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冠南（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韩诗》”本是西汉初期儒生韩婴所传布的《诗经》文本，后来伴随着韩婴学术影响的日渐扩大，终于形成一支以韩婴解《诗》为主体、以韩婴后学的发挥为支流的学术流派。《韩诗》学派颇具规模，是汉代三大官方《诗经》学代表之一，尤“行于东汉”（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韩诗》学派产生了众多的学术著作，但至两宋之交，除了《韩诗外传》之外，其余著作皆已亡佚。《韩诗》文献亦由此而析为两类：一为传世至今的《韩诗外传》，二为消亡已久的《韩诗》佚著。两者一显一隐，深刻影响着各自的传播途径与特色。这一现象，在《韩诗》文献传播于日本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韩诗》文献很早便为日本学界所知晓。最直观的证据是，《韩诗外传》十卷已经著录于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书《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诗类》中，此书由藤原佐世（847—898）撰成于宽平三年（891），当唐昭宗大顺二年，足见《韩诗外传》至迟在唐代已传入日本。此后《韩诗外传》在日本有着稳定的传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韩诗外传》的不少片段，在日本平安时代以降的类书、字抄中频繁出现，这说明《外传》在日本知识界的传播较为普遍，因此书中不少格言和故事常为日本古籍所采择。同时，部分传入日本的中土典籍也加速了《外传》在日本的传播，例如唐人魏征所编《群书治要》卷八抄录了《外传》的部分内容（金泽文库尚藏有镰仓时代钞本），此书在日本学界影响极大，它对《外传》的选抄应该会积极作用于《外传》在日本写本时代的传播。

　　第二，十七世纪以后，日本出现了多部和刻本《韩诗外传》，这极大地促进了此书在日本学界的传播。今存最早的和刻本《外传》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日本承应二年（1653）京师书坊胜村治右卫门刻本，日本学界称之为“胜村本”，高桥良政《和刻本韩诗外伝の书志的考察——胜村本について》（《斯文会》112号，2004年）曾对此本进行过深入研究，可供参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宝历九年（1759）星文堂刻本《韩诗外传》亦颇具特色，此本由鸟宗成校勘，正文每行右侧多训点文字，且有零星校勘记书于页眉，部分展现了日本学者对《外传》的校勘成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日本对《外传》的校刻实渊源于中国的明刻本。例如胜村本之底本为嘉靖十八年（1539）薛来芙蓉泉书屋本，星文堂本之底本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程荣《汉魏丛书》本，这说明日本学界对《韩诗外传》的刊刻，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换言之，是明代中国蔚然成风的《外传》刊刻引发了日本刻印此书的热潮。

　　第三，十八世纪末期至今，日本学界出现了多种研究《韩诗外传》的专著，从而实现了《外传》在学术研究层面的传播，这代表《外传》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境地，以至于在江户时代，学界已出现了多种《外传》索引类著作（详见坂本宗子《享保以后板元别书籍目录》），这显然是伴随着《外传》研究日渐兴盛而出现的结果。从产生于江户、明治时代的冈本保孝（1797—1878）《韩诗外传考异》、川目直的《校注韩诗外传》，到20世纪产生的伊东伦厚《韩诗外传校诠》（仅见卷一卷二）、吉田照子《韩诗外传译注》，都各有侧重地对《外传》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识见。吉田照子是日本学界第一位以专门研究《韩诗外传》而著称的学者，他撰有近二十篇对比研究《外传》与其他秦汉典籍的论文，多有前人未发之见。

　　与《韩诗外传》有条不紊的传播特点不同，《韩诗》佚著在日本的传播显得较为零散，这与《韩诗》佚著亡佚较早有直接关系。总体来看，日本典籍所保存的《韩诗》佚著文本最早来自于中国类书（如《修文殿御览》）、字书（如顾野王原本《玉篇》）、音义书（如慧琳《一切经音义》）、注书（如李善《文选注》）和逸书（如杜台卿《玉烛宝典》），这些典籍都或多或少地征引过《韩诗》佚著之文，故其传入东洋后，便打开了《韩诗》佚著在日传播之门。随着这些典籍影响的日益扩大，不少日本学者便将其中的《韩诗》佚著之文编入自己的著作中，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韩诗》佚著在日本学界的传播。经笔者考察，转录《韩诗》佚著之文的日本著作以类书、字抄、律令为主，这三类文献构成了《韩诗》佚著在日传播的基本媒介。类书起源于中国，传入日本后逐渐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进而兴起了编纂类书的风潮。由于日本类书取资于中国类书，故后者载录的《韩诗》遗说常在前者编纂过程中得到移录，例如《幼学指南抄》所引《韩诗》佚著便源自中土类书《初学记》。字抄是类书编纂过程中发展出的新体例。其所别于类书者，在于类书涵摄的门类较为广泛，而字抄针对的往往是某一具体门类，所以字抄著作通常较为专精，只收录与主题相关的资料，如《香字抄》抄录的文献皆与香有关，而《韩诗》佚著训释《小雅·楚茨》“馥芬孝祀”时恰有“馥，香貌也”之文，故得以抄入《香字抄》中。律令类著作在解释律令字义时，也常常收录《韩诗》佚著的训诂，例如惟宗直本《令集解》和惟宗允亮《政事要略》都引用过一定数量的《韩诗》佚著之文。综上可见，日本的类书、字抄及律令著作是《韩诗》佚著在日本传播的主要媒介。

　　另外，还需要探究的是《韩诗》佚著在日本的传播群体。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以下三大阶层：天皇和公卿贵族构成的权力阶层，大学寮教官和大学生徒构成的官学阶层，以及由僧侣构成的方外之民。天皇敕令公卿贵族修撰类书，常会收录一定数量的《韩诗》逸文，例如东宫学士滋野贞主受淳和天皇之命编纂大型类书《秘府略》，书中就收录过《韩诗》逸文，这促进了《韩诗》逸文在知识界的传播。大学寮教官和大学生徒以授受《诗经》为业，其使用的重要典籍便包含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而此书堪称保存《韩诗》训诂类逸文的渊薮，大学寮教官和大学生徒在修习《经典释文》时，不可避免要涉及该书征引的大量《韩诗》逸文，这同样促进了这些逸文在学术界的传播。僧侣阶层则借助寺庙的安逸环境与丰富藏书，默默地为《韩诗》逸文的传播作出贡献，例如觉明的《三教旨归注》与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都曾引用过《韩诗》逸文，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韩诗》佚著的传播。

　　由此可见，《韩诗》文献在日本的传播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论题。无论是《韩诗外传》的稳定传播，还是《韩诗》佚著的零散传播，其中都暗含着留待抉发的学术价值。例如日本学者对《韩诗外传》的校注与研究，便可与国内的同类论著形成互补；而日本汉籍收录的《韩诗》佚著之文，也颇有国内辑佚本漏收的条目，对此类条目进行补录，可完善《韩诗》佚著之文的存世量。很明显，对日本的《韩诗》文献加强利用，有助于将《韩诗》研究推向更加成熟的境地。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