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语言不是有机体，对此达尔文和施莱歇尔都很清楚。有机体乃是真实可触的生命物质，而语言则若虚若实，似隐似现，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构体。借用索绪尔的表述，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一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相对稳固、均质同一的符号系统；语言是集体的属物，而不私属于任何个人，言语——我们每天说的话，从他人口中听到的话，写出的文字和读到的作品，这类异质而多变的东西才属于个人。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说起来很平常，却总让学者感到困惑，每一本语言学概论都不得不花些篇幅来阐述。1959年，我国语言学界甚至爆发了一场大论辩，持续达五年，主题便是语言与言语。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中，索绪尔用式子“1 1 1 ……= 1”来描述何为语言。试想，每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都是“1”，这个“1”多达十几亿，加起来得数还是“1”，即汉语。言语则不同，你说的、我说的、他或她说的中国话，也用一个式子来描述，是“1 1’ 1’’ 1’’’……”，结果是无穷的多而杂。现在时兴建设语料库，而再庞大的语料库，也只能截取言语的极小一部分。

　　这些跟本文的话题有何关系呢？让我把上列式子简化一下，就显出了关系。请设想，某种语言行将消亡，只剩下最后一个会说的老人，这时我们的等式就是“1=1”，他的言语就代表着一种现存的语言。于是我们急着抢救，以为把他的话录下来，便成功地保存下了一种语言。然而，语言虽非有机体，其生存却依赖于有机体。我们的这位老人终将死亡，他的语言必将随他而灭绝。从录下的言语中，不难整理出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可那已是死语言，我们用纸笔录音把它保存起来，犹如用冰柜保藏尸身。以当今的科学水平，死人、死语都无法复活，比起达尔文和施莱歇尔，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不过，生物学家比较有利，因为种子可以久藏，精液能够冷冻，利用DNA技术兴许还有可能复制古生物（科幻影片里就常这样描绘）。语言学家则很不利，无法想象有一天竟能复活拉丁语或西夏语。达尔文说得对：语言如同物种，一旦死亡就再无可能复活。此外，为抢救物种，譬如熊猫，可以建立生态保护区，在实验室里促成繁殖。但是，为拯救某种濒危的自然语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实验是绝无可能的，且不会有任何用处。能遗传的是某种普遍的生物语言能力（目前仍不清楚，这种能力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而不是哪种自然语言。自然语言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模仿、练习、适应、调节等后天行为才能逐渐获得；即便已经获得，倘若年龄幼小，仍有可能丧失，改操另一种。那么，建立保护区呢？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很难推行，也不会有多少效果。以满语为例，据2000年的一项调查，黑龙江尚有几个村镇，少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能说这种突厥语。自然村虽不是保护区，也算有点接近。十余年过去，结果可以预料：作为一种自然语言，满语已后继无人，铁定要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