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时期

　　这两位同出生于1866年的异国同龄人，初识于1899年的上海。当时，罗振玉正在上海主持教授日文（东文）和翻译日本新学著作的“东文学社”。他在《雪堂自传》（又名《集蓼编》，台湾大通书局《罗雪堂先生全集》第五编第一册）中曾细述创社缘由：“方予译印农书农报，（1897年）聘日本藤田剑峰学士（丰八）移译东邦农书。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本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日本所战胜，然实非幸事也。学士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然苦于语言不通，（1898年5月）乃谋办立东文学社。……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乃添聘田冈君（岭云）为助教。”

　　这里所提到的日本人教师藤田剑峰、田冈岭云，都是内藤湖南的旧友。于是，由藤田剑峰的介绍，罗振玉结识了首次来中国考察旅行的《万朝报》记者、舆论界有名的“中国通”内藤湖南。正如罗振玉所说：“光绪中叶，吾友湖南博士游禹域，以藤田剑峰博士为之介，爰订交于沪江。”

　　1899年的中国，正是维新运动刚刚过去不久，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内藤，在中国寻访的对象，大都是维新派官僚人士和具有维新思想的学者。在天津，他会见了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以及北洋大学堂西文教习陈锦涛、育才馆汉文教习蒋国亮等人；在上海，他会谈了维新官僚文廷式、宋伯儒、张元济等。内藤与他们纵论时事，了解晚清中国的社会问题、改革现状，了解维新失败后中国的政局，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戊戌变法的同情和理解，并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关于教育和培养新式人才方面的经验，介绍给中国维新人士。

　　罗振玉是晚清旧学深厚而又率先开创新风的知识分子，于农政、考古、甲骨、金石、敦煌、版本、目录诸领域，兼有建树。此次内藤与罗振玉的会面和交谈，自然更多是学者之间的学问切磋和交流。两人所谈多关于金石拓本、历代书法等，罗将自己早年著作《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读碑小笺》等四册书赠送内藤，内藤回赠了自己的学术著作《近世文学史论》。另外，内藤把从日本带来的有延历年间（782－806）敕定印的《右军书草》、《法隆寺金堂释迦佛》等七种珍贵书画的拓本，以及《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送于罗振玉，罗则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唐张希古墓志》等十余种拓本回赠之。

　　他们还对这些中日书画文物名品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评论、赏析，这些谈论内容，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越了一个新闻记者的知识范畴，显示出内藤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及文物古董鉴赏方面的专业修养，也正于此，奠定了内藤湖南与罗振玉棋逢对手、高山流水般的书缘情谊。从另一方面说，此行内藤带了上述文物拓本来中国，在天津与维新人士、教育家见面时，只是互赠书籍，或赠送日本的一种仿古毛笔——雀头笔，并未出手这批文物拓本，而将此独留赠于罗振玉，可谓觅得行家，适得其所。

　　1902年，内藤于上海再见了旧友罗振玉，谈话大旨仍旧是金石、古书等。罗振玉向内藤介绍宁波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堂，并向内藤赠送了《天一阁现存书目》四册，指导和规划了内藤赴浙东诸地的访书游。内藤与狩野直喜及其他两个日本人随从、两个中国人导游，从上海乘船去了宁波。在宁波，尽管内藤出示了宁波道台惠树滋的介绍信，天一阁以管书人不在为由，也仍然谢绝日人进入天一阁；在抱经堂，也遭到同样的结局。于此亦可见，晚清中国私家藏书的管理制度甚严，尚能守护自家世代积存下来的珍贵典籍藏书。宁波访书落空后，一行人转道往余姚。内藤拜谒了龙泉山上的王阳明墓及严子陵祠。内藤湖南对于这片产生了王阳明及浙东学派的土地，是深怀景仰和兴趣的。他在日后刊载在《朝日新闻》上的《游清杂信》中写道：“浙东地方，在所谓山阴道中，水送山迎，颇似日本的农村，那里有大陆性地域所没有的氛围，可以看出以王阳明为中心的浙东学派与地方风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