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49次全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承认体总为中国奥委会的决议。这次会议没有承认台湾的“体协”是中国奥委会，但是会后不久，台湾的“体协”却很蹊跷地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之列。这件事一直是国际奥委会的一桩“悬案”。

　　1955年9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第50次全会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家奥委会联席会议在巴黎举行，中国体总派荣高棠、张联华和董守义三人前往参会。

　　9月11日，荣高棠在参加联席会议签到时，发现前面已有台湾“体协”代表的签名，非常气愤，当即在会上发言，揭露有人在国际奥委会中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他指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一个国家只能承认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为这个国家的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既然承认体总是中国奥委会，就没有任何根据把台湾的“体协”也说成是中国奥委会。荣高棠要求国际奥委会立刻把台湾“体协”驱逐出去。

　　9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举行第50次全会，中国委员董守义本来准备发言揭露国际奥委会中有人想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但受到苏联委员的阻止。董守义后来在《奥运会与中国》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为节省篇幅，引文略去无关情节）：

　　13日是开幕式，14日开始讨论。开会时，苏联委员坐在我的左边，我的翻译员何振梁坐在我的右边。

　　主席布伦戴奇首先说话，说不到三句，竟然提到荣高棠同志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他用讽刺的语调说：“这是个一百二十分的政治性发言。”他提请大家注意，搞体育的人是不应当问政治的。他话说完时，我向左边这位苏联委员说，我应该起来驳斥布伦戴奇。他却说：“你们在联席会议上放了一颗深水炸弹，已经够了，不需要在这个会上再放第二颗炸弹了。要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少数，不要再惹事，否则是要吃亏的。”

　　继续开会，在讨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奥委会的问题时，（台湾的）王正廷突然站起来发言。他先表示反对，接着谈到1954年中国曾派运动员参加马尼拉第二届亚洲运动会。他玩了一个手法，间接地把台湾说成了中国，因为我们并没有参加亚洲运动会。我想站起来发表声明，把这个意思和苏联委员说了，他却说，王正廷并没有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必驳斥他。于是我又没有发言。

　　接着是一个东欧国家的委员发言，不料他在发言时竟然说：国际奥委会既然承认中国有两个国家奥委会，为什么不能承认德国有两个国家奥委会？我一听这显然不对，便对苏联委员说，这样说法是错误的，我应当起来纠正。他却很郑重地回答我说，那个委员的话没有什么不对。我回头和何振梁同志商量，觉得兄弟国家在会上顶起嘴来不很好，于是又耐着性子，没有站起来发言。

　　出于对苏联盟友的信任，董守义没有在全会上发言，他后来对此悔恨不已。现在60岁上下的人都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国老百姓都把苏联称为“老大哥”，自称“小弟弟”的。那时候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中苏两国利益休戚相关，友谊地久天长。但正如那句老话：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次“老大哥”为了实现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的奥委会分别加入国际奥委会的目的，压制了中国“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奥委会”的声音，“小弟弟”的权益被牺牲了。

　　1956年11月，第16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为备战这届奥运会，体总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选拔赛，港澳选手也参加了，体总同时通知台湾运动员也来参加选拔。选拔赛后组成一个92人的代表团，驻扎在广州二沙头奥运集训基地。

　　时任代表团翻译的王裕禄回忆说：“当时代表团所有成员的身份卡都已由组委会做好了，奥运村的宿舍也安排好了，出发前，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应该住哪个房间。另外，去墨尔本的飞机、轮船，我们也预定好了。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出发。”

　　然而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中一些人也开始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步伐，首先是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邀请台湾“体协”派团参加奥运会，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为“北京中国”，称台湾为“福摩萨中国”；其次是准备接受台湾的抗议，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讨论中国邀请台湾运动员到北京参加选拔赛的“政治行为”；第三是在奥运村中悬挂国民党旗帜。

　　在多次抗议无效之后，体总于11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墨尔本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