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欧债危机仍在持续发酵,欧元区解体的各种版本也被不断揣摩和讨论。难道真如某些评论家所预言,欧元纸币和硬币在刚进入流通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就将成为历史的遗迹吗?如果回顾一下欧元的酝酿、诞生和成长路径,也许我们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答案。

　　欧元的诞生或许无法用经济学理论做出较好解释,但从政治角度看却实属合理和必然。

　　欧元的酝酿和早诞更多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时任卢森堡首相的皮埃尔·维尔纳就发出“欧洲货币合作”的倡议,这一提议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滥用美元霸权的勇敢反抗。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欧洲经历了从蛇形浮动汇率体系到欧洲货币体系的探索,体现了欧洲希望摆脱被美苏冷战挟持、寻求经济货币独立的强大决心。两德统一前后,欧洲政治家匆忙达成统一货币的合意,也有用共同货币来规范欧洲经济巨人——德国的政治考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元区的灵魂并非经济的高度趋同或融合,而是政治团结的坚强意志。因此,如果单纯从经济因素来评判欧元区的未来,而低估政治力量的强大作用,不免会得出武断的悲观结论。

　　欧元的第一驱动力是政治意愿,但从欧元诞生及欧元区经济治理架构正式运行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经历了质的飞跃,并大步走在了政治一体化的前面。但是,受后者制约,欧元区成员国虽统一上交了货币权力,但却坚守财政权力,因此,货币与财政合一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区迟迟无法建立。

　　统一货币与分裂财政可能诱发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危及货币区的存续,对于这一点,欧元设计者早有预见。为控制破坏性影响,欧元设计者精心构建了一整套防范性制度。例如,规定欧洲央行拥有超然的决策地位和唯一的政策目标;明令禁止欧洲央行为成员国政府进行债务融资;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恪守共同财政政策;制定《里斯本战略》以促进区内经济趋同等。但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十多年中,只有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被坚决捍卫,其他许多重要的规则和计划并未获得严格遵守。

　　实际上,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欧盟和欧元区的政治凝聚力正在迅速增强。

　　如果历史重来,上述规则被更加坚决地贯彻,或许欧债危机可以避免,至少不会以今天的规模上演。但是,历史不能假设。由于受到政治一体化程度较低的掣肘,尽管欧洲经济治理规则简单明晰,但在具体执行上却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21世纪初,德、法两欧元区核心国家公开逾越《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赤字上限的规定,并领导了对《稳约》的“松绑”,《稳约》弹性大增,约束力下降。又如,欧盟层面相关机构权限不足,难以核实成员国上报的关键经济数据,因此无法有效发挥监管和指导功能。这一点,在希腊财政赤字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再如,欧盟层面规划的《里斯本战略》,难以与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对接,成为一纸空言,欧元区内部南北经济失衡的现象反而越来越严重。总之,对于欧元区经济治理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欧元区缺乏的并非预见力、分析力和规则制定力,而是规则的约束力和执行力,而后者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政治合作意愿作为推动力。

　　2010年春,欧债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后,各类悲观的论调充斥媒体,理由无非以下几种:一曰一贯反应迟缓的欧盟难以做出迅速决策,进而有效平息惊恐万状的市场;二曰欧盟做出的决策属“中长期改革”,而远水解不了近渴;三曰欧元区内矛盾大增,大国减负倾向和小国脱离倾向兼而有之。一些英美学者甚至建言,欧元区应当考虑建立“退出机制”,让不合格的成员国暂时退出欧元区,待合格后再进入。但是,货币区并不是“自由竞争”的菜市场,成员国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当成员国暂时违规时,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督促和帮助成员国尽快合规,而非下“驱逐令”让其自生自灭。实际上,进入“货币区”的好处显而易见,而“退出成本”对于单个成员国和整个货币区而言也非常高昂。

　　2010年春希腊危机爆发后,欧盟危机救助框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临时性措施到永久性机制,且机制权限不断扩展的巨大转变。又如,2011年7月召开的欧元区紧急峰会上,欧元区各国选择正视欧债危机实质,将之前坚持的“流动性危机”改为“偿债能力危机”,并愿意为削减危机国债务做出实质性努力。再如,2011年9月,欧洲议会决定重新强化《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约束力和效力,以推动欧盟朝“财政联盟”的方向迈进。此外,在增强未来经济竞争力方面,欧盟也己出台新的战略和规划。

　　或许,欧元兑美元汇率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对欧元的信心。1999年欧元刚启动时,欧元兑美元汇率曾因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从1.07迅速跌落到0.82,跌幅高达30%。但是,欧债危机爆发近两年来,除个别月份外,欧元兑美元汇率的月均值一直保持在1.3-1.45的高位。

　　欧元从酝酿、诞生到现在,曾不断遭受危机,但也正是在这些考验和磨炼中,欧元的生命力、创造力和适应性在不断增强。(作者：黄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