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读者来信，引发了一场“两军对垒”，并最终打破了一个地区的僵化局面。这种情况在报纸工作中并不多见，《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非常有幸碰到了这种机遇。

　　大约在1978年的7月初，武勤英同志在处理来稿时，发现一封读者来信。写信者是山西省稷山县(属于运城地区)陈寿昌，他在信中反映，粉碎“四人帮”已经1年多了，当地的集市贸易仍未恢复，街上仍然贴着取缔集市贸易的“十大好处”一类标语，群众赶集仍然遭到工作人员的驱逐(当地群众称之为“撵集”)，给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副业生产带来极大困难。他呼吁：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当时，全国农村中正在逐步恢复按劳分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政策，但在有的地方遇到较大的阻力。我们感到发表这封来信，对于落实党在农村中的经济政策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但是，来信反映的是山西的情况，山西是大寨所在的省，取消集市贸易是大寨的经验，当时“大寨经验”中所包含的“左”的东西还没有受到公开批评，大寨的负责人仍担任着国家的领导职务，因而，我们对是否公开刊登陈寿昌的来信，还有些犹豫。这时，马沛文同志(当时任副总编辑兼理论部主任)到《经济学》组办公室来，我们向他汇报有这么一封来信，问他是否可登，他的态度十分明确，说可以登。于是，这封信就在1978年7月21日第56期《经济学》的《读者来信》栏中刊出。

　　《经济学》专刊是理论性专刊，《读者来信》在版面上不占重要位置。陈寿昌的《农村集市贸易应该恢复》一信刊登在专刊的右下角。这样一封在版面上很不起眼的只有4、500字的读者来信，在运城地区以至山西省其反应的强烈程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广大农民、工人、基层干部热情地欢迎《光明日报》刊登陈寿昌的来信，他们到处寻找《光明日报》，找到报纸后互相传阅，农民赶集时带着《光明日报》，遇到撵集的就给他念报纸上的文章，质问他们为何不让恢复集市贸易。《光明日报》的读者群主要是知识分子，自刊登陈寿昌的来信之后，运城地区的男女老幼，农民工人，几乎无人不知《光明日报》。报社每天都要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支持陈寿昌的意见，要求恢复集市贸易。甚至连执行撵集任务的农村基层干部和执行“全收全供，全吞全吐”以取代集市贸易的供销社干部，也来信主张恢复集市贸易。如参加撵集的几位农村基层干部在信中说：“继续撵吧，就要和群众闹到对立的地步，这既同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相容，也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称；不撵吧，地区又有撵的明确指示。因而弄得左右为难，进退不得。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政策应当落实，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正当的集市贸易应当恢复，违背党的政策的种种限制和禁令应当取消，各级领导不要再办那些脱离群众、与民对立的事情。”临猗县北辛供销社的三位同志在信中说：“党报上多次发表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和有关集市贸易的文章，群众一直等着我县的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可是，每次党报一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得到的指示是：‘坚定不移、坚信不移’取代工作的‘八字方针’。就在贵报登了两篇读者来信以后，我县也是这样开会研究的：‘不能动摇，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关闭农村集市贸易’，要我们供销部门……购销业务实行‘全收全供，全吞全吐’。通过1年多的实践证明，在现阶段由于供销部门的人员、资金所限，‘全收全供、全吞全吐’是有困难的。”“我们认为在现阶段临猗县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是应该的”。特别要提到的，当地的干部群众通过来信、来电话，以至来报社面谈，及时向报社反映当地某些领导顽固坚持“左”的错误，不接受群众意见，加紧撵集等情况，他们成了报社的义务信息员，报社虽然没有派记者去运城，但对当地发生的情况了如指掌。

　　山西省和运城地区是“文革”中受“左”的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已经1年多了，那里的某些领导人仍在坚持“文革”时期的某些做法。比如，1978年5月，山西省委的一位部长还在大力宣扬“穷过渡”。他说，“穷过渡”是“学大寨的前提”，“富了就不能过渡。”“穷过渡”的动力，是大批资本主义，“那就是批农民的自发倾向”。“穷过渡”的做法，是“围剿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山西省委当时还正式发文，坚持取消集市贸易。文件规定：“已经由社会主义商业代替了集市贸易的地方，一定要以大寨、昔阳为榜样，经过调查研究，继续做好巩固提高工作”。省里如此，到下面更加变本加厉。比如，1978年7月8日闻喜县委(属运城地区)所发的关于农村商业工作的文件，在所附的宣传提纲中说：“这些集市实际上已经成了新老资产阶级搞复辟活动的场所，成了集体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倾向存在的社会根源，成了诱惑小生产者背离社会主义的钓饵，成了不折不扣的自由市场。”又说：“谁给资本主义开绿灯，我们就和谁斗，哪里有资本主义就在哪里斗。一斗到底，直到胜利。”真是气势汹汹。难怪《光明日报》发表了陈寿昌的信后，他们就要与之“一斗到底”。首先，他们要追查写信者。据群众反映，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其次，就是要消除《光明日报》的影响。《光明日报》发表一次文章，运城地区某主要负责人就做一次报告，并层层下达，说什么取消集市贸易是中央领导同意的，恢复集市贸易是“回潮”、“倒退”，不搞“取代”就是不学大寨、假学大寨。说什么《光明日报》是科技教育报纸，代表不了党报，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派人在集市上到处张贴和散发宣传品，宣传“取代”的十大好处，还派了大批干部、民兵并开了汽车撵集，把赶集农民的物品没收后扔上汽车拉走，与群众处于严重对立状态。最后一着，企图给《光明日报》施加压力。他们派人到报社，在《光明日报》大楼西墙外贴大字报，说《光明日报》破坏他们学大寨等等，并在墙下静坐。报社对此不予理睬，他们的这一套做法也得不到群众的同情，所以这些人只呆了一天即自己回去了。

　　对于运城地区某些领导人坚持“左”的错误不肯改正的态度，本报《经济学》专刊根据报社领导的指示，针锋相对地加强宣传攻势，每期都根据情况的发展刊登有关运城地区集市贸易的读者来信和文章。1978年8月4日《经济学》第57期刊登了读者来信：《陈寿昌的信说得好》。8月18日第58期刊登了几位参加撵集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来信：《不能再“撵集”了》，并加了编者按。为了扩大影响，经马沛文同志事先联系，新华社对这封来信和编者按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晨新闻节目中播出，《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9月1日第59期在《运城地区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集市贸易》的栏目下，刊登了6封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9月16日第60期发表了山西两位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违反经济规律，造成严重恶果——关于山西运城、临汾地区关闭集市贸易以后的一些情况》，文章既有实际情况，又有理论分析。9月30日第61期发表了由我执笔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关闭集市贸易是前进吗?》，批驳了运城地区某些负责人的错误论点。从刊登陈寿昌来信到这时，已有两个多月，在党的政策威力的影响下，在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同时也由于舆论的压力，运城地区终于恢复了集市贸易。《经济学》专刊在10月14日的第62期上刊出了读者来信《恢复集市贸易好》，争论暂告一个段落。

　　这场关于运城地区集市贸易的争论，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集市贸易本身。正如一位读者在来信中指出的：“山西省运城地区取消农村集市贸易一事，表面上是市场管理人员在撵集，在与民作对。实际上是……某些领导人在继续坚持‘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极右路线(这是当时流行的提法，正确的提法应是极左路线——引者注)，与党中央唱对台戏。”运城地区的某些负责人“文革”中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直至1978年仍在坚持“左”的一套做法。《光明日报》刊登陈寿昌的来信，开始他们准备“一斗到底”，但2个月之后，他们终于不得不恢复集市贸易，“左”的那套东西他们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接着，当地干部群众又进一步揭露出运城地区许多推行“左”的路线的错误，最后，运城地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所以，陈寿昌的来信虽然只有几百字，却在运城地区“左”的坚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