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署名长庚的一篇短文题目，发表在1931年《北斗》杂志上。
文章写道：“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他是从《花间集》中，一首张泌的《浣溪纱》词谈起来的。词如下：
“晚逐香车进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一向以为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
鲁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要提“钉梢”这样一种为人所不屑、或不耻的行为，因为凡尾蹑于所要关注的某个对象，进行前后脚、人盯人的这种“钉梢”，除了色情的追逐、挑逗、骚扰、侵犯外，特工部门的跟踪，受委托的侦探社所进行的窥视，也属于“钉梢”的一种。
1930至1931年，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被捕，随即在龙华遭杀害。这期间，迫害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特务跟踪，也就是“钉梢”，几是常事，鲁迅为此也曾搬到别处暂避。即使如此，也逃避不了前后左右，有眼睛在注视着他。
这篇看似游戏文字的短文，其实是有感而发。
不过，他提到的这部《花间集》，却是一部中国最古老的词选，拿起这部晚唐、五代词的总集，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雪……”，到最后一首李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都是男情女爱的浓词艳曲，一点政治气息也没有，一点人间社会大千万象也看不到。只有情，只有爱，只有性，只有风月之事。
编选者赵崇祚生平不详，据欧阳序，可以断定他是一位同时代的书商、出版家，或者是资深编辑。看他的艺术趣味，倒与当代那些爱写和爱出露骨性描写的作家，出版家，不谋而合。这位编选者，对于性描写、情爱的文字、肉感的表述、猥亵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特别偏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不那么一致。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这倒也是公元十世纪南唐，后蜀文人间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的反映。
这部《花间集》辑得共十九家，达五百首，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丽的词曲，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一部除了情爱以外，别无他物的纯软性读物。一言以蔽之，情之外无他物。着力于华丽文字，热衷于浪漫情致，诗人养尊处优，社会现实不屑一顾，躲进象牙之塔，民间疾苦置若罔闻，在这样一种文学时尚引领下，唐五代的半个世纪里，黄钟大吕之音，大雅国风之作，昂扬振奋的名篇，激动人心的史诗，是交了白卷的。
从《诗经》起，历代都有类似的诗文选家。所有从事这一工作者，都希望选文达到既无遗珠之憾，也无鱼目混珠的尽善尽美的境界，更希望所选篇目，综合在一起，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全面文学风貌。我也干过这个行当的，深知选准选好选得完善之难。因此，限于水平，限于意趣，选家可能有所偏爱，会有窥豹一斑的疏漏遗失，但也不至于缺乏最起码的公正，不至于发生一得之愚的以偏概全现象。然而赵崇祚编的这部《花间集》，却使后世读者看到一个不真实的唐、宋之间的五代，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我在想，公元十世纪的前半叶，没有大批艳情诗人在炮制，没有大批绮丽诗篇在风行，更主要的，没有这位一门心思集香艳词大成的赵主编，在他的“操作”和“炒作”下，这部《花间集》，恐怕也难问世；写书是作家的事，出书可是出版家的事。但我觉得应该引起思索的，是这位出版家坚持只选同类项的作品，其它一概忽略不计，如此理直气壮的，甚至有点病态地表现出他的偏嗜，就不仅仅是一时的文学潮流，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之然了。
当时是怎样的风气呢？欧阳序受“卫尉少卿字弘基”（是否即为赵崇祚，已无考）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序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佚，放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这一时期上层社会，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至士大夫的风尚。
时尚一旦形成，风气推波助澜，必然要发生好的或坏的影响。文学，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不可能自外于社会，因此，好的周围环境，文学会随着发生良性的变化，反之，腐朽没落的时代，奢靡淫佚的社会，也会给文学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花间”之流风所及，第一，先左右作家的写作，第二，就要左右读者的阅读，第三，读者的阅读趋势，促使作家生产适销对路的作品。于是，赵崇祚这样的生意人、出版家，应运而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也一窝蜂地跑到书店里去买这类谈情说爱的作品。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又反过来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好像五代十国那个时代，真如欧阳序在书序中所言：“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是一个伊甸园式的无忧天堂，那当然是这位舍人的自说自话了。
其实，唐末，至五代，至宋初，是一个战乱频仍，打得不可开交；灾害不断，老百姓苦难深重的时代。唐末、五代之人食人现象，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之一。所以，《花间集》中那些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快乐男女，不过是闭着眼睛，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就以《花间集》这部书的自身命运而言，也证明那半个世纪的战乱，对于中原和长江流域一带的毁坏，到了山河颠覆、荡然无存的程度，绝非花间派诗人笔下所写的那个甜得腻人的样子。五代的《花间集》版本，到了宋代，就绝迹了。近人李一氓是研究《花间集》版本的权威，对于“赵崇祚”与“卫尉少卿字弘基”，为一人，为二人，宋人都讲不清楚，对此，他感到纳闷，不由得发出宋人“已不能详五代时人时事，殊可异”的感慨。由此看到那个真实的饱受战争荼毒的五代，绝非《花间集》里那个莺歌燕舞，花好月圆的世界。所以，南宋诗人陆游，为现还存世的宋版《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这种发自文人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陆游是饱经忧患的爱国诗人，他对五代文人能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那样优哉游哉的文字，感慨良多，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宋史· 欧阳修传》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的失语。
这种潮流所向，裹挟所至，有时候连大家、名家也会造成良知迷失，失去自矜自持，而随波逐流。大文人韦庄的悲剧，就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例子。晚唐诗坛重镇的他，由唐至蜀，成为王建门下要客，视作心腹，官场得意之后，竟把自己当年那首发自内心，控诉唐末战乱，反映现实生活的长诗《秦妇吟》（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看起来，健康的文学潮流，能够推动文学的进展，但流行的，并不等于是有益的文学风气，有时也会阻碍文学的进展。来到蜀中的韦庄，见大家都香艳，也不得不随之香艳，而且，他一香艳，“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潘郎”，果然超水平发挥。
现在已经难以了解，官做到吏部侍郎平章事的韦庄，要悄悄地藏起《秦妇吟》的底里。我想，很大可能是，他觉得这首具有浓郁时代特色，与人民心声相通的作品，与当时极尽“流宕”和“无聊”之能事的蜀中文风大相径庭，于是，不但不自诩因此诗成名的“秦妇吟秀才”这个雅号，也不将此诗编入他的《浣花集》中，到了晚年，甚至讳莫如深地不许子孙再提此诗。直到本世纪初，这首不见天日的诗篇，才在敦煌石窟中重新被发现。
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是需要作家、诗人、出版家、书商、编辑、选家共同体现出良知和责任来精心营造的。
千年以前的《花间集》，处于唐诗、宋词，中国文学两大峰巅期的中间枢纽地位，花间派诗人在艺术上的独特价值，对于文学的贡献，仍被后人推许。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诗到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陆游在跋二中也承认：“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而不能彼，未能以理推也。”
花间派诗人的艺术成就，是经得起岁月推敲的，而时下那些靠“操作”出来的热闹，多少属于胡闹，靠“炒作”出来的红火，基本属于虚火，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学泡沫而已。这恐怕也是时下某些出版社和书商不择手段的做法，也包括某些作家迫不及待的下流行径，令人不齿的原因吧？
读《花间集》，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人民之短，如果给自己一点启示，明白该借什么，该鉴什么，或许不无价值，也许有所获益。那样，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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