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是60年代发生在我国的一起重大事件。它开始以学术争论出现，但不久就转为政治批判。这次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同志。但是实际上杨献珍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被批判后也被剥夺了答辩的权利。这场争论首先从《光明日报》上开始，然后延伸到其它报刊。因此 ，从《光明日报》入手来回顾这场“论战”，可以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艾、林文章的写作和发表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以下简称艾、林文章)，由此引起了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

　　艾恒武和林青山当时都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年轻教员。当时党校给教师布置科研任务，要求每人都要撰写论文。为了确定科研题目，艾恒武留心各种观点。1964年4月3日，他在新疆班听杨献珍讲课(艾担任新疆班的辅导工作)时，听到杨引用明代哲学家方以智《东西均》中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因而予以肯定。艾恒武由此得到启发，认为有新意，就同林青山商量，把《“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定为论文题目，林青山也同意。两人很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

　　艾、林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了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黎明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社外编委，他把艾、林的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学术部编辑王愚。王愚认为文章可用，由徐亦安签发(当时学术部主任黄卓明正在病休，学术部的工作由国内政治部主任徐亦安代管)。5月中旬，王愚把排出的小样分别送给《哲学》专刊的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世英和文章的作者。张世英在小样上批了“可用”，退回报社。

　　王愚在送小样给作者时，曾说准备刊用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清楚，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有体会的；同时他也说报社内部也有人认为，已经有了“一分为二”，再提“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标新立异。这后一看法，实际上是学术部主任黄卓明提出来的。当时黄虽病休，有时也到办公室去，当他看到艾、林文章的小样时，就说了以上意见。

　　艾恒武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把小样送给杨献珍看(在此之前杨献珍并未接触过这篇文章)，问杨献珍：“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否站得住。”杨献珍说：“当然站得住。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人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了。他不知道，就说是标新立异。”杨看了小样，没有改动，只是在几处文字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划了红线，退给了艾恒武。艾恒武第二天又去问杨献珍文章能不能发表。杨献珍说：“我看可以拿出去。写文章不要怕别人攻。不过，是否发表还是你们自己拿主意。”艾恒武便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把小样退回《光明日报》。

　　在光明日报社，虽然黄卓明提了不同意见，但并未引起重视，徐亦安也未把这个意见向穆欣汇报。当时专刊稿件是否刊用，报社总是尊重主编的意见，既然张世英批了“可用”，学术部就以此为依据拼上了《哲学》专刊，穆欣看大样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就签字付印了。显然，这篇文章是作为一般的学术文章发表的。

对艾、林文章的不同反应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穆欣到中宣部开会，遇到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陈浚一见面就对穆欣说：“昨天《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一篇好文章。”陈浚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他在当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一分为二——事物本来的辩证法》的文章，其中说：“矛盾的两个侧面，互相对立而又联系，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也就是说，二又合为一，旧的两个矛盾的方面，经过斗争，变为新的事物。”显然，艾、林文章的观点同陈浚的观点相似，因而受到他的称赞。

　　穆欣回到报社，当天下午，学术部记者詹铭新向他汇报：在民族文化宫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关锋等人说，艾、林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有“原则性错误”；第一，“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本身含义很完整，不必再提什么“合二而一”的概念，提出来就意味着强调统一；第二，文章说“合二而一”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一分为二”是认识方法，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是违反辩证法的。

　　“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中集中了一批哲学工作者，组里有关锋等5人为核心组，上面受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组组长康生领导。艾、林文章的小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传到民族文化宫的。有一个星期六，原北大哲学系的一位同事到张世英家串门，张世英向他提到艾、林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就把这篇文章的小样带到了民族文化宫。关锋、吴传启等人看到这份小样，认为这是一条“大鱼”，应该赶快发，不然它就缩回去了。他们的这个看法，是5月29日詹铭新到民族文化宫时听说的，在此之前，《光明日报》的 人(以及《哲学》专刊主编张世英)并不知道。

　　项晴当时也在民族文化宫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里，因此他能提前看到艾、林文章的小样，并立即着手写文章反驳。艾、林文章发表的当天，项晴就把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送到光明日报社(当时社址在石驸马大街，离民族文化宫很近)。项晴的这篇文章对艾、林的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学术部在收到项晴的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虽然观点同艾、林文章针锋相对，但并未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可以刊用，马上请示穆欣，穆欣同意立即发排。

　　穆欣在一天里听到了对艾、林文章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就写了报告，连同刊登艾、林文章的《光明日报》和项晴的文章的小样，一起送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报纸和项晴的文章后，对穆欣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对立的。艾、林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在哲学界引起注意，另外还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项晴这篇文章可以快点发表。报社还要派记者去收集一下哲学界的意见，同时组织他们写稿，就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进行讨论。

　　这样，6月5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刊登了项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场讨论就开始了。

学术讨论阶段

　　6月5日下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康生和江青都参加。康生把刊有艾、林文章和项晴文章的《光明日报》交给江青，让她送给毛主席。其后，康生说，他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说：“‘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吧!”康生有了这张底牌，就立即召集中央高级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任务。康生说：‘合二而一’是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是修正主义的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

　　但是，在表面上，康生要求各报刊把这个问题当作学术讨论来开展“论战”。因为这场争论开始是以学术讨论的面貌出现的，而且观点针锋相对，因此，哲学界和各方面都有强烈的反应。6月4日，报社就开始收到来稿，到6月19日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收到来稿30篇(作者的职业和地区分布都比较广泛)。来稿中反对艾、林文章观点的16篇，赞成艾、林文章观点的14篇。这本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情况。康生指示《光明日报》：“‘正面文章’(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和‘反面文章’(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都要刊登，在版面安排上，或者将两种对立观点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或者轮流摆在突出地位见报，使人看不出报纸有倾向性。”当时，他说是搞学术讨论，但是，一开始就分什么“正面文章”和“反面文章”，实际上就否定了这是搞学术讨论了。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曾让康生给穆欣带话：“告诉穆欣，《光明日报》再登20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他也成不了右派。”直到6月27日，康生还要求《光明日报》“再放四篇反面文章出来。”

　　康生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一开始就把各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牢牢控制在手里。特别是对《光明日报》，他不仅要求报社送去准备刊用的所有文章的小样，还替报社安排版面。在康生那里有一个班子来处理这件事(其中有高级党校的两位副校长协助他)，决定稿件的取舍和版面的安排(这些本来是报社编辑部的职权，却被他们取代了)，而《哲学》专刊由专家组成的社外编委会和主编，则更是被甩在一边，无事可做了。

　　在开始的一个多月里，看上去很像是学术讨论，康生的真实意图是“引蛇出洞”，希望放出更多的“反面文章”，并进一步把最早在讲课中引用“合二而一”观点的杨献珍引出来。当然，康生的意图是一回事，而学术界的想法和做法又是另一回事。当时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反对“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并不是按照康生的主观意愿去做文章，而是抱着探讨学术问题的真诚愿望，认真地进行讨论，并发表了不少很有科学价值的见解。

　　关于这场“论战”开头的情况，康生于1964年7月24日在钓鱼台8号楼召开的有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讨论批判“合二而一”的方向、步骤的会议上，是这样说的：“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哲学》专刊主编是作为正面文章发的。他知道，文章是从党校来的，又由黎明拿来。报社有人提出疑问，黎明说没错。实际上报社编辑部也是当作正面文章发的。关锋那个“反修哲学小组”看到后，他们强烈反对这个东西。《光明日报》预先把项晴的文章小样和5月29日的报纸一块送来，我叫快登。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我叫江青送主席看。中央开会时主席已经看过。文章发表以前，党校已经议论纷纷，谈“合二而一”。我看了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就想这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

　　所以，康生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向杨献珍、引向政治问题。例如，讨论中，有的来稿联系到方以智，康生说，这样的文章一律不发表。本来“二合而一”观点就是方以智(明末清初的哲学家)在《东西均》书中提出来的，在学术讨论中提出来有何不可?康生说：“一谈方以智，杨献珍就逃脱了。”再如，康生在6月24日审阅和修改项晴的第二篇文章《“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同姚永抗、潘庆斌两同志商榷》时，针对文中“潘庆斌同志把矛盾的解决和事物的转化当成‘合二而一’是根本错误的，但却不能说这种观点是新奇的”，接着就对《人民日报》4月8日发表的陈浚的文章中的“二合为一”的观点提出批评，康生就说：“不要说‘合二而一’是从《人民日报》来的，而是从党校来的，从杨献珍那里来的。可和作者商量一下：留在以后再讲也可以，免得转移了目标。”(这篇文章按康生的指示修改后，于7月17日见报)为了追查《“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的背景，党校一位副校长(同时也是《红旗》副总编)在康生指使下，亲自主持会议，对艾恒武、林青山进行逼供，要他们承认这篇文章是杨献珍“授意”写的。但是，艾、林二人在会上只是如实地谈了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不承认是杨献珍“授意”写的。尽管没有事实根据，这位主持人还是说：“对于授意问题，不能从杨老是否讲过让你们写文章来认识，而要从本质上来认识。从本质上看，你们的文章就是杨老授意的。”

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

　　在学术讨论阶段，康生的“引蛇出洞”策略没有把杨献珍引出来，就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公开“揭盖子”的办法，硬把在这场讨论中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的杨献珍拉出来。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刘兴隆的文章《为什么要说“一分为二”讲多了?》，点了高级党校讲师黎明的名，在读者中、特别是在党校引起震动。同一天，毛泽东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这番话，使康生加快了从政治上批判杨献珍的步伐。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高级党校两名学员署名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光明日报》于18日转载)，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事先，康生说：“杨献珍是中央委员(杨献珍是1956年八大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要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来点名，不能先在《光明日报》点他的名(当时《光明日报》还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这篇文章并不是党校这两个学员撰写的。据这两位署名的“作者”后来回忆，经过是这样的：“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校委指示我们写一个关于杨老在新疆班讲‘合二而一’问题的情况报告；7月上旬，又让我们在新疆班组织大家写文章揭发批判。7月16日，党校一位负责同志把我们两人找去，说有一篇文章让我们看看，如果同意的话，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发表。我们后来才了解，这篇文章是康生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由康生直接主持的“中央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来的。关于这篇文章用谁的名义发表，据说康生开始想用范若愚的名义发表，范不同意；又准备用艾思奇的名义发表，艾也不同意。他们提议用新疆班工作人员名义比较好，这样就找到我们两个人了。”

　　7月17日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是1个转折，标志着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政治批判阶段。康生在7月24日的会议上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必然发展到政治上。”第二天，他对人说：“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面发展。党校讨论‘合二而一’已经1个月，会发展向‘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1962年翻案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上，会涉及到党校8年来的问题。”到了1966年11月5日，康生又洋洋得意地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了。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按照康生的布置，各报刊都转向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光明日报》于8月14日发表署名“撒仁兴”(关锋等三人联合的笔名)的《“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一文，以歪曲原意、强词夺理、无限上纲的手法，给“合二而一”强加了一系列罪名：“排斥矛盾斗争的哲学”、“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腐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等等，并危言耸听地说：“在今天，宣扬这种哲学，不是偶然的，而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对学术观点扣政治帽子、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批判的代表作。在政治批判中，开始阶段那种学术讨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8月下旬，《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署名“报导员”的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这篇文章是康生在北戴河亲自召开两次会议，专门讨论修改定稿的)，把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推向了高潮。文中说，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合二而一”是“同党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1965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艾思奇题为《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的文章，对杨献珍进行了系统的政治批判，对批判“合二而一”作了理论总结。

　　这场“论战”，以学术讨论始，很快就转入政治批判，历时近1年，全国报刊共发表文章380篇。动用全国各报刊，集中批判一个观点、一个人，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而且剥夺了被批判者答辩的权利，是罕见的。20年后，到1984年，杨献珍在一篇题为《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文章中说：“在我的生活历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是1964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那时，‘合二而一’简直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报纸，铺天盖地一轰而起，举行全国性的大讨伐。”就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严重的后果

　　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制造了一起政治冤案。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不但扣了一系列政治帽子，而且进行了组织处理。1965年6月4日，中央高级党校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给杨献珍强加了“十大罪状”：包括“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攻击“三面红旗”、“鼓吹资本主义”、“大闹翻案风”、“同彭德怀一道反党”等。9月24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在这起政治冤案中，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因杨献珍而受株连，仅中央高级党校就有包括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等在内的154人被批判、遭围攻、受迫害，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讲师黎明被迫害至死。

　　据统计，《光明日报》从1964年5月29日到9月30日共收到参加“合二而一”讨论的文章701篇，其中赞成或部分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当时称“反面文章”)210篇。这些文章只发表了少部分。而没有发表的“反面文章”，按照康生的指示，都没有退给作者，而是转给了作者所在的省、市委宣传部门(有的由宣传部门转到了作者所在单位)，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反面文章”(发表的或未曾发表的)的作者，在当时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在本地区或单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当然，这场政治批判的后果还不止于此。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以及同时进行的对“时代精神”的批判、对李秀成的批判、对电影《北国江南》的批判等)，严重的后果是学术讨论的良好气氛被破坏了，知识分子受到普遍伤害，使得人人自危。

　　1965年3月，民盟中央召开学术座谈会，邵循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光明日报》为对象，泛论当前的学术批判。他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在“大论战”中存在“一窝蜂、一棍子打死、一边倒”的现象。

　　1965年3月，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怎么最近看不见冯友兰、朱光潜他们写文章了，连最爱写文章的吴晗，好像也有很久不写文章了。是不是他们写文章有什么困难?现在我看见报上写文章的人，名字非常生疏，大概都是一些青年人。”他对不让被批判对象答辩表示不满：“不知道杨献珍、冯定他们对报上对他们的批判，有些什么看法。现在只看见批判他们的文章，看不见他们的答辩，这不好。人们都希望看到他们对这些批判有什么看法。既然是学术讨论，应该双方的文章都登才好。我看现在似乎有压力，被批判的人都不敢写文章，未受批判的人也不敢写文章了。”具体到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他说：“关于‘合二而一’的批判，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杨献珍究竟是个什么主张。他自己没有写过文章，批判他的文章引用的他的观点，又非常零碎，仅仅从他讲课的讲稿中摘出一些句子，究竟他完整的说法是什么呢?可以让他发表文章嘛!既然是学术讨论，应该有来有往，双方的东西都发表，才能使读者从中判断。我看后来有些批判杨献珍的文章，提得很高，杨献珍是不是有意识地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对此，他表示怀疑。他主张：“要为学术讨论创造自由讨论的气氛，使学术讨论成为真正的学术讨论，不要让人感到有压力。”

　　翦伯赞(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说目前报刊文章“以空对空，风气很不好”，写文章一出来就批判，弄得人人都不敢写文章了。甚至有人把自己的稿子也烧了，拿出来怕挨骂，怕别人抓住把柄扣帽子。翁独健(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说，现在大多数专家的共同心情是“纠缠不起”。他说目前报刊上的文章是“轰”，助长了虚无学风，对学术真正有研究的人，一看就烦了，不愿跟着扯皮。周谷城(他在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中受了批判)说，现在老头子就是怕，不敢写文章，就怕学术问题弄成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多写多挨骂，少写少挨骂，不写不挨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予同对《文汇报》记者说，目前报刊上的文章都是破的，立的文章几乎没有。批判文章是虽多却写得不深。现在知识分子是三“不敢”：书不敢教了，话不敢说了，文章也不敢写了。邵力子对《光明日报》记者说，你不要问我，我现在根本不看你们的报纸。第一，你们报上尽是长文章，我一见就头痛；第二，你们报动不动就骂人，我不愿看。现在有一股风，一说错就全错，错到底了，这样下去谁还敢写东西呀?谁还敢说话呀?连赵超构这样的老新闻工作者都说自己不会办报了：“对于办报，现在感到自己是外行，不行了。所以我最近已辞去了总编辑的职务，专任社长。”

　　冯友兰等人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目前书教不下去，是由于学术批判的结果而出现的危机。改变目前局面的办法，是先立后破。要拿出“本本”来，拿出“样板田”来，那么他们也可以照着去教书写文章。林庚(北京大学教授)说，批判最多搞一年半载，然后又要我们这些人一砖一瓦地搞几年。现在破立分工太明显，有人专破，有人专立，破的一定会粗暴，最好是两个队伍变成一个。不然，一时你讲话他成哑巴，一时他讲话你成哑巴。

　　在当时的气氛下，知识分子纷纷要求报刊和出版社退稿，如向中华书局要求退稿或暂时不出版他们的著作的作者，就有：容庚(中山大学教授)《颂斋述林》、向达(北京大学教授)《大唐西域记》《引言》、夏承焘(杭州大学教授)《同轮楼词论集》、王季思(中山大学教授)《磨剑集》、单士元(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史话》、郭影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李定国》、喻松青(近代史所助研)《道教小史》和《道教的起源与形成》、吴量恺(华中师院历史系主任)《张居正》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论文选》、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中国戏曲史》等。

　　当时的情况表明，离“文化大革命”已经不远了。事实上，这些批判就已经叫做“文化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