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于是我们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有些语言格外具有竞争力？这样的语言，如英语和汉语，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它们的演化过程中，能否观察到某些普遍的规律？

　　说到语言的竞争力，首先要区别古今。相比于今天，古代语言的生存和蕃衍更多地依赖于它所寄寓的有机体——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人及其组成的群体。远古存在过许许多多氏族、部落、部族，每一个这样的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一个族群的灭绝也就意味着一种语言的消亡。可以想见，千万种语言曾经存活而又绝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直到中古，仍有一种语言及其文字因整个族群遭屠而突然毁亡的例子，如西夏语和西夏文。一方面，这样的事情终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直到近现代，一种语言的竞争力相当程度上仍取决于族群生存的实力，只是这样的实力不再指靠或不仅只凭军力、进犯、殖民，而是更多地仰仗经济、科学、文化、教育诸领域的优势。

　　英语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两百年里我们目睹它怎样走出帝国，迈向全球。上世纪初叶，当英语朝着世界语言的方向挺进时，孙中山颇不以为然，觉得它只是在地理分布上占优势，就使用人口而言还是汉语据上风：“今日之英语号称流布最广”，然而“用之者不过二万万人，曾未及用中国文字者之半也”。（《建国方略·以作文为证》）今天我们会嫌他的说法不够确切，因为那时中国虽然号称有同胞四万万，文盲至少也得占去一半。不过这是小问题，我们知道他说的“用中国文字者”也即以汉语为母语者。看来他有些自诩，有一股子民族情绪，但他无意间道出了使一种语言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操用人口众多。达尔文写道，一个生物种群能否存活、繁衍、昌盛，除了适宜的环境，具有自我调节和应变的能力以外，个体的数量还必须足够多，“在许多岛上，土著生物和外来的归化生物差不多数目相等，甚至已居少数；这是它们走向绝灭的第一阶段”。语言同样如此。当清朝入关，以数十万之军陷入上亿汉人之围，并且遣派旗人往各地驻防，形同自行分割的时候，满语便已走上衰亡之路，灭绝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对于物种和语言的消亡，19世纪的学人比今人更能坦然面对。达尔文写道：“对于物种的绝灭，我们不必惊异”；“物种一般是先趋稀少，然后绝灭，就好像疾病是死亡的前驱一样。……较为不利的类型，其绝灭几乎不可避免。”平常我们见人得病，除非是暴病、癌症之类，一般不会大惊小怪。至于语言，当它被另一种语言浸染时，我们就会觉得它病了；当我们听到洋泾浜、中式英语、夹杂洋文的中国话、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老外不分四声的汉语等等，便以为语言病得不轻。但这些都不能算是疾病。什么才是足以致一种语言或方言于死地的病因呢？那就是停止在家里和日常生活中说母语或母言。在一个族群中，一旦这种现象大举发生，本族话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其实，就汉语而言，最激烈的竞争不是发生在它跟英语之间，而是见于它的内部，见于各方言，尤其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只不过被树为标准，更其通用罢了。达尔文的看法照样可以推及语言：“在各方面彼此最相像的类型之间，竞争一般也最为剧烈。……如果一个新群的许多物种，由于突然的移入，或者由于异常迅速的发展，而占据了一个地区，那么，多数的旧物种就会以相应快的速度绝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