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志新事迹报道的时代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批判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肃清“左”倾路线流毒的时候。张志新事迹是文革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当时影响很大。从1979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后，进行连续报道约3个月，刊发14万字的报道，全国各地读者来信来稿两大麻袋。当时的《光明日报》记者部主任、资深新闻工作者卢云说：“一个典型人物的宣传，反响之大，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

　　张志新事迹报道的线索是辽宁《共产党员》杂志提供的。他们寄来一份稿件，很长，写得较散，议论过多。我编了，交卢云同志。约过了10天，老卢问我：“张志新的这篇稿子，你认为怎样?”我说：“事迹很典型，但写得一般。”他说：“此稿不用。你到辽宁去另写一篇，如何?”我说：“可以。”

　　第二天，即1979年5月23日晚上，我从北京乘火车赴沈阳。采访张志新的事迹，得知《共产党员》杂志那篇稿子《人民日报》见报了。老卢给我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人民日报》稿，我看过了。我们可以另写。”老卢指示：“这样，就必须快。”我改变了采访计划，把全面铺开采访，收缩为抓重点对象的采访，主要事实抓到，就动笔了。5月28日晚，我写了一夜。这天早上恰好辽宁记者站孙钧同志上班后来看我，请他代把稿件送辽宁省委审。当天下午，我带上稿件从沈阳返京。采写《一份血写的报告》，几天几夜，我睡眠很少，一是“必须快”，再是张志新死得很惨，我常常无法入睡。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忍不住流泪。

　　报社将稿件送当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审。稿件退回后，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指着稿件后面的一行字说：“耀邦同志说，把这句话删去。”这句话，就是动刑前割断张志新喉管的那句话。我照办了，但换了个说法：“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稿子发表的当天上午约8点半，就收到读者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是编辑部干事吴力田同志接的，问“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是什么意思。我请吴力田同志如实告诉对方。吴力田同志说，电话传来的是哭声。在后来连续报道中，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一事实还是登出去了。

　　由于出于对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考虑，只能写张志新反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但在稿件中，我亦提到张志新对毛泽东同志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见”。是什么“意见”，也没有写。事实上，张志新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提出了批评。她指出，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从大跃进、人民公社起就推行“左”倾路线，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条路线在进一步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就到了登峰造极了。如果不纠正这条路线，将不堪设想。她指出：林彪、江青“四人帮”是这条路线的推波助澜者，是纠正这条错误路线的主要障碍。她还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张志新被杀害，与其说是反对林彪、江青“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她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看得很清楚，并在会上提了出来，在当时没有极大勇气，是做不出来的。这是“为党为国家担忧”。在批斗会上，有人批判她反对毛主席。她答辩：“在热爱毛主席这点上，她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为了历史的真实，张志新为什么被杀，这点是应该说明的。

　　历史事实表明，张志新是20世纪我们民族的英雄，是共产党内优秀的一员。她将在中国历史上永远闪光，启发和鼓舞人们前进。

二

　　关于张志新事迹《一份血写的报告》发表后，《光明日报》收到不少类似张志新事迹的典型，有的提供新闻线索，有的提供事迹材料，其中有省级检察院提供的。我选择了两个进行采访，其中一个是郭维彬。郭维彬，其事迹、观点和态度，基本上是同张志新一致的。她被两度判处死刑，只是有一位医生开出她患有精神分裂症，而得救，免于一死。这是一个活着的张志新，事情经过由她亲自说出，效果就会不一样。我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采访郭维彬。她是被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

　　稿件写好后，总编辑杨西光同志亲自审发。他看后，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不宜写得过细。是不是把这些话删去?”他是以商量口气说的。他已在拟删去的文字行间，用铅笔划了杠杠。我遵照西光同志指示，把那些文字删去。这段文字是：“在监狱7、8年中，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躺不能躺、站不能站的小号里，有时还得戴手铐脚镣，戴时间最长的是在肇源县，一戴近3年，冬天穿不了棉裤，只能用破棉袄盖上。

　　“每一次要我写材料，我都写明我的观点。他们就对我加重刑罚，要犯人对我武斗，打呀，用木板、铁条打，厚厚的木板都打碎了，打得我皮开肉绽。冬天的时候，不让我穿棉鞋，不让戴帽子，用麻绳绑着，推到室外，一天一宿地冻，冻了3次，有一次冻得大小便都失禁了，大小便拉在裤子里，都冻成冰了。拉回屋，4、5个小时都缓不过来。自己不会动，不会吃饭。”

　　《活着的张志新——郭维彬》一稿见报，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反响，但和张志新事迹见报相比，小多了。

三

　　1982年春节后，我到武汉采访。在火车上同武汉大学两位教师交谈，了解到武汉大学1981年有多名教师去世，多为人到中年、才华横溢的教师。当时，社会上不断传出中年知识分子早逝的信息。内参出现了“救救中年知识分子”的呼喊。这已成为当时还没有引起社会，特别是领导部门足够重视的“潜热点”新闻。

　　那时，我开始注意研究这个社会现象，并寻找新闻线索，来表达中年知识分子的心声和社会对此的焦虑。中年知识分子大批早逝，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悲哀，对国家未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年初夏，中国科学院组织台胞科学工作者在北戴河开会，实际上是一种休假性聚会。我作为新闻记者参加这次活动。晚饭后，我和中国科学院人事部门的小马在海边散步。三句不离本行。我问他科学院有什么新闻。他说，长春光机所有位很有才华的中年科学家蒋筑英，中国科学院领导层上午开会，决定由他接王大珩任长春光机所所长，下午从成都传来噩耗，正在成都出差的蒋筑英病逝。他说，很可惜。

　　从北戴河回来，我赴长春采访关于蒋筑英的事迹。采访对象，主要是蒋筑英的爱人、光机所的负责人和蒋筑英的同事。采访路长琴花了1天时间。我进入她家门时，她说：“今天是老蒋去世100天”。说完就哭了。这一天，路长琴谈蒋筑英的内心世界，谈他的为人，他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许多时候是流着泪谈的。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也在家。听着路长琴的回忆，面对着这个不幸的家庭，我流了不少眼泪。特别是讲到他们夫妻永别的最后一个早晨的情景，泪水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无法记录下去。“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蒋筑英起来把昨晚锅里的剩饭加上水，做稀饭当早餐。我给他拿了6个鸡蛋，要他煮熟路上吃。他煮了4个，自己要了2个，留下2个给孩子。”这是当年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写照。当年知识分子被贬称“臭老九”，是被改造的对象。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一般都很差。当时在劳动报酬分配上，很不公平。懒惰和勤劳一个样，智愚一个样。有人说这种分配制度是懒惰的剥削勤劳的；没有文化的剥削有文化的。我根据当时的这种情况，通过蒋筑英的事迹，反映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这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一次活动中，有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紧紧握着我的手，流着热泪，说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北京市委领导人通过报社领导，请我到市委大楼礼堂，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反应热烈。接着北京市政府又通过报社领导请我去给他们作报告。他们在前门租了个大剧场，坐满了人。我讲了一个下午，会场上，基本上没有退席的，这在当时这种现象是罕见的。可见当时知识分子问题是社会关心的热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