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对话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敞开了老中青三代美国华人批评家的批评方法和学术观点的差异性。以前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解读，容易落入简单化、政治化的陷阱，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所用批评方法较为简单，而海外华人批评家的批评方法、阐释理路的巨大落差提醒我们，我们在“再解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现象、作家、流派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学习彼岸的学者敢于坚持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批评精神。比如本书提到的唐小兵教授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唐小兵从国内进入到美国的学术界，在掌握了西方的理论操作方法之后，再回过头来思考我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成果，并对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等人的观点进行反思，提出了自己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和红色经典的新阐释，他的“再解读”的努力是建设性的，唐小兵提出的“多样现代性”的理论命题，目前得到国内以至西方学者的学理认同，引起较大的反响。唐小兵对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现代话语、红色革命经典、三四十年代的木刻版画的独到见解，值得国内现当代文学界同道再三回味。

　　西方的学术话语优势，包括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话语权今非昔比。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热衷于追捧理论，而海外华人批评家因为掌握了一套西方的批评武器，以这种批评武器来分析解说文学作品或文化现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站在西方文化批评的立场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的一种另类解读，因为批评方式特别，批评语言冷峻锋利，所以很快风靡一时。可是到了21世纪，全球文化对话时代，夏著的价值只能附着在他的批评的个性和方法之上，而夏著的基本观点和一些曾经引起“强烈共鸣”的价值判断能否站得住脚，恐怕连夏志清本人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学术界大致认为八九十年代我国当代主流文学批评界有一种去意识形态的研究取向，可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如贺桂梅等人已经指出，包括刘再复、刘小枫以至于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号称“去意识形态”，实际上他们本身的批评路径和批评态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贺桂梅的原话是：“文学/政治的对立，固然宣判了纯文学反叛的对象为非法，不过，同时它也以政治的方式，反身定义了自己，纯文学替代了它批判的对象，而成为新的政治理想的化身。”本书在访谈时也有意识地让上述数位美国华人批评家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不同的认知理路和价值判断，从作者的提问方式和美国三代华人批评家的不同的思想火花的碰撞中，我们都能感觉到西学包括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话语强势风光不再。

　　通读全书，我们也能深深感到学术研究的背后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纠葛，文学艺术研究要完全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政治立场以及学者的文化背景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全球化促成了文明对话共存的格局，但是全球化也促成了“地方化”和“本土化”，在全球文明对话格局之中，各个民族国家和文化群落进一步强化了本位意识，而不同的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面对同一个问题，难免就会连带着将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宇宙观和生命观带入到自己的学术阐释之中，比如本书“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提出以及围绕着这个新词的阐释性纠纷，就表明了美国华人批评家背后的政治立场、民族立场和价值取向是互不相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学术话语和政治立场、民族感情的这种连带性提示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必须在坚持价值多元、对话合谋的文化现存格局中，坚持我们自己的学术立场。这种观点似乎又与本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互为矛盾，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坚持全球化语境下的自我学术立场，不是再次盲目排外，或是全面复古，而是在融通境外学术话语、学术资源的前提下，试图激活民族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使民族的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在全球化语境下，能够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与外来理论平等对话、相互发明。

　　《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李凤亮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