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3月，《光明日报》以《孙冶方颂》为总标题，发表了二十几篇共约70000字的文章，和几组照片，宣传了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那种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的精神。这是《光明日报》50年的历史中对一位科学家规模最大的一次宣传。

(一)

　　孙冶方这位经济学家，在中国可以说是有重大贡献而又连连遭受打击却不屈不挠，因而受到党和人民尊敬的学者。在“左”倾路线的年代，他在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企业也要讲利润、讲价值规律的完全正确的观点，却又为坚持这个观点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连续不断的吓死人的“批判”，最后是抓进了监狱。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在几年的监狱生活中，竟然奇迹般地完成了一部《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腹稿。

　　在“左”倾年代里，中国有几位最有见解的大学者，包括梁思成、马寅初等等，对国家大事中几个问题发表了完全正确的意见，不但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遭到异常严厉的批判，从而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人们普遍认为，几位受到错误批判的大学者中，孙冶方的遭遇是最悲惨的。

　　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大力实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光明日报》很早就对孙冶方的事迹进行了宣传。1980年2月24日，《光明日报》在第2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邓加荣的《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报告文学，相当生动、细致地描绘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事迹。这篇作品的影响极大，一家高等院校把它编入大学语文教材，并且列为第一课。

　　1982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邓加荣采写的通讯《共产党员的品格》，生动地记载着躺在病床上的孙冶方，经过2个月的思考，口述一篇重要论文的事迹。这篇文章刊登在1982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是：《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显示了这位经济学家超人的预见性。通讯告诉人们，孙冶方的观点得到陈云、胡耀邦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赞赏。

(二)

　　1983年1月，《光明日报》刚刚成立的政治经济生活部，接到了总编辑杜导正下达的大规模报道孙冶方的任务。当时，早已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孙冶方，病情已是比较严重，老杜要求尽最大可能在老人尚存时开始见报。老杜同时指出，孙冶方同志不但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从20世纪2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的宣传要在充分报道他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展示他多方面的特别是坚持真理、至死不屈的优良品质。老杜还说，这个报道，不受篇幅的限制。

　　接到这个报道任务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在于，它的工作量很大很大，而给我们的时间又很短很短；当然，我们也有优势，这就是我们有几员大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全体出动的办法。几乎不用动员，当时可以出动的记者都出动了(陈英茨、金涛、林玉树、王武和我)。

　　我们为了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报道计划，大家一起首先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梅益同志，又一起参加了在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座谈会。由于给我们提供情况的同志都和孙冶方有过长期合作共事的关系，对孙冶方了解比较深刻而细致，所以对如何报道孙冶方提出了相当好的意见。这样，我对完成这项报道任务不再感到困难。

　　我当时提出两个办法跟大家商量：由每个人写一段，合成一篇大的文章；这个办法的问题是这篇文章的篇幅可能会很长很长，而且是一种老路子。另一个办法则是，每个人独立完成一篇4000～5000字的通讯，组成一组系列性的报道。商量的结果，大家一致的看法是，每人一段合成一篇的办法，不适用于孙冶方这样大的典型人物报道，因为这篇文章约需4～5万字的篇幅，让人读起来会相当累的；采取系列性的报道方法，每篇几千字，读者比较容易接受，好多篇连起来，也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声势，达到相当好的宣传效果。

　　当时，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不是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的问题(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相当丰富的采访和写作经验)，而是这一系列的文章要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思想的问题。不可能设想，这样一组大型的系列报道，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思路。我们大家商量研究的结果，认为我们的思路主要应该是，(1)充分报道孙冶方的理论成就，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献身精神以及各方面的优良品质；(2)揭示孙冶方的正确理论是怎么得来的；(3)说明孙冶方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宣传，才是内容比较深刻、能够说明深层次问题的宣传，也更加符合孙冶方的实际情况，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可信性。

　　根据上述的思路，我们拟定了9个题目，由5位同志根据情况自己选择，然后分头去完成。

　　在大家投入了紧张的采访工作之后，忽然又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这个系列报道，要不要有一个总的题目；如果说，整个报道像是一个特别开辟的专栏，那么这个专栏叫个什么名字?回答当然是，这样一个总题目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要简短、生动而准确，能够概括系列报道的中心内容。于是，选择什么样的一句话做总标题，就又让我想了好久。有那么几天，在约1公里半上下班的路上，我边走边想。大脑里储存的词汇几乎让我全部翻腾了出来，也没有找到一个自己感到满意的。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或一个很短的成语来做总标题，本来就不那么容易，用来概括孙冶方则更加困难。……

　　……那天，回家吃饭的路上，我在街边人行道上边走边想，猛然间，一个新的想法在脑海里出现：能不能用《孙冶方颂》?根据何在?根据就在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给他们认为伟大的人物写“颂”，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就写过《伯夷颂》。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提出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回到家里，我马上找到毛主席的那篇文章来看。毛主席说应当给闻、朱两位大知识分子写“颂”，理由是“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我想，毛主席所指的英雄气概，是说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有骨气的。这种骨气，这种英雄气概，在孙冶方身上是更为突出和感人的；至少可以说，他们是完全可以比美的。

　　这个问题牵涉较大，我当然不能作主。很简单，毛主席虽然在40年代就提出应当写《闻一多颂》和《朱自清颂》，但实际上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间，还没有看到给哪位有骨气、有英雄气概的大知识分子写过“颂”，孙冶方可能是第一个。这个头能不能开呢?我请示总编辑老杜，他要我听一听社会科学院方面的意见。我很快在电话里向梅益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首先反问我：“工人可以颂，农民可以颂，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可以颂?”接着，他就十分肯定地说：“这个意见好，《孙冶方颂》，我赞成。”我把这个意见报告了老杜，《孙冶方颂》这个总题目就确定下来了。

　　那些天，可真急坏了老杜，他几乎是每天一两次爬到我们7楼的办公室来，看看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他口头上没有催我们，但是我们从他的眼神和语气中，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他比我们还要着急得多。

(三)

　　1983年1月16日，《孙冶方颂》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同读者见面。当时，我们同时完成了两篇文章，老杜要副总编辑王强华选一篇首先发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雪山上的莲花》，它用抒情散文的笔法，歌颂孙冶方就像是天山上的雪莲；那是“海拔三千几百米的冰与雪的世界中，……什么花在这样的高度都不生长了，唯有雪莲花在这里年年怒放，一张张薄得几乎透明的白色苞片，中间包着一颗紫色大球似的花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显示着在酷寒中不屈的品格。”

　　文章选择了三个场面：第一个——1963年12月。在经济研究所，孙冶方的几个助手正在劝告他取消一次演讲；因为这次会上将要批判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关于利润问题的观点，而孙冶方的观点比那位经济学家还要彻底些。青年人讲了多少条理由，没有能够说服这位老所长。最后，青年人不得不以实相告：“还是不讲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冶方回答说：“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坚持真理是要冒三分险的，但这没有什么可怕!”于是，无畏的孙冶方走上了讲台。

　　第二个场面——1964年。一系列的“座谈会”也就是批判会上，在中国最大的阴谋家康生已经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将要扣到他头上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直率而又雄辩地讲述着他的观点。就是在这个会场上，他用一句话概括他的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第三个场面——1964年冬到1965年春，孙冶方完成了他的论文《要全面领会毛主席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1968年，他被投入监狱。1975年4月10日，坐在接他出狱的小汽车上，他第一句话就对人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第二篇文章题目是《铁肩担正义》，讲的是孙冶方保护所内老中青经济学家的事迹。例如，1964年，一次座谈会临近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宣布下次会议将要批判经济所两位理论工作者关于价值、利润和生产价格的文章，要大家准备意见。孙冶方马上站起来宣告“不必批判他们。文章的观点是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我才看到，他们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现在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他把火引到了自己的头上。

　　《病房静悄悄……》，这是第三篇文章的题目。1982年2月，孙冶方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时他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他那倍受摧残的身体已是累累伤痕、衰弱多病了。但是，孙冶方的大脑照样在思考，手紧紧地握住笔，趴在小桌上，继续写他那部巨著《社会主义经济论》。他还抱病撰写文章，参加关于电影《天云山传奇》的讨论；他的老朋友张光年怎么劝阻也没有把他劝阻得住。党的十二大期间，他曾经带病出院参加大会，看到一份内部情况说，有些同志对“翻两番”信心不足，于是经过细密的思考，提笔撰文论述这个问题。可是，文章一开头，他又被送进了医院；他是在病床上用口授的办法完成这篇文章的。

　　请看，在静悄悄的病房里，发生着一些多么动人的故事……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位参加采写的记者到北京医院探访了孙冶方同志。我们迈着轻而又轻的脚步，悄悄地推开房门，走到病床前；胸中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们向老人表示衷心的慰问。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两眼流露着感激的神情。老人嘴唇微微的动着，发出的声音细小到无法听见；守护的人们说，老人在对我们表示谢意。我们做了什么值得他感谢的事呢?!只不过是写了几篇文章罢了。守护人还说，《光明日报》上的几篇文章，都读给老人听了，他感动得直流眼泪。……怕影响老人的休息，我们很快告退了出来。

　　万万没有想到，1月18日，老人请人代他写了一封感人的信送到光明日报社来：

　　《光明日报》编辑部并请报转中宣部：

　　最近一个时期，贵报和其它报刊对我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为了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讨论有关经济理论问题，作一些适当的报道是可以的。我感谢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也感谢贵报和其它报刊对我的鼓励，深感受之有愧。

　　近日来，贵报又开辟专栏，连篇对我个人进行报道，这使我深感不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党努力工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作些贡献，是应该尽的本份，无可过褒。有多少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已为党为国捐躯，英勇壮烈牺牲。又有多少中年、青年同志，艰辛工作，默默无闻。我希望多对这些同志进行宣传。对我的经济理论观点进行适当的宣传和讨论，我是赞成的。但不要对我个人进行过多的宣传。这绝非谦虚之词，实为一片肺腑之言。

　　　　　　　　此致

　　敬礼

孙冶方

1983年1月18日于北京医院

　　面对这封感人肺腑的信，我想用不着再多说一句了。

　　《孙冶方颂》的第四五两篇文章，以众多的生动事例，描写孙冶方培养青年的事迹，同样是异常感人的。所内的青年他培养，所外的青年他也培养。他对青年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跟许多老一代的革命家一样，他也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

　　第六篇文章讲的是孙冶方在学术上勇于讨论，特别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愿意进行自我批评。他跟经济学家于光远在10个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两人约定，要指名道姓地展开讨论；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孙冶方躺在病床上。他欢迎批评，要求经济所主办的《经济研究》的编辑人员，凡是同他持不同意见的文章，应该优先发表。他曾经同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同一个医院住院治疗，经常到马老病床前探望。孙冶方并没有写过围剿马老的文章，但是由于《经济研究》发表过这类文章，他主动著文进行自我批评，承担行政责任。

　　应该着重谈一下第七八两篇，它们是特意安排的，在《孙冶方颂》中占有重要位置。第7篇《理论的力量从何而来?》，写的是孙冶方的理论之所以有力量，所以有生命力，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但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十分重视到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60年代，他在上海机床厂、上海国棉一厂作了重点调查，对上海重、轻工业作了面上的调查，然后做出了自己的结论。孙冶方早就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运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因而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是确凿的，是什么权势再高的人物也打不倒的。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第8篇《为有源头活水来》，主要回答的是孙冶方的今天和他的昨天、前天有着什么样的联系的问题，也就是他的优良品质是怎样从青年、中年到老年，从萌芽、成熟到巩固、发展的问题。作者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访问了孙冶方的故乡，访问了许多青年时代和孙冶方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搜集到许多表明孙冶方青年时代优良品质的材料。由于这些材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也就同时具有很大的说服的力量。

　　最后一篇《珍贵的友谊》，讲的是孙冶方和刘少奇的故事。

　　这9篇记者采写的文章，构成了《孙冶方颂》的主体，造成了一个宣传上不小的高潮。

(四)

　　在9篇文章发表之后，1983年2月22日，75岁高龄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于是，在《孙冶方颂》这个总题目之下，又连续发表了13篇文章，歌颂孙冶方的伟大、崇高的品质和同病魔抗争的顽强精神。这是关于孙冶方宣传的又一个高潮，它是前一个高潮的继续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也更加感人的材料。

　　13篇文章的作者，包括孙冶方的老战友梅益(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冯定(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老同事吴觉农(农业经济专家、茶业专家)、冯和法等，包括孙冶方的养女、孙女、侄儿，他的警卫员，包括两位曾经受到孙冶方帮助的青年经济学工作者，还有青年作家张扬，……

　　啊，这些人描绘出的是一幅色彩多么丰富、情景这样感人的、卷面连绵的大画?!

　　“亲爱的孙爷爷：我很想你，可是医院的大门再也不许我进去了，说怕传染病。我给你念首唐诗，好吗?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

　　这是1980年冬天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写信的孩子叫莲莲，当时只有4岁，是跟妈妈一起到医院看孙爷爷的。这个短短的录音带让孙爷爷听了一遍又一遍，给了孙爷爷多大的鼓励和安慰哟?!

　　第二年春天，孙冶方让秘书给莲莲送去了一盒彩色铅笔和一封信。

　　莲莲：

　　你不是说要到我家来玩并且给我画画吗?昨天我到医院看病，特地到百货大楼给你买了一匣彩色铅笔。现在托人带给你!我现在出差去，回来后请你妈妈带你来我家玩，并且带这匣铅笔当面画画给我看。再见!

　　问候你爸爸、妈妈!

　　孙冶方

　　1982年冬天，莲莲又跟妈妈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孙爷爷，这时候她已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孙爷爷的病却到了晚期。她用小手摸着爷爷的脸。……

　　这是孙冶方同一位年纪最小的朋友的感人故事。

　　这些文章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事实：从1979年9月他在医院接受第一次手术，到1983年2月22日逝世，这3年5个月当中，他进了4次医院和2次疗养院，写出了70万字的书稿，23篇经济方面的论文，2篇文艺评论和一篇党史资料。

　　这样一位把智慧和生命完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大学者和老革命家，居住的竟然是两间普通的房舍，可他却没有过任何的想法和表示。

　　我这里引用的只是不够1/10的材料，但却已经让我两眼热泪盈眶，无法继续写下去了。

(五)

　　我的手边有一本《孙冶方颂》，光明日报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这部书篇幅并不很大，却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这部小书的封面上，印着陈云同志书写的四个大字：孙冶方颂。下面是陈云的签名。

　　这四个字，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对孙冶方同志的共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