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没有别号。古代的书香门第，宅有斋名，人有别号。直到我的父辈人，还一直沿习着从氏祖传家风，父亲本是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理工科的，本名从荫檀，却有个字“紫梓”的大号。叔叔当年是在辅仁大学学文的，当然就更不能例外了，他本名叫从荫芬，但在四十年代的天津《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一些模仿“白朗宁”夫人新潮的十四行诗的诗作时，却总用其别号“陆人”的署名。中国古文化的胎记，传到了我这代人，算是“断电”了。
前几年，文怀沙老人来我家做客时，与我聊起家史，他说我的书斋也应有个名字，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叫“听风居”为好。同时，他给我起了个“微曦”的别名。文老引经据典地说出不少的依据，听起来都能自成方圆。他说“微曦”二字不仅与“维熙”谐音，还代表着死而复生、又一轮朝阳升起的意思。至于“听风居”的斋号，完全挺符合我那条“路漫漫兮”的囚徒生涯，稿尾签署上这个斋号，则一切尽在无言之中了。
当时，我虽对老人表示了真诚的谢意，但是事后我并没有兑现文老的馈赠，之所以如此，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出于我不喜欢现代的乐章里，夹杂着古代曲牌的音符之故吧!我已然是黄昏斜阳年纪，以初升的朝阳自喻，有孟浪过度之嫌；“听风居”的斋名虽然与我的生活十分贴切，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历史泥泞之路的人太多了，索性作罢。
尽管如此，我不能不认知怀沙老人的古文底蕴深厚。“听风居”的斋名，就起得十分得体。风是什么?它原本是天宇间的自然产物，记得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与几个文友踏浪南海西沙，在一个方圆不到两公里的“鸟岛”上，我曾读到过守岛战士写在黑板上的一首诗，标题就叫《风》：
什么是风
什么是风
它来无影
去也无踪
小草低头
大树鞠躬
海浪翻卷
那就是风
当时，我为这首小诗十分动容。我想那是守岛战士不断接受台风洗礼，而抒发的内心感触。他写的风，与昔日中国土地上政治台风，有着绝对的相似，怕是在同去西沙的作家中，这首小诗给我的感触最深。如果把这首小诗寓以社会内涵，很自然地让人记起了五七年的反右，文革时代风的绝对声威。小草可以喻为庶民百姓，大树可以喻为高层百官，在那怪诞的文革暗夜，不都一起低头弯腰了吗?!以此小诗的巨大容量，来丈量文老给我起的斋号，也可算是天衣无缝，完美至极。更何况我写的一个个悲情故事，大都是与中国的“季候风”密不可分呢!
我生性木讷，可能是我谢绝斋名的根本原因。我喜欢默默耕耘的牛，而不喜欢斗牛场上的牛。我想，如果标上一个斋号，若同老辈子酒店前挂上一个酒幌那般，只起个招牌的作用——读者从来不关注你的文学招牌，而关注你的酒味是否纯正。因而，我愧对文老的一片诚心了……
这是有关书斋的一段闲话。
在20世纪五十年代，我有两个书橱。那时我刚刚步入文坛，买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家里没有地方放了，便从一家卖二手货的信托商店，买来了两个硬木的大书橱。当时我的工资是每个月七十六元九角，那两个书橱，花费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不知那卖书橱的人，是个什么人家，从那书橱的质量上看，一定是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我很喜欢它，紫红色的外形，隔板都是硬木制成，因而那一摞摞厚重的书摆放进去，书橱内外都不走形。鲁迅全集自然不可缺的，其它书籍也多是古典文学作品。我把我最喜欢读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和我国作家孙犁的作品，摆放在书橱内最醒目的位置。其它作品大多是世界文学名著和我幼年时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学，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
书橱就是我的一部历史。在我身陷囹圄后，书橱中的书先是蒙尘，后来为了生活糊口，我母亲把它一本本、一部部的书都给卖了。母亲虽然是个接近半文盲的妇女，但她知道那些书是儿子的魂，但是家中的一老一小(我的刚刚几岁的儿子)，在大饥饿年代要吃饭不说，还要往劳改队给我运送食品。因而，书橱里的书便越来越少，书橱越变越空。那时候的书虽然不值三瓜两枣的钱，好在当时物价很低，一老一小喝粥吃窝头时，买个咸菜疙瘩什么的，还是有点作用的。记得，我难得有一次从劳改队回家探亲，见空空的书橱中，少了鲁迅全集和屠格涅夫的全部著作，心中顿生悲楚之情。我当真想对母亲说上两句感伤的话，可是话到唇边，我突然关住了闸门：这难道是母亲的过失吗?你为什么非要在五七年当上右派呢?当上右派以后，还不知道嘴上挂锁，又对“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说三道四，才被送进劳改队的。你把家中的一老一小弄到这个分儿上，还有什么迁怒于人的道理，真是愧对母亲和孩子了。于是我告诉母亲，不必问我什么书该卖什么书不该卖了，必要的时候，连书橱也一块卖掉。
母亲始终没有舍得变卖书橱，直到文化大革命来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候，我母亲才把那书橱卖了，当时没有人买这东西，母亲央求人家收下，劈了当柴禾烧。当时她身上已然挂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处在生死界的十字路口，一切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从此，我连书橱也没有了。我本来就是个劳改犯，还要书干什么用呢!当时我已浪迹山西，随身携带的杂什里，倒是有我五七年之前的三本著作，还有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以及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等一些书籍；到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住的窑洞被查抄，那些书被收走了一大半。我自己的著作，自然在没收之列，那几本俄罗斯作家的书，还有一本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是我费尽口舌下才得以保留了下来，跟随我继续在山西的劳改煤矿和劳改砖窑流荡。直到我离开最后一个劳改驿站伍姓湖时，我把它送给了曾经三次自杀而未遂的难友王臻。留给他这几本书的意思，是让他好好地活下去——因为那些书，都是激励人勇敢面对困境而不颓废的。
至此，我已是个没了书架和书的人——我的姓名也只是个符号，他的真名叫囚徒。
1979年重返京华后，家里成了一座空巢。室内四壁皆空，当然书和书斋就更无从说起了。历经二十年像鸟儿衔草絮窝那般，我有了近万册藏书。
在我劳改期间，我的儿子学了一手好木工活儿，环绕四壁的方形书橱，是他与木工们一块打成的。那不是当前市场上卖的那种“驴粪蛋子——外边光”的摆什，为了能装多装书而不被压散了架，不仅隔板木料加得厚厚，而且选了优质的硬木当其支柱，因而尽管那么多的书站在橱子里，书橱依然像它的主人一样，腰板挺得笔直。不过近来我对书橱忽然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因为我在打扫书橱中的积尘时，发现了有一些书籍中的赝品，也堂而皇之地端坐其中。那些往日以标语口号冒充诗歌的伪作，那种过去以官扮文装点风雅的次货，以及那些在时间磨砺下，显露出其失血般苍白的许多文本……何必让它们“驴戴礼帽——假充圣人”，也人面狗脸地和那些血肉之作，鱼目混珠地一块杂居呢?
于是我在写作之余，开始了王海的打假工作。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让我吃惊的是，越是官爵行文的“作品”，印得越是讲究豪华。比如，我见到一本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我书橱的诗集，其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标语口号的改头换面，可是在前面印上了许多官员时尚名人给该书的题词，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是与大人物的彩照合影。我把小阿姨找来，对她说：“这本书你拿到门口当烂纸卖了，不愿意卖愿意留着当画看也行，反正这权利归你了。”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印得那么好的书，您为啥不要了?”我与农村来的阿姨说不清楚，便找个借口说：“书橱负担太重了，让它轻松轻松。”
有一天，她到楼下卖给收破烂的，回来就后悔了，她说卖不到几块钱，还不如当画儿看呢，可是那里边又有文字，不是画书。因而，面对着我挑出来的另一堆书刊，她当真不知如何处理它才好了。最后还是我给她出了个主意，她妹妹在农贸市场上卖杂什，把这些书刊撕开，可以当包装纸用。她有点舍不得，左右为难了一阵，最后还是拿到她妹妹那儿去了，至于是否做了包装纸用，我没有再去过问——我心里难过的是，我们中国纸张匮乏，每年需要进口纸浆和高档纸，要花很多的外汇；而把这些进口纸张，用在了一些非驴非马之作上，不是一笔惊人的浪费吗?我还想到，书籍虽然并非价值连城的真正古董，但是它也该是有灵性的东西，那些早已死了血肉的文字僵尸，不管它印刷的多么精美，一律当垃圾清理出书斋，是件去伪存真的事情。从那时起每每写作累了，去书斋清理文化垃圾，就成了我的本能行为。
说实在的，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儿，因为自己也曾生产过文化垃圾，酷就酷在对自己也要一视同仁。当然对内对外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我把自己的垃圾从书橱里取下来，没有交由阿姨处理，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旮旯角落，以供自照镜子和警钟长鸣之用。一个没有自审意识的作家，一个从不用镜子照自己的文化人，自恋地在那儿堂而皇之的指手划脚，使人想起《唐吉诃德》般的可笑和可悲。当然，这既是书斋之内的轶事，但又是超越书斋之外的轶事，文化人的“自恋与自审”是个大话题，非这篇小文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书斋轶事，就此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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