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斐

　　１９６５年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市。

　　１９８８年７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１９９２年底考入光明日报社任记者。

　　１９９７年１月任湖北记者站站长。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被评聘为光明日报社主任记者。

　　２００２年６月考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２００３年９月被评为高级记者。

　　２００４年２月享受副局级待遇。

　　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光明日报社优秀记者。

　　２００１年８月，作品《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获第１１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这篇文章作为范文被选入人民大学高校统编教材“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写作教程》。

　　２００２年２月获光明日报总编辑奖一等奖。

　　２００３年７月夏雨田系列报道获第１３届中国新闻奖。

　　１９９９年初出版《跟我去南极》。作品《告别南极，不带走滴水片石》被收录进“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第十二册。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被中央宣传部评为“全国抗洪抢险新闻宣传模范”。１９９９年底出版《众志成城—９８抗洪图》（合著）获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那是一次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和较量！

　　那是一次人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和超越！

　　难忘１９９９年６月初的探险长江源。８年了，那长风暴雪，那玉洁冰川，那高原严寒，那湛蓝天空，那惊心动魄，那死里逃生，仍经常在梦中流过。我当时的日记出版成《踏雪长江源》，现摘五篇，聊以贻笑大方。

　　第一天　６月４日，沱沱河沿海拔　５５３３米

今晚大家写字、说话失灵了

　　６月４日中午１２时，我们的车队通过昆仑山口，正式进入青藏高原。约下午６时许，到达长江正源———沱沱河沿。下车后，我感到胸闷、气短，喉咙疼痛，头上像孙悟空被套上了“紧箍咒”一样，痛得人恨不得就地打滚。大家都像霜打了一样急着找地方睡觉。在一家小旅馆里，我们以２００元一天包租了所有房间，倒头就睡。睡了一会儿，大家准备吃饭了，这才发现：舌头不灵了，说话不清楚了；一个很简单的字如“醋”、“瓣”等都不会写了，问几个人都想不起来；刚放下的茶杯转身就忘，东西放在哪一个袋子里，甚至袋子放在哪一个车上都不记得了。这时，大家才知道“海拔”对人的摧残不光是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智力上的。一时间，大家都紧张起来：难道高原要把我们都变成白痴吗？

　　吃完饭以后，我们开始写字，有的写稿子，写不了稿子的就写日记，写不了日记的就在纸上写出沿途路过的地名，可是大家都觉得笔不听使唤。一种担心和害怕让我们彻夜无法入睡。剧烈的头痛更加重了这种害怕。窗外开始起风和下雪了，声音越来越大，“沙沙”的雪声伴着我们睁眼到天明。

　　第二天　６月５日雁石坪镇　海拔５５００米

铁皮炕上的“烤”验

　　６月５日，一场大雪使沱沱河沿这个被垃圾包围的小镇变得洁白清爽。由于雪太大，我们一直等到下午才出发，到达雁石坪镇时已是傍晚了，大家决定就此留宿。因为这是进山前的最后一个镇子了，必须在这里好好吃一顿饭，睡一夜觉，明天开始，大家只有在雪地里住帐篷和吃方便面了。

　　老板给我们打开了所有房间，每间房里有一张可睡三人的大炕和两张床。我们一行１０人，正好要了两间房，其余的房间被杨欣率领的“绿色江河”考察队包了。刘鹏把床让给了水利部专家韩凤翔，徐冶决定把床让给我。

　　我一觉醒来，刘鹏和徐冶仍在炕上翻来覆去。我问：“炕上怎么样？”刘鹏以前睡过炕，他说：“从未见过这样的炕，没法睡。”原来，那炕用泥和砖砌上后，外面又包上了铁皮。所用铁皮是从门前青藏公路上捡来的废弃汽油桶，凸凹不平。

　　加上使用的燃料是羊粪，烧起来很慢，但一旦烧着，就像酒劲发作了一样，火力越来越足，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在这样的铁皮火炕上睡觉，滋味可想而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决定与徐冶换一换，正好店主进来收房钱，他说：“千万不能换，一换两个人都得病。从炕上下来的会感冒，从床上上炕的会上火。”没有办法，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刘鹏和徐冶像烙烧饼一样在火炕上翻了一夜。

　　天一亮，徐冶就起床了。他把手臂伸给我说：“闻闻，看熟了没有？”我一闻，果然有一股烧焦了的糊味，再借着晨光一看，皮肤也像有一层白色，不是“熟”了才怪呢？

　　可是“烤熟”了的徐冶还得去拍照。这是他的习惯。每天第一个起床，拍完了照才高声吆喝着，把大家叫起来。如果晚饭时发现谁没回来，那也一定是他了。

　　第三天　６月６日格拉丹冬雪山脚下　海拔５４００米

一瓶“偷”带的氧气救了我的命

　　回想起５月２５日，我从武汉飞北京，准备参加出征仪式。由于全家人都知道这次去长江源头将有危险，所以很多亲朋好友都从老远的地方赶来送行。哥哥不经意间讲的一段话，我记住了。他说：“你一定要带点食品和水。我在部队时曾因偷带了一壶水，在远程拉练时救了两个战士的命，受到部队的表扬。”偷带食品和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一卡车装备和食品。６月２日上源头之前，我在格尔木宾馆的商务中心发传真，发现桌上摆着一种像灭虫剂那么大的氧气瓶。一问３５元一瓶。我这时想起了哥哥的话。我想：那就“偷”带几瓶氧气吧。就买了４瓶。小姐听说我是光明日报的，又是去雪山无人区，就卖我５元一瓶。没想，正是这“偷”带的几小瓶氧气救了我的命。６月６日晚约９时许，我们抵达格拉丹冬雪山脚下，长江就发源于这座山。可惜我们到达时已是晚上，格拉丹冬藏在夜幕中，只有天明才能见到她的真容。“格拉丹冬”在藏语中是“又高又尖的山”的意思，也有人称格拉丹冬为“父亲山”。这里海拔已高达５４００米，我下车后，直喘粗气，没有一点力气，头更加痛了。看着大家都在坚持着干活，有的在搭帐篷，有的在生气灯做饭，有的去提雪水，我强忍着难受，去拿手电筒以备晚上用，又顺手把装有４个小氧气瓶的背包拿到了我和徐冶、韩凤翔三人同住的帐篷里。这时有人喊：“饭熟了，青菜煮方便面，快来盛。”帐篷“食堂”里挤满了人，我坚持着打好一点面汤，再回到自己的蓝色小帐篷，坐在还没有铺好的红色气垫上，刚吃了一口，手就拿不住碗了，我躺倒在一边，拼足力气拿出氧气瓶，打开了外盖，就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时，我正在吸氧。徐冶也回来了，他看我在吸氧就问：“你不舒服，为什么不叫人？”我说：“我好像叫了两声，可能没出声，也可能没有人听见。”徐冶伸手摸了我的额头和手，说：“现在好像没事了，你能站起来吗？”我说：“是你帮我吸氧的吗？”徐冶说：“不是，我看见你时，你已在吸了。你站到外边来，我们马上就睡，不要再劳累了。”我站起来继续吸氧，约吸了１０分钟才吸完。按照买氧气时服务员的介绍，一瓶氧气可吸４０分钟，据此推算，我至少昏迷了２０分钟，想起来真后怕。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了昨晚的救命氧气瓶，细细一看，打开盖子后，要４个步骤才能吸上氧。首先要撬开出口的挡板，其次要把接头的一端插进去，第三把接头的另一端与吸管接上，第四是打开出口的开关。大家听说了昨晚的事，围着我看着这个小氧气瓶，都不明白：我怎么能在黑暗中、在昏迷的状态中完成如此复杂的吸氧动作？想来想去，大家认为只有一种解释：人在紧急状态时有特殊的求生本领，比如不会游泳的人落到水中，也不会马上沉没，而是会挣扎着游一段时间。

　　第四天　６月８日岗加曲巴冰川　海拔５４００米

回撤途中车队陷入草地泥泞中

　　上午８时许，我们举着旗子，列队朝长江的东源——岗加曲巴冰川进发。“岗加曲巴”就是“冰”的意思。从营地到冰川约有１５公里，不能开车，只能步行去。虽然我们从未在海拔２０００米以上的地方走路，但大家仍然出发了。

　　源头的长江看来与江南小镇上那些小河没有什么两样。堆满乱石，水势不大但极有韵味，只是河床较宽罢了。渐渐走近了，岗加曲巴就在眼前。雪山的山体连着冰川，从山顶泻下来，壮观而有气势，冰川连着冰湖，冰湖连着冰舌。水不是从冰川上直接流出，而是冰湖下的水从冰舌连着的裸露的河床中浸出，形成一些小河沟，小河沟汇在一起，越到离冰川远的地方，河沟越宽，形成真正的河。谁能想到，正是这些汩汩的河水汇成了长江汹涌的波涛！我看着这满河的乱石，听着这水声，摸一摸这带冰的河水，一种诗的感觉涌上心头。长江，像所有伟大的河流一样，是从诗开始的。

　　回到营地，已是下午３时了。天阴了，快下雪了，我们决定拔营回撤。因为到达源头以后，几乎每晚都有暴风雪，草甸已被雪浸泡透了，我们害怕被暴风雪围困。约下午４时许，我们开始启程了。

　　天有不测风云。在走了约３个小时之后，在青藏公路和格拉丹冬雪山之间的无人区里，我们的４辆汽车全部陷入雪地泥泞中，其中一辆越野车左后轮钢板全部断裂，必须马上修理！修了２个小时后，雪越下越大，车越陷越深。忙至深夜３时，仍无法行走，帐篷也无法搭，大家只好在汽车上休息。我们的双脚湿透了，对冷已完全没有感觉，不知不觉中进入梦乡，只有暴风雪陪伴着我们的梦。

　　第五天　６月９日江源无人区　海拔５０００米

惊心动魄的３０个小时自救

　　早上醒来，采访小分队骨干成员刘鹏、和我、徐冶、韩凤翔等人立即作出两条决定：一是刘鹏带着向导老孙和一名藏族司机想办法撬出一辆小车，迅速冒雪冲出无人区求救；二是由老韩负责清理、保管所有的食品、水和氧气，实行定量供应，作好长期待救的准备。

　　这时，徐冶提出：应该有人徒步走出去。我欣然同意与徐冶作伴走出无人区。我们认为这样有三点好处：一是趁身体状况好，可以探索一条新的自救之路；二是如果刘鹏失败或出现意外，我们可以报信救人；三是据估算，围困地点与青藏公路之间的垂直距离并不远，一天是可以走出去的。

　　这样，我与徐冶一人带上两包方便面和一瓶水就上路了。我还带上了电脑，徐冶带上了心爱的照相机。我们迎着刚刚露出来的太阳，踏着积雪向东边的雪山走去。刚开始，我们还有说有笑，徐冶也不停地拍照。后来越来越觉得走不动了，又开始怀疑路的正确性。我们翻越的雪山越来越高，过了一道梁，还有一道梁。有一座雪山实在太高，要仰望才能见，我们翻了三道梁才见到顶。恐惧明明白白地写在我们的脸上，但我们仍然互相鼓励着。徐冶说：“不用怕，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迎着太阳，是向东。而且，我预感到这座山顶那边就是青藏公路。”我们坚持着向上爬，不敢坐下，怕坐下之后不能站起。累了，我们互相搀扶着以站姿休息；饿了我们就干啃方便面；渴了，我们抓一把雪水塞进嘴里。由于心里实在没底，我们还不断地在走过的路上留下标记：红金龙牌香烟盒、绿Ａ标纸、三金药片盒。这样如果我们真走错了，一则还能再走回来，二则可以让援兵有个路标。

　　终于登上了最后一道山梁，路从梁上向下了。但是仍然看不到路的尽头，而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和远处的雪山。远处有我们的梦想———青藏公路吗？走还是不走呢？这时我看到雪化成的水正在形成河流向东流去，我对徐冶说：“小溪的尽头肯定是大河，我记得青藏公路边就有一条大河，而且河的方向也是由西向东，应该向前走。”我们又开始走了。这回是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坡，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草甸泥泞。用照相机的长焦镜头也不能发现路的尽头。

　　希望终于出现了！我们发现了新的车印，顺着车印找，我们又发现了扔在草甸旁边的红金龙牌烟盒和一个矿泉水瓶。这说明我们走的路与刘鹏他们的车路在此汇合了，而且他们在此休息过。我们狂呼着往湿湿的草地上一躺，东西扔在一边。望着蓝天白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们走对了！我们有救了！”

　　然后大约又走了３个多小时，已是下午６时了，我们望见了一个白塔，那是我们进山时离开青藏公路的标志，青藏公路就在白塔的下面。我们像是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开始奔跑起来。这时一只肥胖高大的“藏獒”狂叫着奔过来，我们并不躲避：“咬就咬一口吧，这狗毕竟是人间的标志啊！”奇怪的是，狗却停止不前了。我们哈哈大笑：“这狗是欢迎我们回到人间的啊！”

　　走到青藏公路上，我们这才一点力气没有了，往公路中间一躺，就不太清醒了。恍惚中有一辆绿色的东风车停下了，两个英俊的撒拉族小伙子把我们扶上了车。飞快地将车开到了雁石坪，扶我们到餐馆喝水、吃饭。粗通文墨的回族老板听说我们是从格拉丹冬边上走出来的，按时间计算走了１０个小时，路程约２５公里，半天说不出话。他说：“你们相当于在无海拔地区负重２０斤跑步２５公里，你们没有死，这既是一个奇迹，也是一种壮丽！”

　　值得庆幸。被困在雪地里的７人也开始了自救。他们在两个藏族司机的帮助下，挖出大坑，把大车轮胎埋在里面，作为牵引点，然后套上大车的牵引绳，试图把大车拉出来。第一次拉断了牵引绳；大家就开始第二次挖，这次又把轮胎拉了起来；大家拼了命开始第三次挖坑，选了离大卡车５０米远的地方挖，然后把埋进去的轮胎两边打上钢钎，又在上面压上越野车。然后再发动大车牵引，终于卡车把自己拉出来了。那一瞬间，７个人抱头痛哭。大卡车一个一个地把小车拉出来，然后奔向沱沱河沿。直到１０日凌晨２时才到达沱沱河兵站。此时，离８日晚８时被困，正好是３０个小时！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３０个小时啊！

　　此后，诗人马丽华的诗句，长久地在我的耳边回响：

　　如海洋如星空的草原啊

　　如牧歌如情人的草原啊

　　我永生永世的爱恋

　　深入并且辽远

　　曾幻想能在最为动心的那刻死去

　　化身为大草原的守护神

　　每当清风悠悠瑞雪纷纷

　　便是我足迹所至

　　——但为了什么终于不能

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

——由一位母亲控诉引出的暗访

　　近日，武汉的一位母亲奔走于新闻单位，悲痛欲绝地向记者控诉害人不浅的电脑游戏机室。根据报社编辑部的指示，记者决定暗访武汉的电子游戏厅和电脑游戏室，看看“电子海洛因”是怎样毒害孩子的，是如何泛滥成灾的。

第一次暗访

　　这位深明大义的母亲一定要陪我暗访，她说：“你自己很难找到电脑游戏室。”我说：“我知道有些地方有很大的电子游戏厅。”她说：“那种老式的电子游戏机，对孩子有危害，但只是鸦片；电脑游戏才是真正可怕的‘电子海洛因’。”这位母亲说，电脑游戏厅在周围一平方公里内有２０家。

　　在武珞路附近一幢普通居民楼前，这位母亲用手一指：二楼就是。我以找孩子为由独自进去，只见二楼中间一间大房里放满了电脑，大约有３０台，坐满了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几岁，正聚精会神地在机子上拚杀。

　　街头发廊旁，没立任何牌子，也未写“电脑游戏”字样，但是，只要推开其中任何一扇铁皮门，里面玩电脑游戏的８０％都是孩子。

　　令人不解的是，这时正是上午１１时左右，都是学校上课时间。知情人士说：游戏机室最火爆的时候是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８:００—２３:００。有的游戏机室提供一条龙服务，包吃包住，甚至包代替家长签字。

　　在武昌民主路旁安家湾的一幢居民楼里，记者推门而入，只见一楼摆满了电脑，而二楼则摆满了高低床。我问老板：“摆这么多床，给孩子们睡呀？”老板说：“对，有时实在太晚了，怕他们回去不安全。”“那么你这里就安全了？”“当然安全，我这里除了电脑就什么也没有了。”

　　这些开在偏街上的，没有牌子的电脑游戏厅几乎都是非法经营的，而那些公开开设的电子游戏机室又怎么样呢？记者一行来到了××大学门口的学院路。在相距不到１００米远的地方，有两个大型的电子游戏室。一个里面至少有５０台游戏机，几乎都是孩子在机上拚杀，而且有１０个女孩子，有的孩子还熟练地拿着烟，里间的小房子里有５台苹果机，是可以赌博的那种。另一家规模更大，称为××娱乐中心，有电子机、电视游戏机、电脑游戏机，约有１２０多台，简直是一个大工作平台。只是坐在上面的都是花季少年。我走到柜台前买了１０元钱的硬币，然后问：“你们这两家相隔这么近，不抢生意？”卖硬币的老头说：“不用抢，这周围一平方公里内有４所中小学，有的是孩子来玩。”记者３天之内还遍访了汉口??口宗关街、汉阳钟家村、武昌胭脂路、武昌珞珈山路、广八路等地，无论是在电子游戏厅还是电脑游戏室，几乎都是孩子们的天下。

　　据武汉方面知情人透露：在武汉公开挂牌的电子游戏厅有５００多家，没有合法手续的电子、电脑游戏机室有３０００多家。游戏室设有包房，包玩、包吃、包睡，有的学生玩游戏竟然５天５夜不回家。武汉市至少有３０％的学生迷恋游戏机。

第二次暗访

　　这些秘密的电脑游戏室都在一些居民区内，孩子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为了与孩子交朋友，记者花了一个晚上学会了目前正流行的《星际争霸》和《英雄无敌》，然后来到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着”的孩子身后说：“你不行，我做给你看。”我的“高招”果然吸引了他。很快我就成了他的师傅。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个只有１１岁的孩子就对我无话不谈了。

　　晚上１１点，我说：“我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他说：“那好吧。”走出了电脑游戏室，我对他说：“这么晚了，你跟我走，你不怕我把你卖了。”他说：“你卖我？把我卖了才好呢，只要能打游戏，到哪儿都无所谓。”

　　在一个排档前我们停下了，因为孩子不肯走远，想速战速决地赶快吃完好回去接着打。我只好稳住他：“吃饱了才好战斗到天亮啊？过会儿我们俩联机打，决一胜负。”这时他才安下心来。

　　我慢慢地与他交谈起来。“这些电脑游戏室都藏得这么紧，有的干脆就在居民家里，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别的同学带来的。”“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可能是老板去校门口发了纸条吧，也有的是跟着高年级的同学来的。”“你是怎么被带来的？”“班上有很多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谈怎么打怎么打，大家交流谁打得好，那时我从未玩过，那年我８岁，我觉得好像很丢人，就跟他们一起来了。”“那你又用什么办法带别的孩子来？”“很简单，我们打赌，谁赢就由谁做作业。我曾带我隔壁的小弟弟来过，他可聪明了，只有６岁，就能过很多关了。”“家长不给钱，你拿什么打？”“老板可以欠账，只要你天天去就行。也可以带别的同学去打，带三个以上，可以免打一次。”“你欠老板多少钱了，我替你还？”“快两个星期了，我已带了不少同学来打，但老板说，仍然欠了１００元。”“怎么欠这么多？”“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打到半夜或者天亮。”“你晚上不回家，父母就不知道吗？”“开始我骗他们，我晚上先睡觉，然后等他们都睡了，就溜出来，打个通宵。早上６点多，装作跑步跑得满头大汗，证明我是起早床。后来父母发现了，我也就不再骗来骗去了。”“爸爸妈妈不打你？”“打，经常打，我不怕打，我的皮很厚，有时他们打得急了，我就在脑里过关，反而不怎么痛了。”“那你还来？”“他们现在打少了，怕我出走，反正游戏室里包吃包住，我到哪儿都能过。”

　　我实在不忍心再问下去了，我甚至害怕问出他怎样弄钱或骗其他孩子的事。他的眼睛由于长期面对电脑，已有些近视了，但仍然有孩子般的纯真，我给了他１００元钱还债，然后默默地离开了。他向电脑游戏室的方向跑去。

　　不久前，武汉一家媒体报道：家住武汉满春街的一个只有１６岁的少男，与两名同伙今年３月初在游戏机室里以交朋友为名，把两名１４岁的少女骗入圈套，卖给了自己的表哥，获利４０００元和一支枪。少男为什么拐卖少女？少男又何以能拐卖少女？这件触目惊心的案子与风靡江城的“电子海洛因”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第三次暗访

　　为了了解那些开游戏厅的老板们，记者决定再访电脑游戏室。

　　老板们大多是中年人，看样子没有多少文化，有的长得也挺凶的。我到了几家私家电脑游戏室，都没有套出什么，他们挺老练的，口风紧，都异口同声地说“没赚到什么钱。”但看到他们手上拿着那么一大叠找零钱的票子，你相信吗？

　　４月２６日夜晚，机会来了，我在胭脂路一带的小巷子里瞎转，我知道就这么一条小巷子，也不下５家。可我推开了好几家的门，都没有人打，有的说机子坏了，有的说有人暗访不开机。由于我一身大学生的装扮，加上对电脑游戏又张口就是行话，总算没有引起老板的怀疑。我对一个年轻老板说：“今天虽然是４月２６日，但是我本身是电脑专家，如果开机之后引起故障，我可以排除，不能修复的话，我甘愿一赔十，怎么样，让我玩一会，我实在手痒心痒。”然后我主动交了１００元押金，老板相信了。我熟练地打了一会儿，老板就不再起疑心，就与一个黄头发的青年人聊。

　　黄头发说：“××地方游戏室比较少，可有市场，周围有好几所学校，我想在那里开一个。”

　　老板说：“那个地方的文化站长搞不定，再说房租可能贵。”黄头发说：“街道、工商、派出所还熟，重点是文化站长和房租。”

　　我见机会来了，就说：“房子我可以想办法，我住那里，我家有多余房，是又偏又不偏的那种，一楼有三室一厅。我们合伙怎么样？我负责房子，你们负责关系。”

　　就这样，我们聊开了。我说：“那里的孩子家长都是干部，家庭环境好，家长又看得严，你们怎么开拓市场？”

　　老板说：“这方面的办法我多得很，我本人就是初中迷上了游戏机，没考上高中，只好想办法开一家了。我的经验是，只要迷上几个坚定分子，不愁拉不到一个班，拉到了一个班就可以拉来半个学校的孩子。”

　　“怎么样拉？”

　　黄头发说：“那是孩子们自己的事，他们有的把别人骑的自行车汽门芯扒掉，中午没办法回家，又没办法睡觉，只好到我们这里转悠，看多了，就想上去，一上去就下不来了。”

　　怪不得在你们这条巷子里有几个修自行车的。

　　我故意装傻地问：“孩子们玩上瘾了，下不来了，怎么办？”

　　老板说：“就睡在我这里。我包吃包住还代替家长签字。”

　　“那孩子没有钱了，怎么办？”“我这里很便宜，一个小时２元钱，打一通宵只收１０元，一般的孩子这点钱不在话下。”“要是一个孩子喜欢打，又实在搞不到钱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哄别的孩子来，一个是去参加‘擂肥’。”“什么叫擂肥？”

　　老板不耐烦说：“就是在路上抢别的更小的孩子的钱。”

　　我更傻地问：“你这不是引诱孩子变坏吗？”我为迷惑他，仍没有停止游戏。

　　黄头发说：“你的电脑游戏玩得这么好，怎么就不知道呢？这电脑游戏就是毒品，就是海洛因４号，不是我引诱他，孩子一迷上了，自己就会变坏。”

　　老板补充说：“整天在游戏室里的孩子，只有一个结果，男孩子最后变成抢劫犯，小偷，女孩子最后变成三陪小姐。”我害怕他们起疑心，就赶紧接上说：“要是这样，我们没办法合作了，因为我家有小孩子啊。”

　　遍布偏街小巷的电脑游戏室，难道真的不为有关部门所知吗？我们不是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吗？我希望那些黑心的游戏机室的老板们，那些应该管而没有管或者暗中支持这些地下游戏机室的人想一想：也许明天沦落迷失的是你的孩子！

　　（原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９日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