么都行，只要离开东越村就好，那里我已经呆不下去了。”她似乎还有满腹委屈，但我却不愿意深谈，我心里也没有底，万一事情办不成，岂不是聋子的耳边响大雷——空事情。
又是星期天，我跟同事借了一辆自行车，带上李敏前往杨久屯。当时是1971年底。借来的自行车是“二八”加重型，骑起来很稳当，后座也很大，偏着屁股坐着很舒服，可是她不会偏着屁股坐，非得等我把车停稳，让她骗上一条腿，像男人带男人那样。这很不合规矩，骑在马路上别人会笑话的。骑车带女人，在前面可以坐在大梁上，在后侧着身子，是通行的规矩。我和她还没有建立恋爱关系，坐在前面肯定不合适，坐在后面又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挺可笑。
我和她一路闲聊，先来到了化纤厂。我说：“中午，咱们不要进村麻烦别人了，化纤厂的宿舍区有个饭馆，很便宜，味道也不错，咱俩在那将就一顿吧，我请客!”她说：“这怎么行，是你帮我办事!”买饭时，她掏了半天口袋，也凑不足一块钱……“算了吧，我来!”一个芹菜炒肉丝二毛六，一碗鸡蛋汤一毛三，两碗面条共一毛六，两个馒头八分钱。粮票和钱全由我出，她将自己的钱攥在手里，既不付账，也不收回。我就跟她说，“把钱收起来吧，快攥出汗来了。”她将钱揣回兜里。我们上了车，直奔杨久屯。几个化纤厂的女工在我们屁股后面笑。
大队长王振山听我说明了情况，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人来了以后如果马上“支工”，别人会有意见，但排在别的知青后面，近期能否走他说不准。另外“转队”的学生没有安家费，生活用品要自己买。我说，“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我的床和农具没有带走，安家费不安家费的，您就别计较了。”
“你这小子，还挺会算计，二队长尹占魁那儿我去打个招呼，但公社那边你得自己去跑。你做好精神准备，管知青的办公室主任赵永顺那一关未必好过，原来的李副社长已经调走了，现在他是大拿。”
这一年多，杨久屯发生了很大变化，1970年发大水时，南地被淹的农户都往北地迁。王瑛家也搬走了，路过她家门口时，只看到门上挂一把老式的锁。我告诉李敏，这户人家对我很不错。她点点头，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我也就取消了给她讲我以往故事的念头。我俩直奔公社。
不出王振山所料，知青办的赵永顺不冷不热地跟我们搪塞，一会儿说上级有精神，各县的知青不允许转入郊区，一会儿说李敏没有指标，公社不好安排。我说：“大队已经同意了，您老就抬抬手吧。”
“大队同意了，你让大队来找我，什么‘您老’，都什么年代了，要称革命同志，懂吗?”
“是，革命同志!我再一次求您了，她和你们在武岭村树的‘标杆’——魏萍，是初中同学，表现保管错不了。”我一面说，一面给李敏递眼色，让她就着我的话茬儿“顺杆爬”，可这个傻姑娘，两个大眼睛马瞪马瞪的，一句话也不说。看来光凭我们俩的能力对付不了这个赵永顺。出了公社，我跟李敏说，“过两天，你提上点东西，再来‘磨’他，我去找咱们的同学申芸，听人说，她跟一个叫国栋的人结婚了，国栋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是化纤厂的造反派负责人，赤卫队‘打狗司令部’的头子，他跟赵永顺的关系肯定错不了。”拿定主意后，我们就准备分头行事。我骑上自行车，将这位沉甸甸的姑娘从北站带了回来。到了厂门口，我问她去哪?她说：“我们家随师院搬走了，在城里没地方住，要不我还去杨小凤家?”“杨小凤家你别去了，要去就去赵玉茹家凑合几夜
吧。”
没想到的是，看似容易的事儿，办起来却如此艰难。首先是自行车人家不肯借了，我还得买辆自行车，家里那辆是“二六”型，带不了人，而且也太老旧了。买车得要120张工业卷，按工资比例是十块钱一张，我一个月的工资只能换3张半，120张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我只好花八十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车。
其次是李敏的活动能力太差。她再次来找我时，泪眼汪汪的。我问她怎么了，隔了半晌，她才说，那个赵永顺把她送的二斤油条给扔出来了，连门都不让她进。
“你也是，送什么不行，送二斤油条?难怪人家要扔。少说也得两瓶宝丰酒，或两条彩蝶。”
“那得多少钱?我妈一个月才给我五块钱。”
软磨不成，就只能靠申芸了。我和李敏好不容易才摸到申芸家，把我的意图告诉她，申芸安慰我：“你别着急，国栋已经调离化纤厂了，信倒是可以写一封，但不知管不管用?”阔别多日，申芸还是那么漂亮，和当年相比多了几分倦怠和慵懒，连说话的语气都是四平八稳的。说着说着，她就把她不满周岁的儿子抱了出来。
“哦——哦!跟叔叔笑一个……你跟杨小凤分手了?我看还是李敏长得漂亮。哦——哦!有了孩子就是累人……”
我不知道申芸“号”的是什么脉，可求人办事，就得耐住性子：“这小家伙长得多好看!既像你，又像他爸。”
听见这话，国栋笑呵呵地从里屋走了出来：
“杨小凤我没见过，小李长得就是漂亮……”接着话题一转，“我儿子的百天，有几张照片还不错，我和申芸的合影也没一张大点的，能不能拿到你们厂里去放大?你们的谢厂长我认识，说你们厂里有一台不错的放大机……”
我们厂有放大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过他既然提出来了，这件事就非办不可，不放大照片，这封信恐怕也拿不到手了。李敏被人夸得脸一阵红一阵白，一句话也插不上。
回到厂里，我就到处打听放大机的事。放大机在金相试验室，管放大机的人姓李，是个中专毕业生，他说此事他做不了主，放大机由谢厂长负责。我又死皮赖脸地找到谢厂长的家，谢厂长对我倒很热情，此时，他正在跟军代表“斗法”。进门后，他没问我有什么事，而是打开他那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让我分析一下全国的政治形势。
“小赵，你说林彪垮台后，军代表能否立得住脚跟?”
我说：“站不住脚，他们也不可能马上撤。”
“老周这个人倒是挺老实，我们两个伙计，倒没什么，就那三个军代表太讨厌，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其实是找我的毛病，想办法把我踢下台。”
我心里说：“这是你们领导之间的事，我怎么能知道。”
“小赵，你的事我可知道，你不是想入党吗?在一中你也是赫赫有名，我跟你们一中的张秉玉关系不错，他可是个人才。可他说你是个人才……现在老保和造反派的斗争已经结束了，新的矛盾就是如何巩固胜利成果，林彪的事出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和张春桥狗咬狗，几乎葬送了造反派的天下。”
这个三级工出身的厂长，还有如此之见地，真还不能小觑了他。可我着急跟他讨化验室的钥匙，却找不着插话的当口，只好抓耳挠腮干着急。
“你好好干，我并不拘泥你以前是什么派，只要干出成绩，厂里肯定会重用你!你入党的问题，老周说过，大家都认为条件不成熟，这不仅是因为你父亲的问题，和你以前‘站错队’也没关系，主要是你来厂里的时间太短，三车间有人给你下‘眼药’。”
“不会吧!老杨和老齐对我都很不错，不可能给我背后使坏。”
“老杨是个老工人，他不会说什么，老齐可就保不准了。”
我突然明白过来，他这是制造我和车间领导的矛盾，问题还在他这里，他无非是想让我死心塌地跟着他干。我现在“屎憋在屁股门上”，只好模棱两可地说：
“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工作我不会落在别人后面。”
“工作当然要干好，大批判文章也要有针对性，要有的放矢……”他说到这儿，我赶快把我想使用放大机的事说出来。“哎呀!你不早说，这算什么事!”说完又冲着他媳妇说：“去，给小赵削个苹果。”然后他把实验室的钥匙给了我，告诉我放大机锁在里屋，相纸和药都是现成的。他媳妇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了我。我刚想吃，呼呼啦啦，他们家一下子来了好几个人，我一看全是厂里那批捣蛋鬼。谢厂长看到他们，立刻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哟嗬，小谢你不简单啊，把这个书呆子也弄来了，他可是老周的红人!”
“去，别胡说。”
我趁这个机会，赶快跟他告辞，走出了好远，还可以听见他们嘻嘻哈哈的笑声。
照片放好了，一律12寸。底片的质量参差不齐，相纸又有点过期，足足折腾了我一夜，好在第二天上中班，我赶紧将照片给申芸两口子送过去。国栋看见照片非常高兴，“不错，不错，我这还有一批底片，你有空再给放一放。”我心里一沉，他妈的，真是“阎王爷不嫌鬼瘦!”逮住我没完没了。申芸有些过意不去，“铁林承了厂长的情，早晚是要还的，那些老照片还放它干啥?”两口子像是要起纠纷，我怕坏了我的事，忙说：“没什么，放照片这活儿，对我是轻车熟路，只是时间别限得太紧，我还得给李敏跑插队的事。”
国栋返身回到里屋，一会儿就拿出了一张字条交到我手里。
“我已经离开了化纤厂，拿我的信找赵永顺肯定行不通，这封信是写给刘涛的，他是化纤厂厂长的秘书，由他出面肯定行。”
我拿上这张字条就准备到赵玉茹家去找李敏。
这一周我都是中班，得充分利用。以前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说过“一个人不能因虚度年华而懊悔”。那时我把这句话想得很玄妙，觉得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境界。现在，落到实处想一想，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给女同学跑工作，也算做到了“不虚度”。至于“年华”，说起来觉得那么美，那么值得珍视，但是，真正经历起来却也稀松平常，并不那么值钱，不过是让人拨弄来，拨弄去，所以即使虚度一点也没关系。这么一想，我就像上足了发条的米老鼠，活蹦乱跳地跑了起来。我和李敏找到了刘涛，还是国栋的面子大，刘涛不敢怠慢，马上修书一封，让我们先找公社曾书记，并说赵永顺这个小子有点愣头愣脑，万一他不买账，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离开刘涛的家后，我们又往公社跑，公社的秘书说曾书记在“愚公泉”开现场会，只能上那儿找他。“愚公泉”离公社还有十几里山路，根本骑不了车，下午4点半，我还得上班，只好无功而返。
隔了两天再来，曾书记还是不在，说是到山彪，现场办公去了。我们赶到了山彪，可老乡说现场会已经结束，曾书记到市里开会去了。市里那么大，他到底是上郊委还是市委，谁也弄不清，这一天又抓了个瞎。我和李敏就这么三番五次地跑，腿肚子都给累细了，她像个秤砣似地坐在自行车的二等座上，不断地给我打气。我带着她在潞王坟一带走过了“一村又一村，过了一岗又一岗”，我就不信找不着这个曾书记。他也太“爱民如子”了，怎么就不能在办公室里呆一会儿呢。那时候公社书记都没有汽车，到哪儿只带个通讯员，和普通百姓一样骑自行车。我真是为我们党有这样一位好干部而感到骄傲!最后，曾书记终于被我找到了。
等我把李敏在杨久屯安顿下来时，差不了几天就快过1972年的元旦了。我和李敏经过漫山遍野的奔跑之后，也逐渐形成了“战斗的友谊”。
李敏在农村只是应个景，不到农忙，我不想让她去。
（摘自《即将逝去的记忆》，海南出版社2003年6月版，定价：29.00元。社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邮编：5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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