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采访当事人、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路金栋时，路老向我们披露了两个细节。一个是报告中有一句话将我们同台湾国民党的关系写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体委将报告草案送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审阅。耀邦同志阅后，把路老找到中南海谈话，他说：“是不是把这句话去掉？”随即用笔将这句话勾去。另一个是报告与外交部“合签”后，按程序要送国务院对台办征求意见。当时的对台办负责同志为此约路老面谈。他对路老说：“报告我看了，我个人不同意这个方案，但是作为办事部门，我不能压下你们的报告，我会把报告呈转中央决定。”

　　这一切充分表明，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持多么积极和慎重的态度。

　　亮出第三方案

　　1979年4月3日至8日，国际奥委会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举行执委会和第81次全会。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率领中国奥委会代表团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后，于4月1日飞抵蒙德维地亚，与从国内飞来的何振梁等人会合。何振梁带来国内的意见，即：如果国际奥委会能确保通过决议，承认中国奥委会是代表全中国的组织，台湾的组织只是一个地方机构，则可以打出第三方案。

　　4月6日，国际奥委会在蒙德维地亚举行第81次全会。会上首先由克劳斯向委员们报告三人委员会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倾向台湾的克劳斯在报告中说，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对抗已经持续了40年，两个政府也已经存在了30年，因此调查委员会不支持在中国设立一个奥委会的建议。克劳斯列举了两地相距遥远，生活习俗不同，以及台湾运动员不敢到大陆比赛等5条理由，建议设立两个奥委会。

　　当天下午，全会听取台湾奥委会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的陈述。

　　台湾奥委会副主席丁善理首先进行陈述，他列举了与克劳斯相同的5条理由，说明台湾与大陆的奥委会不能合二而一。归根结底，丁善理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

　　接着是中国代表团陈述。宋中作陈述，何振梁负责回答问题，楼大鹏担任翻译。

　　宋中在陈述中首先回顾了中国奥委会在50年代初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历史，以及后来为什么同国际奥委会断绝了关系。他说，在1951年以前，我们的奥委会都定期收到国际奥委会寄来的信件和公报。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原来中国奥委会中的一部分人到台湾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声称代表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在1952年召开的第47届全会上决定，保留其对中国代表权作“最后决定”的权利。1954年5月在雅典召开的第49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做出了承认中国奥委会的“最后决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奥委会在不经过任何讨论和表决的情况下，将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称列入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之中。国际奥委会的章程禁止一个国家有两个奥委会，因此，国际奥委会对台湾体育组织的承认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中国奥委会多次要求国际奥委会纠正这一错误，但这一正义要求被抛弃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奥委会不得不在1958年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宋中最后说：“我们要求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原则，纠正目前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只承认一个奥委会，就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

　　宋中陈述完毕后，委员们开始提问题。轮到利比亚委员阿塔拉布西提问时，他问的问题是：“中国代表团是否同意‘中华民国奥委会’改变其名称，或是继续坚持只有一个组织代表中国？”

　　亮出第三方案的时机已到。

　　何振梁在重申了中国奥委会愿在任何时候同台湾体育组织商谈的立场之后，指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事实，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只能承认一个国家奥委会，即会址设在北京的、代表全中国运动员的中国奥委会。”接着何振梁说：”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人要求台湾的体育组织改变名称并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我们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是为了配合国际奥委会朋友们寻求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努力，考虑到台湾地区目前的状况，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在恢复中国奥委会席位之后，也可以特许台湾地区的体育组织以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称，即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前提是不得冠以‘中华民国’字样，也不得单独使用‘台湾’字样，不得使用所谓的‘国旗’、‘国歌’，以及任何代表所谓‘中华民国’的象征。”

　　埃及委员托尼提问：“你们是否同意与台湾的体育领导人在任何地方会谈？是否同意台湾单独组队？是否同意台湾单独加入国际奥委会？”

　　何振梁首先以肯定的答复回答了托尼的第一个问题。对于第二个问题，何振梁说，如果台湾运动员不便与大陆运动员组队，台湾可以在“中国台湾省”的名称下单独组队参加奥运会。对于第三个问题，何振梁的回答是，国际奥委会如果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只要它承认中国奥委会代表全中国，中国奥委会同意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台湾可以加入国际奥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