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说，“冰山”到最后的出现，是我写这首诗之初没想到的。但它就这样出现了。诗中的种种元素最后合成的这个意象，揭示了一直隐现在这首诗中、也隐现在那个时代中的某种巨大的、谜一样的东西。也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惊异之感，才能写出一种永恒的宿命。这首长诗的最后两句是：“一切都消失了/只有那冰山，仍在为一个孩子升起”。

　　这就是“诗之真实”，它不同于对历史的记录。当我这样回答，莎拜因女士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但怎样来写历史，我想我做的，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说实话，比起一些德语作家、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我们中国作家是欠了巨大的债的。当我这样说时，我发现顾彬也在点头。是啊，他很了解这一点。

　　因为是在萨尔茨堡附近，我在访谈中还回顾了数年前在萨尔茨堡访问特拉克尔故居的经历。诗人故居距莫扎特故居仅几百米，但却鲜有人至。当莎拜因女士问我为什么要来访问特拉克尔故居时，我回答：“因为他在等着我。”我这样一回答，台下的听众都笑了，还有一些人鼓起掌来。是啊，我还能怎样回答？如果我没有感到他在那里“等着我”，我是不会去的，更不会与墙上那一双深邃、神秘、充满了某种悲剧性力量的眼睛久久地对视。我想，这就是我要对听众讲的话：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虽然有着语言、文化、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但说到底，天下的诗人都出自“同一个灵魂”。莎拜因女士通过顾彬还知道我为翻译策兰做了大量工作，她问我为什么对这位德语犹太诗人如此感兴趣时，我这样回答：“比起特拉克尔和里尔克，我感到策兰更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或者说，我要通过翻译把他变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

　　听众对这样的访谈报以热烈的掌声。看来这种朗诵与访谈交叉进行的方式，也的确有助于交流和互动。我的“节目”的最后，是朗诵《田园诗》，它描述的是我在京郊的乡村路上目睹一辆运羊车在风雪中远去的情景，莎拜因女士说她读了很感动，“这里的雪山下也有很多羊，你最后就读这首吧。”我照例是用中文朗诵，顾彬读德文译文。当他朗诵时，我也被他那深沉而又充满劲道的声音吸引住了，尤其是当他手推落在鼻梁上的眼镜、抬头凝望远方之时，我不禁又回到了这首诗里的情景，是啊，那在风雪中消失的运羊车！有人说这首诗是写对动物的同情，仅仅如此吗？不，它所写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四

　　现在想想，除了在路上和在维也纳逗留外，在劳瑞舍，我其实只待了两天（文学节21日开幕，因家中有事，我是23日才到的）。但是这两天，就足以让我好好“消化”了。在那里，我不仅受到了“雪的款待”，和与会的一些作家也有了难忘的交流。

　　Ludwig Hartinger，萨尔茨堡的作家和批评家，一见面就抓住我的手说“我们终于见面了”，原来他是出版社聘请的我的德文诗集的审稿人！然后他就对我谈起了他对“中国”的迷恋，并结结巴巴地说出了类似于“顺乎自然”、“逍遥游”这样的话，当我终于弄明白他说的“中文”后，我笑了“对，对，我就是‘逍遥游’游到这里来的！”当我谈到我对这里的风景的喜爱后，他则谈起他游中国黄山的经历，说那天他准备爬黄山，一早起来，糟了，碰上了大雾天！他想他什么也不会看到了，但没想到路上遇到的中国人个个却是那样兴奋，待他上山后他才明白了这一切：一阵风来，云消雾散，黄山神奇的美尽在眼前！这就是“中国美学”？他问，他说。他领悟得够深啊。

　　奥地利著名作家Christoph，也是让我深感亲切的一位。在我朗诵完后的休息间隙，他过来和我紧紧握手，说了许多让我不好意思的赞扬话。攀谈中，他说他去过中国四次，还写过关于西藏的小说，不过都没有译成中文。第二场即是他的朗诵，他也很“特别”，上去后什么也不说，坐下后就读他的作品，一口气读了一个小时！待他一读完，我身边的顾彬一下子站了起来：“太好了！不是一般的伟大，是特别伟大！真的，莫言、余华没法和他比！”我知道顾彬对中国的这些大作家“有所保留”，我也很难说服他，便问维也纳大学东亚系教授李夏德（Richard Trappl）怎么看，他也连连说“非常棒”，“他写得特别细，听了就难忘”。李教授还告诉我，奥地利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诗人，但这么好的作家“你们真应该把他的作品译成中文！”

　　那么，中国的出版人，赶快联系吧，说不准哪一天他会得诺奖呢。想到这里，我问起了李教授前几年获诺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他说她很“那个”，她只领了奖金，但拒绝到斯德哥尔摩出席授奖仪式。她几乎拒绝任何社交活动，但对社会很关心，经常写文章“从左的角度来批判奥地利社会的右，很厉害啊”。

　　让我感动的，还有李教授本人，多年前他曾请我去维也纳大学朗诵，这次听顾彬讲我要到劳瑞舍，他专门坐四个多小时的火车来。朗诵会次日上午，顾彬因事先走，他和我一起在村子里散步。望着四周美丽、安谧的一处处乡舍，听着小木桥下淙淙的雪溪声，我仿佛仍在梦中，感叹地说“十个中国人来到这里，有九个会流泪啊”。他听后连连点头，“我知道。”是啊，同顾彬一样，他也非常了解中国。因为是汉学家，他经常来中国，并曾陪奥地利总统、总理来访问过，过几天他还将陪司法部长访问北京。

　　最后，我要讲讲文学节主任布里塔（Brita Steinwendtner），在收到她的邀请及随后的通信中，我还以为是位先生，没想到见面后是位精干、热情的女士！我忽然意识到她在通信中嘱我多带些衣服、因为劳瑞舍是在雪山下这样的细节，女性的细致啊。在文学节40周年的大型纪念册上，我看到多张她和赫塔·米勒的合影。她们都属于那种特别有个性的、精灵般的女性！她五十岁？四十岁？我真说不准。但我知道，劳瑞舍文学节之所以能成功办到如今，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作家、诗人们来到这里之所以马上变得“亲如一家”，就因为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就在我写这篇文字前，我还收到布里塔女士的电邮，询问我是否平安到家，感谢我的参加，甚至询问我的妻子是否已康复出院，希望我们能再次在劳瑞舍和萨尔茨堡相会，等等。因为这样的信，我再次感动了，那远方的劳瑞舍的雪山也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了，它冰冷吗？一点也不。它会为我永远闪耀诗性的、人性的光芒。

　　2012年4月，追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