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都时期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罗振玉携家眷及王国维一家，避居日本京都。此事正是由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大学教授们力邀而促成的。内藤湖南等感念于清朝崩坏后，作为臣子的罗、王等人处境之艰难，建议去国暂避，东行京都，并将罗振玉的藏书安排寄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雪堂自传》记道：“旧友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藏）诸君来书，请往西京，予藏书稍多，允为寄存大学图书馆，且言即为予备寓所。……事乃决。……7日乃达神户，藤田诸君已在彼相迓，即日至京都田中村寓舍，东京旧友田中君（庆太郎）亦至京都，狩野博士夫人在寓舍为备饔餐。诸君风谊，不灭古人，终吾身不能忘也。”

　　1906年起，罗振玉在京师任学部二等咨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是晚清高等级的教育官员兼学问家。他是中国最早搜藏和研究甲骨文、最早关注和研究敦煌遗书的学者之一，此行赴日，带去了不少甲骨片、金石拓本、珍贵汉籍。田中村寓所暂住后，罗振玉于京都大学附近买地筑室，建起了“永慕园”，另建藏书处“大云书库”，从此得以与内藤湖南等京都教授们“日夕往来，重温旧谊”，沟通有无，切磋学问。永慕园及大云书库就坐落在今京都东山山麓、京大东侧著名的“哲学之道”旁，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在友人的引导下，探访过永慕园遗址。那时，房舍仍在，已经易为京都一家公司的房产。这是后话。除了与京大的学者交往外，罗、王闭门谢客，埋首于甲骨文的研究与著述之中。他们的一些重要甲骨文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时期作成、出版的。如1913年罗振玉编成甲骨文字拓片集《殷墟书契前编》，1914年出版《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此后，罗、王又合作编成《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等。

　　甲骨文问世后，日本汉学界除林泰辅等少数学者外，一般多持怀疑、否定态度。罗、王的这些富有实证主义精神的考释出版工作，影响和推动了日本学者对甲骨文的重视与研究。1916、1917年，内藤湖南先后发表《王亥》、《续王亥》等论文，即是在罗王考释甲骨文的基础上，作出的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杰作。王国维又在内藤湖南这二文的基础上，进而写出更为精湛的古史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是甲骨文研究史上中日学者交流的一段佳话。

　　罗振玉在京都一直住到1919年，王国维则因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之邀，于1916年先期回国。可以这样说，罗振玉（包括王国维）在京都时期所倡导和实践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及他们与内藤湖南等京都学者们的学术切磋、互相启发，对推进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形成，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另外，我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看到多份“书画账”。其中之一是明治44年（1911）7月15日在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展出《清国罗振玉氏藏书画目录》的草稿，计有“书之部”与“画之部”，共12页，记录了百余件书画作品，如《明祝枝山楷书离骚经卷》、《清钱辛楣行书条幅》、《明文徵明竹墨画幅》、《明仇英临唐画听琴图》、《明董其昌书画合卷》、《郎世宁封虞图幅》等；另一是《罗振玉先生书画售卖目录》（年代不详），即经由内藤湖南之手帮助罗振玉在京都贩卖出去的中国书画的清单，亦有12页之多，说明是“三百件中售出清单”，其下一一列出售出书画的品名和售价，如“文徵明养生篇伍佰元”，“文徵明墨竹一千元”，“仇英美人伍佰元”，“石涛画册二佰伍拾元”……，最后小结“以上共售去一百二十七幅，总共售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元，内除手数料二割（约按：手数料二割即手续费二成），净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八元。”罗振玉在古董书画经营上长袖善舞，于此亦是一例佐证。

　　罗振玉在政治立场上是效忠清朝的顽固保皇派，1919年春回国后，他的一系列行为，围绕效忠和扶植废帝，恢复旧王朝，与日本侵华势力发生了愈益紧密的关系，终于沦为伪满洲国的汉奸高官。这固然出于他效忠溥仪、复辟帝制的梦想，另一方面也来自日本政界、文化界对他的信任和利用，而这方面，正与他长年居住京都，与内藤湖南等京都学者广泛深厚的交谊是不无关系的。事实上，内藤湖南也正是“满日文化协会”的发起者和重要人物，他最后一次到中国来，是在1933年10月，到沈阳参加“满日文化协会”的成立大会，此时内藤已罹患胃癌，可谓扶病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