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杂志《视与声》的主编尼克·詹姆斯认为，作为作者型导演最主要的阵地，戛纳今年受到了文学改编作品的强力攻伐。

　　在詹先生看来，对文学原作的选择常常是出于一种露骨的商业策略，而非艺术上的追求。他说：“毫无疑问，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好莱坞和英国电影工业的一大部分，都已经开始依赖于文学原作。这可以减少［改编后的］电影的冒险性，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对其原作有所了解了。”

　　不过，詹先生说，好小说拍不出好电影，人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惊了。尽管有些导演是例外，如波兰斯基和科恩兄弟。

　　英国导演拉福斯·诺里斯说，在执导别人的作品前，他从未有过犹疑，因为写作是“一种我不具备也没指望能具备的技艺。”他说，“作家导演的传统正是戛纳的伟大传统。在欧洲［大陆］，导演被视作全能人物，这在英国就不行。”

　　诺导说，这事关文化差异，“事实是，我们有过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伙计，他太优秀了。在英国文化中，作家的力量是极为深厚的。”

　　《综艺》杂志的女评论家莱斯莉·费尔佩林认为，没有必要把文学改编对纯电影的大举进攻看得太严重。“最伟大的导演们完全可以转化其素材，以自己的意识洗去其铅华，创造出全新的作品。有些导演几乎是把素材当成对手。”她说，哈萨克斯坦导演达列山·奥米尔巴耶夫带来戛纳的电影《学生》，就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名作《罪与罚》的重新解读。“这是导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一次交谈，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非常忠实于文本……有人说文学改编是一种不纯粹的电影，我当然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