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随梁漱溟去桂林，而随郑振铎、田汉去了西安，没有料到，会惹火烧身

　　西安大部分高等学校尚未传达毛主席讲话

　　教师们迫切希望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指示

　　本报西安20日专电　到今天为止，在西安13所高等学校中，绝大部分学校尚未向全体教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许多教师到处打听何时传达，迫切希望及早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事。

　　西北大学副校长刘瑞棻说，别的学校都传说我们传达了，实际我们也未传达。交通大学副校长苏庄说，这个讲话要不要传达，如何传达，是谈个精神，还是谈个要点，我还不了解，也没有接到指示。航空学院院长寿松涛对记者说：航空学院教师听到毛主席讲话的消息很兴奋，都想早知道，如不早传达，会使以后工作被动，所以我们自作主张先传达了。

　　记者拜访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长时，他表示西安的传达是比其他地方迟了一步。现正草拟传达提纲，准备布置传达。

　　据悉：在少数已传达的学校，也尚未布置教师讨论深入学习。有的学校有此考虑，觉得学校思想问题不少，传达之后会不会更麻烦，航空学院寿松涛院长以兴奋的口吻对记者说，我们学校有些教师原来对学校有不少意见，曾想到传达以后，是否会引起混乱。事实证明，不但不乱，事情反而更好办了。航空学院中共党委还召开了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高等学校内部的矛盾是什么。

　　这条新闻专电，是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春季我从西安发回报社编辑部的一条内参。后由编辑部来电，让我将内参改为新闻见报的，就是这条新闻。在反右高潮中，这条新闻闯了大祸，给我加上向党猖狂进攻的“纵火犯”的大罪。

　　我发这条新闻的时候，全国的知识界，都在热烈讨论毛泽东主席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3月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但根据讲话的录音记录稿，早已在党内外作了广泛的传达。许多著名专家、学者都纷纷在报纸上写文章，发表谈话，把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比喻为“百花开放的春天来临。”我到西安去采访时，就随身带了一本由报社内部自己翻印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原始记录稿。当时《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号召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动员知识界积极鸣放。毛主席本人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结束，就于3月16日启程离北京南下，17日在天津，18日在济南，19日在南京，20日在上海，都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旨在消除干部的疑虑，教他们不要害怕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此时各地的鸣和放，就在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的鼓舞下，紧锣密鼓地热闹起来了。

　　正在此时，报社总编辑常芝青同志，找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梁漱溟要去桂林视察贯彻毛主席两个讲话的情况，中央要我们派一个有经验的记者跟他去，此行不发新闻，没有报道任务，他一路上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写内参回来，向中央反映。”芝青同志问我：“我们打算派你去，你有什么意见?”这是报社领导又一次把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但我对此却毫不理解。梁老我多次和他打过交道，1951年我和《光明日报》老记者方明去颐和园访问他时(当时梁老老两口住在颐和园内)，他大谈其“乡村建设论”，要与“中共朋友的土地改革比较比较，看谁的主张最受农民欢迎”。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他对土改还有这些看法，我就觉得梁老有些狂傲，因为他的“乡村建设论”，早就被视为“改良主义”批判过。此时我也感到他性格也有些孤僻，陪他一起去桂林，无话可谈，也挺别扭。我当即回答芝青同志说：“我过去采访过梁漱溟，我觉得这位老先生性格古怪，我不想去，能不能派一位年岁大一些的同志去。”芝青同志很尊重下属的意见，后改派国内新闻部的记者张歌今去了，他是民盟成员，比我年长。不久，我就随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行去西安视察，此时是4月中旬。

　　50年代，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人数都不多，但差不多都是全国各界的知名人士，这次去西安视察的，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剧作家田汉、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全国政协委员、前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等。他们到达西安后，除了听汇报，就去参观访问，我也跟着他们听了郑振铎讲解的西安的碑林和大雁塔，看了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赋诗饮酒的一条早已变成黄土地上的古代河床的遗址，还驱车去西安郊外，看了王宝钏苦守寒窑18载的那几眼黄土窑洞，窑内烛光明亮，香烟缭绕。翁文灏还开玩笑地说：国家兴旺，王宝钏的寒窑也香火旺盛了。如果薛平贵回来一看，也会说王宝钏的日子，过的不错了。”翁老的话，逗的大家都笑了。

　　在西安活动了几天，代表们要去延安参观。当时我随代表一起，住在西安人民大厦，我的房间，正好和田汉同志对门。延安是我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早就想去参观，一直没有机会，这回代表们安排去延安，我当然万分高兴地要去，临走的头天晚上，我正从餐厅吃晚饭回来，正巧在房门口碰到田汉同志，他热情地招呼我：“笑枫：延安这次你别去了。延安我也没有去过，你跟我在西安开几个戏剧界的座谈会，会后我们两人再去。”记者的职业感官，立即提醒我：西安的鸣放，也在紧锣密鼓，座谈会是听意见、出新闻最好的场合，特别是座谈会由田汉出面主持，更有份量，我随即答应他，和他一起留在西安，参加他主持召开的座谈会。

　　郑振铎、翁文灏去延安后，我就随田汉同志参加了他主持的几个戏剧界的座谈会，座谈的意见都很尖锐，但都是对本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有的意见讲得客气点，有的讲话就有些难听，刺耳。此时，我插空还采访了西安几所高等院校。出乎我意料的是，西安许多高等院校的教师，都向我反映，他们还没有听到学校党委正式传达毛主席的两个讲话，沸沸扬扬，意见很大。教授、讲师们都议论纷纷：“全国都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为什么西安至今不传达?”当时交大的一部分搬迁到西安来，部分学生有意见，有闹事之势。我觉得这些学生不对，学校搬迁，是政府决定的事，也不属于鸣放范围的事，闹事就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杠。当时高教部副部长刘皑风在西安，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西安交大的学生反对搬迁，这不是鸣放，而是闹事，应该在报纸上提出批评。”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在电话上回答我说：“现在是鸣放，不要在报上批评，以免别人指责压制鸣放。学生闹事，学校多做些说服解释工作。”交大副校长苏庄，是高教部的工业教育司的老司长，西安成立交大，调他去担任副校长，交大此时尚无正校长，苏庄是实际上的交大一把手。有天中午，我去交大看他，一谈起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一谈起鸣放，他就对我大发牢骚：“现在大家都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都说是春天来了。我们这里，何止是春天，简直就是夏天的暴风雨。这个讲话怎么传达?是传达个精神，还是传达个要点?我还不了解，我也没有接到指示，叫我怎么去向全校教师传达?讲话还没传达，就这个样子了，传达了，怎么个收拾?”

　　我发回一条内参，很快收到编辑部领导回电：“速将内参内容发新闻电回来。”

　　当时我对毛主席两个讲话的理解：这几年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党与非党，人为的造成了许多隔阂，这回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赤诚相见，消除隔阂，增强团结，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说什么，问题不就解决了。我在西安采访，写新闻，发内参，都是本着我的这个理解的。西安市委迟迟不向教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反映了在领导思想中还有疑虑。为了听取西安市委的意见，并向市委汇报我来西安后了解的知识界思想动向，我去拜访了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我记得当时部长不在家，由一位副部长接待我，我向他反映了西安高等院校教师迫切希望听到毛主席两个讲话的要求和意见。这位副部长说：“西安市现在只传达到党员十六级以上干部，向下怎么传达，还在研究，怕一下子铺开，局面不好掌握。”接着他问我：“全国的情况怎么样?”我很尊重市委领导，作为一个记者，我更不能在市委宣传部长面前指手划脚，我就随即回答说：“全国的发展也不平衡，有快有慢。”谁知这一句出于好心的话，被这位副部长“记”住了，竟为后来的命运闯了大祸，这是后话。见到了宣传部的副部长，证实了西安市委尚未向西安各界正式传达毛主席的两个讲话的事实，回到住处，我就立即向编辑部写了一份内参，如实地向编辑部作了汇报，用快件寄回北京。

　　储安平是4月1日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早在1956年中央就考虑把《光明日报》这张报纸由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交给8个民主党派共同主办，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现在鸣放正在推向高潮，改组《光明日报》的事，不能再拖了，就由胡乔木出面，经8个民主党派协商，公推储安平出山。新任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由社长章伯钧陪同到报社，只和报社各部的部主任见了面，他对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是党让我来的，党是我的后台。”此时储安平正躇踌满志，联系全国知识界的名流学者，筹划办报方针大计，他到报社后，头3个星期，他只是在编辑部了解情况，还没有马上上班主持编务，报社的日常编务，仍是由总编室主任高天负责。我4月上旬去西安，还是常芝青给我的任务，我去西安之后，时间大约是在4月下旬，储安平才正式登台主事。他到《光明日报》从上台到下台，前后一共只有60多天，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费孝通、潘光旦、千家驹等100多位知识界知名人士发出他亲笔写的约稿信，命题撰文，让这些名人在《光明日报》上就国事、政事，议论风生；第二件事，就是派出大批记者，分赴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9大城市，召开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会，动员鸣放，我从西安写的内参，正是在储安平“躇踌满志，大展鸿图”之际，寄回报社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篇内参寄出后两、三天，就收到由高天署名的一封加急电报，电报嘱我：“速将内参内容发新闻电回来。”我做梦也不可能料到：这封电报，竟是“祸从天降”，一条内参，成了“纵火犯”，就是这么来的。

　　《西安大部分高等学校尚未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是4月20日在《光明日报》一版重要位置上加花圈见报的。4月19日这天晚上，陕西省委在人民大厦礼堂开晚会，招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听秦腔，这天薄一波同志也来西安，他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并肩坐在第一排，我就坐在张德生书记的旁边。我记得是在晚会进行当中，大厦的服务员把报社总编室主任高天发给我的加急电报送到会场来交给我的。也实在怪我“党性不强”，我收到电报之后，如果当时想到就近请示一下省委书记也就好了，因为这是一件批评稿，他很可能表态不让发，这就完全有可能避免后来给我扣上的“纵火犯”。我当时哪有这个政治斗争经验，我只是习惯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认真核实事实，不能出半点事实差错，我就站在会场走道上举目环顾，看到西北大学、西安交大、西安动力学院、西安医学院等院校的负责人都在座，我又一次向他们当场核实，证明到此刻为止，毛主席的两个讲话，都还没有传达，情况依旧，没有变化，我回身返回住处，赶忙写了这条专电。去电报局发完电报，我从房间拿着当天来的几份报纸又回到晚会会场的座位上，我记得薄一波同志看我拿着一卷报纸还问我：“是今天来的报纸?”我说“是”，他还随手拿去翻看了一下。

　　储安平派两位记者来西安召开鸣放座谈会，我随同田汉在西安采访

　　这条专电见报不久，报社派来党派部的记者韩洪文、欧至培两位来西安，并带来高天同志给我的亲笔信。高天在信中说：“你发回的专电，反映很好，彭真同志还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表扬了，说：毛主席的讲话西安市委为什么不及时传达，批评得好。”然后告诉我：韩、欧两位，是专程来西安召开高等院校教师鸣放座谈会，让我予以协助。韩、欧两人还告诉我：这次是储安平亲自布置的，在全国9大城市召开座谈会，推动鸣放高潮，储安平并向他们具体交代：找那些近年历次政治运动受委屈最大的，意见最多的人参加。储安平的这个意见，也符合我对讲话的理解，消除党与非党的隔阂，牢骚发了，气消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就消除了。这些天我在西安采访，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也都是这些性质的，都说中央的政策好，是下面的个别党员和个别党员干部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只能听恭维的，不能听批评的，不信任非党群众，盛气凌人，所以把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所以，我当时还觉得储安平派韩、欧两位来西安召开鸣放座谈会，是积极贯彻毛主席鼓励大鸣大放的指示的。后来才看明白：关起门来开几个鸣放座谈会，意见再尖锐也“无伤大雅”，因为那是关起门来讲的。如果把这些尖锐的意见，集中起来，在报纸上整版整版的大登特登，无异于漫天的狂风暴雨，扑面而来，是谁也承受不了的。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储安平的一大罪状，是派出记者在全国9大城市放火，指的就是在上海、武汉、西安等9大城市召开的鸣放座谈会，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凡是奉命前去9大城市组织召开鸣放座谈的一大批记者，不是打成右派，就是调离报社，被下放边远地区，几乎都无一幸免。

　　我按照高天同志来信的指示，协助韩、欧两位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我带韩、欧两位去省委统战部，说明报社来意，请示统战部确定邀请名单，一共请了十几位教授，除其中西北大学刘不同教授外，其他的教授我都不熟悉。解放前，我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时就认识刘不同，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经常在报上大骂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人称“刘大炮”。解放后我这是第一次到西安，才知道刘不同没有去台湾，在西北大学任教。因为历史问题，在肃反中受过审查，再加上他又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学校不受重用，省委统战部说：邀请他参加，吐吐怨气，调动起他的积极性。西安鸣放座谈会的名单，按省委统战部的意见，就这么确定下来了。我协助韩、欧两位的任务，也就到此完成了。座谈会是在人民大厦一个会议室召开的，因与我无关，我就去参加人大代表的视察活动了，教授们在座谈会上谈了些什么我也无从知晓。4月29日我将随田汉同志在西安召开的几个戏剧界座谈会和采访高等学校鸣放的情况，综合写了一篇题为《在新的激流中》的长篇通讯，副题是“——西安高级知识界的思想动向”，通讯全文有7000多字，有6个小标题。在第一段“思想大解放”中我写道：“西安这几天到处都在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前几天还被认为只能在“私下谈谈”的一些话，现在都有些争先恐后、乐于拿到桌面上来谈了。老教授、老艺人都喜形于色地畅谈自己的体会，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许多教授们从讨论会上下来之后，差不多都有这个感觉：原来内心深处的一些疙瘩和一些难言之隐，好像都豁然开朗了。觉得自己已为党所了解、在感情上跟党更靠拢了。感到是“思想大解放了。”有人说：以前思想上的枷锁重重、意见满腹不敢申诉，真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感。今天西安知识界的心情，只有用“春风欣度玉门关”来描绘了。一周之前，笼罩在西安知识界中的“鸣”、“放”气氛还相当沉闷。不少高等学校的领导人，面对“讲话”春风、还在犹豫不决，疑虑重重，担心广开言路，会不会闹出偏差；要不要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传达下去，也拿不定主意。那时候，在更多的教师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害怕“放、收、整”（有人说这是三部曲），心怀谨慎，少“放”为佳。现在，这些思想，这些顾虑，正在被汹涌冲来的激流，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通讯的主题思想还是表达了我对毛主席讲话的理解：放出了怨气，鸣出了委屈，消除了党与非党的隔阂，心情愉快，消极因素就化解为积极因素了。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事隔几十年之后这才开始明白，我当时对毛泽东发表的这两个讲话的理解，是完全错了，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早在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就把邓拓和几个副主编、编委找去谈话，一针见血地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我哪有那个水平来理解1957年不平凡的春天的这种高深莫测的政治形势。想到主席此时早已“胸有成竹”，只是时候未到，“锦囊妙计”未便公开而矣。

　　4月30日，西安市委文教部召开高等院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学习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统一思想认识，放手发动鸣放。我和《陕西日报》文教部主任杨田农参加了一整天。杨田农是我解放前就有书信往来的文友，这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个会开得很热烈，因为是党内的会，书记、校长们都对鸣放坦率陈词，思想焦点，就集中在6个字上：敢放，也有顾虑。《陕西日报》是省委机关报，党内的讨论，他们未作报道。我觉得这个会很有分量，集中反映了在鸣放中的领导的思想动向。我前一篇通讯，写的是“西安高级知识界的思想动向”，我这篇通讯，就应该写“西安高等院校领导思想动向”，通讯还是写了7000多字，题目就叫《在领导思想中》。西安之行，采访任务到此结束，北京多次电话催田汉同志回去，去延安也未能如愿以偿，5月初，我就返回北京了。

　　《光明日报》大鸣大放的版面一时热闹非凡

　　在我去西安采访之前，常芝青同志主持召开了报社党外人士和青年团员座谈会，听取对报社党组的意见。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大家都是本着毛主席的教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坦诚发言。这次座谈会，掀开了《光明日报》内部大鸣大放的序幕。

　　整个5月份，全国都进入大鸣大放的高潮之中。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斗争中必需同时改进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4日，中共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和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这时报社编辑部内部也日益热闹起来，9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发言记录，整版整版的见报了。潘文彬在武汉采访的《比邻若天涯》，巴波在上海写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和徐亦安等写出反映知识分子声音的通讯，连续在报上刊出，还传来胡乔木同志的表扬声。刹时间，我们《光明日报》真成了知识分子的喉舌。由高天、熊剑英负责的版面安排和标题上，也打破四平八稳的老框框，把最尖锐的意见作为标题，放在显著地位上。对储安平的办报方针，这时在报社内部，有赞扬的，有反对的。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起，连续在全国政协二楼会议室，召开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史良、罗隆基、张奚若、马寅初、邵力子、沈雁冰等等都出席了，我天天都带着笔记本，出席旁听采访，一杯清茶，沙发一躺，一边听他们对国事的高谈阔论，一边忙着记录，在这种会上，记者只是听，也不可能在会议中间找人采访。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头面人物，他们“帮助党整风”的发言，和我在西安一些座谈会上听到的鸣放发言相比，政治性就强多了。

　　这个全国最高层的鸣放座谈会，前后开了两次，第一次会从5月8日开始，16日结束，中间休会几天，5月21日又恢复开了几天，这时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哪里会知道，多年之后，李维汉部长公开了这个秘密(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5月中旬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右派的决心。因为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光明日报》登出的言论，尽是指责‘党的缺点和错误’，怨气太大，也直接刺激了毛主席，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还特别指出：‘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虽然如此，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把一切对党提出尖锐批评的人，都视为‘异己’。他在这份指示中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笑纳。’毛泽东在这里为傅鹰打了保票，唯独傅鹰提了如此尖锐的意见，而成了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唯一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被称为右派的人，意见即使是对的，也不见得不给你戴右派帽子。党中央的整风运动指示是4月27日发布的，到5月15日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前后只有18天，短短的18天，中国的政治气候，就开始起了180度的大转变。就是最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中国最高层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等，也是‘利令智昏’地蒙在鼓里。”

　　中央统战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鸣放座谈会，经过休会之后，实际上是经过调整部署之后，5月21日又继续开会，我照例去旁听采访，在主持座谈会的李维汉部长心中，这时已心如明镜，座谈的性质，已不再是听取批评帮助，谁也不知道一场即将来临的反右派斗争，正在一声不响地从容布置之中。

　　6月1日，是中央统战部民主党派人士最后一次座谈会，储安平就在这最后一次座谈会上，作了“党天下”的发言。储安平后来在反右批判中交代说：“解放以后，一般地说，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学社及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了很久，我也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他发言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全文1200字，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这篇发言，成为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代表作，他本人也成为重点批判的右派代表人物。

　　其实，稍有政治头脑的，只要留心报纸版面的处理，就可以看出中国1957年夏季的政治形势，已经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5月末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全国共青团代表会议代表时就发表了一句政治态度十分鲜明的讲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人民日报》用特大黑体标题放在一版头条位置，招示天下，传达了党中央在放手贯彻大鸣大放新方针的最重要的新态度、新信号，而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这一句最最重要的最新指示，却不约而同地都安排在一版只有两栏地位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直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公开宣布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储安平这时才醒悟到政治风向的转变， 当天下午，他就不来报社，也未向报社同人告别，就直接写信给社长章伯钧，提出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第二天他的老友袁翰青去看他，批评他的“党天下”的错误，储安平心情沉重地对袁翰青说：“我本来就不想发言，他们三番五次来电话邀请我发一次言。我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我要是晓得的话，就不说了。”储安平还表示：他要准备检讨。遗憾的是：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检讨已经无济于事，也就不需要了。

　　报社反右迅速升温，《光明日报》划右派没有比例，有多少，划多少

　　报社“反右”运动由党总支书记张友、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吴克之领导。吴克之第一次召集青年团员开会，传达“反右”指示时他很坦率地说，“这次反右，一定要实事求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乱来。免得以后又平反道歉！”我一听，心情为之一振：这回搞运动不乱来，有规可循了。等我也戴上右派帽子后，再回想吴克之这句话，这话幸亏是他说的，他本人就是搞运动的，如果换了别人，就凭这句话，早就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了。

　　报社第一个受批判的是王少桐（“文革”中受迫害自杀）。王少桐在抗战初期是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长，做过卫立煌的少将参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任南京《新民报》总编辑，爱国民主人士。1950年我和他从新闻总署调来《光明日报》，一直任编辑，1957年春才任命他为报社党派部副主任，因不受重用，有些怨气，在党组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过几句牢骚。跟着“揪”出来的是徐颖。徐颖当时只20多岁，还在青岛采访。因为她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写的都是人大教师的发言，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带着一批人大学生找上门来告状。报社给青岛发了电报，让她立即回京，她还什么也不明白，回到报社就受批判。对她只开过一两次“批判会”，以后就这么定了个“右派”。编辑部团支部书记梅挺秀，对“反右”不积极，吴克之就找我，指定我去加强青年团的“反右”工作。我只参加过几次团支委会，不久，报社“反右”都归整风办公室统一领导了。

　　“反右”开始，《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就被点名批判犯了“资产阶级方向性的错误”，储安平首当其冲，是头号“大右派”。社长章伯钧就连忙写了300多字的检讨，发表在《光明日报》上，6月中旬，报社在国际俱乐部召开社务会议，检查《光明日报》所犯的错误。高天叫我参加，做记录并发新闻，参加会议的有社务委员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高天、潘文彬也参加了。储安平惶惶不安地说：“这些天我连大门也不敢出。邮差送信，在家门口喊：储安平信，我不敢出去接信；有病不敢去医院，我怕护士喊：下一个，储安平。别人一听我这个名字，都像看新奇似的，都朝我瞧。”章乃器谈笑自若；说：“主席号召的，要我帮助党整风，我问心无愧，心安理得。”

　　会后，《光明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自我检查，检讨报纸在鸣放期间发表的许多错误文章、通讯、新闻报道和“反动编排”。这篇全文16，000余字的文章，检查的第一件错事，就是储安平派记者到9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煽动人民对党不满。检查还郑重地把这一时期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座谈会发言中，把民主党派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以及民主党派有职无权等内容，用显著地位登在报上，是企图在读者中造成“党天下”印象。我在西安写回的报道西安鸣放的两篇长篇通讯和一些新闻，经检查均无错误。

　　全国的反右派斗争的熊熊烈火越烧越旺，报社内部的揪右派，也迅速升温。第一批揪出的右派，就是在鸣放开始时，在党组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大胆鸣放，坦率陈词的一些人。章伯钧、储安平属于“头面人物”，他们没有在报社接受面对面的批判，只在报纸上有批判他的文章和新闻报道。当时编辑部只有7、80人已经划了10多个，按毛主席百分之一、二、三的比例，所划的右派早就超过这个比例了。张友是位爱护干部的老同志，他请示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光明日报》划的比例是不是多了?回答是：“《光明日报》划右派没有比例，有多少划多少。”张友就因为这一个电话，作为反右中的严重错误，记入了档案。

　　1957年8月2日一早上班，我和部里的同志照例一坐下来，就看当天的报纸。我正面壁潜心看报，坐在我身后的陈端绍带着十分惊异的口气突然喊我：

　　“笑枫，《人民日报》把你登上了！”我一点也没有在意，随便问：“《人民日报》登我干什么？”

　　“真的，你看。”

　　我挪开坐椅，走到端绍桌旁，他把《人民日报》递给我看，可不是真的？一篇由“本报记者朱波”署名的长篇通讯：《三个纵火犯》5个字的大标题，赫然刊登在一版显著位置上。我和《光明日报》另两位记者欧至培、韩洪文的名字，都印在纸上，加在我们3人头上的“罪名”，是在西安组织“右派”鸣放，猖狂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这篇通讯，大约有3、4000字，其中约有1000多字活龙活现地“揭发”我在西安宴请“右派”的酒席上，如何与西安的“右派”碰杯、交谈、庆贺，有情节，有对话……

　　我一下子惊呆了，报纸上登的全不是事实，怎么能这样捏造事实，陷害无辜呢？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经核实，就这样轻率地在一版显著地位刊登文章，说我是“纵火犯”呢?

　　当时，报社总编室副主任张友同志任报社党总支书记，此时党组早已撤销，储安平也早已自动辞职接受批判，报社的主要领导就是张友。张友是位令人怀念的老同志，他经历过延安整风，政治上成熟，当天上午他就来到国内新闻部找我，关切地对我说：“这件事情我们事先不知道，你是《光明日报》有影响的一个记者，你写个检讨在报上发表，丢包袱。”

　　这是报社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我的保护，报社党组织对我这种良苦用心，当时我一点也不理解。我还带着一肚子怨气对张友同志说：“我到西安和《人民日报》记者朱波通过电话，他完全知道报社在西安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与我无关，为什么不顾事实，硬把莫须有的事扣到我头上，我不检讨，有错的是他，不是我。这是诬陷，我要到法院上告。”

　　高天当时也是报社实际负责人之一，我对他说：“我的问题没有公开澄清之前，我很难再出去采访了。”高天还安慰我说：“报社也没有说你就是右派，你可以照常出去采访。”《人民日报》给我扣了这顶大帽子，我怎么好再工作，只好等待“命运”来安排了。

　　我拒绝检讨。可大祸由此而降。在定我“右派”时，《人民日报》朱波揭露我在西安“煽风点火”的那一大“事实”，经报社派人调查，证明不是事实。全盘予以否定。但我说的“要到法院上告”这一句话，在定我“右派”的结论中，竟列为“罪状”之一。

　　《三个纵火犯》的“罪名”突然扣在我头上后，报社就派人去西安调查。后来才明白，定我“死罪”的，是从西安发回的那条内参。

　　我在西安发回那条《西安未普遍传达毛主席讲话》专电，当时受到彭真的表扬。因为是事实，西安市委也不敢吭声。这回就成了划我右派的致命罪状，西安市委宣传部那位副部长，以市委名义，在证言上下的结论是：“郑笑枫在西安右派向党进攻中起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证言说：“西安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是郑笑枫挑动起来的。”这个证言避开事实就给我扣上如此吓人的“纵火犯”的大帽子。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中旬定案，报社编辑部先后开了7次会，讨论《三个纵火犯》中点名的我、欧、韩，在这3个人中，我是代表人物，每次开会，发言都集中在我身上。有人说，我在西安采访时，只是犯了工作方向性的错误，不是反党；有人则说，我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就是把自己置于党之上；把自己置于党之上就是反党。所以，西安采访中的问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我是1957年11月中旬定案的，至此报社已经划定了19个右派，算上储安平，整20个，按当时编辑部人数的比例，划的右派占了25%。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我签字的右派结论上有一项是“平时政治表现”，竟写上8个字的结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

　　报社揪出的右派都签字定案，我们都离开了多年伏案编报写稿的编辑部，集中在报社劳动。刚过正月十五，我们都作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

　　一切“罪名”都是强加的。但又不能不签字承认“反党”。因为传达过毛泽东的指示：“右派不承认也可以，他可以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右派不接受处理也可以，他可以自谋生路。”谁也不敢不听。

　　我受二类处理，每月发生活费28元，取消行政十三级工资级别，到双桥农场集中，送黑龙江北大荒监督劳动。

　　在双桥学习3天，第4天，一列专车就把我们送到了黑龙江宝清县853农场。从此在黑龙江劳动改造了20多年。

　　1979年元旦过后，我“发配”来黑龙江后的所在工作单位玻璃二厂党委通知我：接到《光明日报》来函。1978年12月20日报社党委重新审查我的“右派”问题，认为我在1957年鸣放期间，没有右派言论，决定取消《光明日报》原整风领导小组的处理结论。1979年1月10日，我就正式收到报社政治部来的复查结论，恢复政治名誉。结论中明确写着：“1957年鸣放期间，郑笑枫同志没有右派言论。”这时我就听说于友、殷毅、李笑等都从黑龙江、内蒙、新疆赶回北京，住在报社，等着改正，恢复工作。后才知道，《光明日报》19个右派，正式返回北京的只有于友，殷毅二人。徐颖和爱人姚昌凎在新华社，徐颖的回城指标是新华社给的，《光明日报》只给她恢复工作。我留在《光明日报》黑龙江记者站，户口仍在黑龙江。

　　古稀之年的感慨：难忘常芝青、高丽生的关怀

　　这年春节前夕，也就是大年三十的上午，我在哈尔滨意外地收到我一直怀念的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从广东从化温泉特地给我写来的一封信，此时他患肺气肿病，正在从化温泉休养。我特别感到温暖的，是他那样的细心，体贴入微赶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让我读到他的信。他在信上一开头就这样写着：“我首先祝贺你们全家，今年过一个团圆年……”

　　芝青同志的安慰、鼓励，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芝青同志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毛主席发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时，他就是当时《晋绥日报》的总编辑。拿着改正结论，我没有哭，这一回，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发配”黑龙江时，是7口之家，在这22年当中，因受我株连，我老母上吊自杀，二女儿得了精神分裂，小女儿得了急病后无钱送医院，眼睁睁地看着她死掉了；我也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最宝贵的年华。

　　我想起22年前报社大鸣大放开始时，有天深夜，芝青同志找我到他家去，他深情地对我说：“你年纪轻，还不懂。运动来了，就要放手发动，等到作结论时，就要对人高度负责，不能有半点偏差。”芝青同志没有料到，这次反右，他的老经验不适用了，划一个算一个，根本谈不上对人高度负责了。我在身处逆境之中，常芝青和高丽生两位《光明日报》的老领导，从不把我视为打入另册的人，一直对我关怀鼓励。也表达了芝青同志内心的情怀。60年代初，芝青同志主持《大公报》的工作，我每年都给他写信问候，他总是有信必复，而且一写就是两、三页信纸，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深情厚意。也是在60年代初，全国开展“三史”教育(厂史、家史、个人史)，当时我刚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哈尔滨公私合营元吉玻璃厂工会工作，工厂党委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为这家已有60多年历史的老厂写一本厂史，当然是揭发资本家在旧社会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以教育青年工人。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连采带写，完成了一本4万多字的工厂厂史。我虽然摘了帽子，但头上戴的还是“摘帽右派”，厂史是我写的，但不能署我的名，我就用了一个“工厂厂史编委会”的名，厂史题名为《熔炉烈火》。定稿后，原打算送到《哈尔滨日报》发表，也好配合全市的“三史”教育。谁知《哈尔滨日报》一听作者是我，原稿退回，不予刊用。这时我想到了在《工人日报》主持工作的高丽生同志，我把这部厂史寄给他，很快我就看到《工人日报》在三版上每天以半个版的版面，连载7天，全文发表。不久，我又接到工人出版社的来信，他们已把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厂史，编印成册出版了。《哈尔滨日报》看到《工人日报》发表了，这才赶快转载，连载半个月才登完。在那极左时期，像我这样被打入另册的人，再好的亲友，也“六亲不认”，回避都来之不及，还敢用半个版的版面，把我写的稿子连载7天，还让工人出版社出版，当时就像在严寒的冬天，一股暖流，涌上心来，不是身处逆境的人，是感受不到这股特殊的温暖的。

　　1979年我右派改正之后，第二年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挂在心上的事，就是去木樨地22号楼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芝青同志。离别22年，相见没有半句话，我告诉他，我上楼时，看到在22楼的楼门前，贴了两张小字报，坚决反对曹轶欧搬进22号楼来住。小字报上写着：“康生是个大坏蛋，你曹轶欧也帮着干了不少坏事，我们22号楼的全体居民，强烈反对你搬进来住，马上给我滚出去……”芝青同志听后只平静地说：“我知道，中央出面做工作了”。芝青同志在延安整风和“文革”中，都身受康生之害，此时却毫不计较个人宿怨，仍以宽恕待人，我都不以为然，我在芝青面前，从来就是晚字辈，说话也从不计分寸，我说：“她住的这栋楼上的老同志，差不多都挨康生整过，康生、曹轶欧干的坏事太多了，她还有脸住到这22号部长楼来?”我也是这一天，在这里听到芝青同志告诉我：“高丽生同志就因为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写刘志丹的书，被康生一伙人诬陷迫害致死，多好的人，多好的领导呵!”

　　1957年的一条内参，引发出我尝不尽的人生甜酸苦辣、看不完的人生世态，真叫尝尽人间百草。遥想当年，真叫人感慨良多，著名老记者萧乾说：“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要尽量体验多种人生。”一条内参成了“纵火犯”，也算是我有幸体验到的一种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