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82年底和1983年初，素以文教报道为特色的《光明日报》，突然把视线转向极其敏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继1982年11月7日至24日，分6次连载“安徽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的长篇通讯，详细报道了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变化后，又于1982年12月20日在一版发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两则消息。转年的1月4日，又在二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介绍“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的经历以及因“傻子瓜子”而引发的一场尖锐的思想观念的撞击。

　　这篇报道即是题为《“傻子”和他的瓜子》的通讯。

　　《“傻子”和他的瓜子》一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不仅如此，这篇报道也在党内和党的最高领导层引起极大关注。以至邓小平同志多次对此发表讲话，以平息由此引发的意见分歧。

　　一篇介绍个体户生产瓜子的报道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影响?小小的瓜子，何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力?这是颇为令人玩味的。昨天的新闻，今天已成为沉甸甸的历史。在纪念《光明日报》创刊50周年的日子里，我作为一名在《光明日报》工作了26年的老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衷心地祝贺《光明日报》在长达半个世纪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作为“傻子瓜子”报道的当事人，我也借此机会，力求全面真实地回忆当时的内幕消息及我的一点并不成熟的思考，这也许对于研究《光明日报》及中国新闻史，多少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史料。

从滁县到芜湖

　　回忆“傻子瓜子”报道的采访经过，我总是不由地想起在此之前到安徽滁县采访“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情景。这是因为，就时间而论，这两次报道对我来说是前后进行的，从见报的时间来看，也相隔不久。但是更重要的是，滁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报道和“傻子瓜子”的报道有着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围绕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不同角度而展开的新闻报道。而在当时，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也是当时《光明日报》领导十分关注的大事。

　　大约是1982年10月间，《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亲自出马，来到安徽滁县进行农村调查。与西光同志同行的，有陶铠同志，安徽记者站的余士锟、胡羊同志，还有我，一共5个人，住在滁县地委招待所。后来，调查进行了一半，又将方恭温同志从北京叫来，西光同志的意思是除了写新闻报道，还要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经验。

　　这也是我第一次随西光同志进行社会调查，因此印象很深。

　　我们在滁县同地委的领导举行了几次座谈，随后坐一辆面包车，马不停蹄地在滁县地区所辖的凤阳、定远、来安、天长、滁县、全椒等七个县的广大农村，整整跑了10天，与干部座谈，走访农户，从农业、多种经营、农村科技、农民文化生活、干部岗位责任制，以及农民的精神面貌等多方面，了解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冲击和逐步完善的经验。

　　安徽滁县地区推广“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从1979年起步，有个别地方甚至还要更早些，但是这一自下而上的改革，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做法，在当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责难。邻近的省市和全国许多地方仍在观望，党内对这一关系中国农村今后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同样存在尖锐的分歧。我在随同西光同志进行调查时，从西光同志深沉的目光和偶然说出的片言只语，多少也能领会他的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的思索。

　　西光同志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绝少表态，他更多地是观察现实发生的变化，倾听基层干部及普通农民的看法，有时也很平易地和我们这些记者交谈。我记得在调查进行得快近尾声，西光同志决定把方恭温同志从北京叫来，这时他的结论已经成熟。按我的理解，他从大量的调查材料中已经理出了头绪，并且从感性材料上升为理论思考，于是他决定要方恭温同志执笔写一篇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在这个时候，新闻报道似乎退居第二位了。

　　这也显示了西光同志作为总编辑擅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回答现实问题的水平。

　　西光同志结束调查，离开滁县之后，其他同志也走了，写报道的任务落在我头上。我便留在滁县独自整理这次调查的材料，这便是1982年11月7日至24日陆续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的由来。与此差不多同时，《安徽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以《奇迹在这里出现》为题，全文发表了这篇通讯。

　　谈芜湖的“傻子瓜子”，为什么要扯到滁县之行呢?这是因为，只有滁县的调查，才能使我有胆识单枪匹马去捕捉“傻子瓜子”这个敏感的新闻，没有前者的训练，不可能也不敢去摸这个棘手的难题。西光同志在滁县调查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党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统一起来，作为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现实的出发点，这些言传身教使我获益匪浅，也是我去芜湖调查“傻子瓜子”的思想基础。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傻子瓜子”的新闻线索，也是我在滁县获悉的。当我独自呆在滁县招待所埋头整理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报道时，我听到芜湖“傻子瓜子”正在引起轩然大波。新闻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目，它的重要性也许并不亚于我正在写的报道，我当时这样感觉。

　　于是，我回到北京不久，又赶往芜湖。

芜湖风浪急

　　尽管快到新年了，芜湖的街头巷尾多少也有过年的热闹气氛，但我一到芜湖，感到这里的气氛有些异样，犹如阵阵扑面而来的寒风。

　　我来芜湖之前，曾经事先和市委宣传部的沐昌根同志取得联系，他是一位热心的朋友，以前曾给《光明日报》写过稿，我们因而认识。但是，当我在芜湖市委招待所安顿下来，向他说明来意，沐昌根除了表示全力支持外，也向我透露了他的一些担忧。

　　现在回忆往事，尽管搜肠刮肚，我也无法想起在芜湖采访“傻子”瓜子的全过程，该市的任何一位领导人曾经和我谈过话，或者接受过我的采访。除了市委宣传部一名普通的宣传干事沐昌根，另一位是《芜湖报》记者徐明熙陪同采访外，所有的市领导似乎都有意无意回避了这次敏感的采访，有的说是下乡了，有的说是到省里开会了，我也无法得到证实。这当然是极不正常也并非偶然的。

　　“傻子瓜子”的新闻事件，如果放在今天，绝对没有新闻价值，也简直算不上什么新闻。一个绰号叫“傻子”的个体户，名叫年广久，他在自家住地的巷口经营自己生产的瓜子，由于这种瓜子质优价廉，此人又懂经营之道，以“傻子瓜子”为商标，生意越做越红火，渐渐有了知名度，产品销路大增。为了争夺市场，年广久又独出心裁，率先降低价格，致使其他经营瓜子的商贩以及国营的果品公司也不得不竞相降价销售，如此而已。

　　这样的事情能算什么新闻呢?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年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小民，被历史的魔术师推上了政治舞台，演出了牵动朝野的人生喜剧，这却是谁也无法想象的。这样一来，“傻子瓜子”的出现不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的存在也被赋予意义深远的新闻价值了。

　　这个新闻事件的背景是，一方面，每一个尝过“傻子瓜子”的人几乎众口一辞称赞瓜子炒得好，口感好，价格又便宜又实惠。然而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在品尝瓜子的同时，思索着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这瓜子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呢?许多人感到困惑。在我们党内，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人，认定“傻子瓜子”姓“资”的，也不乏其人。

　　这不是我的杜撰。当我来到芜湖，“傻子瓜子”究竟是姓“资”姓“社”的斗争正在白热化。

　　此前不久，当地的《芜湖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徐明熙同志采写的关于“傻子瓜子”的报道，对年广久自动降价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这则报道一经发表，在芜湖市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广大市民纷纷称赞，并踊跃购买“傻子瓜子”；但是，有人尖锐地指出，这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呐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反映。当即，一张大字报贴在闹市街头，据说大字报的作者是当地的一名干部。

　　大字报是一首打油诗：

“傻子瓜子呆子报，

呆子报道傻子笑，

四项原则全不要，

　如此报纸实胡闹。”

　　这张大字报当即在全市广为传播，顿时议论纷纷，人们私下里说，傻子这回又该倒霉了，而年广久本人自然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大字报虽然是一个人写的，却很有代表性，它把“傻子瓜子”的出现提高到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芜湖报》，这就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和复杂化了。不仅如此，正如后来我们在报道中提到的：“对‘傻子’的无端刁难也接踵而至，比如，不发给他营业执照，不允许他在巷口搭个遮风挡雨的棚子，随心所欲找他的茬儿罚款，甚至有的国家干部背地里明目张胆地敲‘傻子’的竹杠……”等等。这些无不说明，极左思潮的流毒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党内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当然，这并不奇怪。长期以来，个体经济在我国即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傻子瓜子”的出现，最具代表性地冲击了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垄断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出了个体经济能否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严峻现实问题，人们在如此尖锐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问题面前感到困惑迷惘，对这样巨大的冲击似乎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小小的瓜子，它所引发的思想冲突正是如此尖锐，这是我当时感到相当吃惊的。

用事实作出回答

　　当我从沐昌根，特别是徐明熙同志的情况介绍中获悉事件的复杂背景后，我开始理解芜湖市领导为什么回避见我的苦衷了。毕竟，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涉及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法，而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生活过来的人都深知，谁也不愿干冒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搞资本主义的政治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我决定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到群众中去，直接倾听群众的看法与评价。我不指望也不可能从市领导那里得到什么说法了。

　　我来到年广久的家，和他交谈，看他在作坊里炒瓜子，对他的过去和现在作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从年广久那里得知，芜湖自古以来是长江中下游颇有名气的瓜子城，以盛产瓜子炒货而闻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瓜子城的名声早已名存实亡。由于货源少，城市居民每年只能凭购货本在过春节时每户买半斤瓜子的状况不仅限于芜湖，全国各地大体相似。而芜湖附近各县的广大农村，过去以生产籽瓜为生的农户，因为计划经济的约束，也不种籽瓜了，收入大大降低。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放开，城市经营瓜子的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一改过去多年凭证供应瓜子的局面，这不仅活跃了市场，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也刺激了农民种籽瓜的积极性，农民仅出售籽瓜一项的收入就相当可观。

　　这些情况给我以极大的启示。瓜子的生产，从过去国营企业垄断市场的状况一改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局面，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凭证供应的商品短缺年代，瓜子也是紧缺商品!“傻子瓜子”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产品的丰富，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何罪之有?

　　另外，我也走访了年广久所在的管辖区的派出所和工商税务管理部门，对这两个部门的采访，一是了解年广久是否奉公守法，如实纳税，另一个问题则是涉及比较敏感的雇工问题，因为当时对个体经营的企业，雇多少工人算剥削，也是一个“姓资姓社”的理论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我的心里也没有底。

　　工商税务管理部门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们不仅以满意的口吻称赞年广久按时自动交管理费和税金，而且他们讲的很实在，由于过去市面萧条，他们年年完不成税收任务，而现在税务部门的日子好过多了。因为年广久是他们管片的纳税大户。所以他们认为，“傻子瓜子”没有什么不好。

　　这就等于告诉我，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有效地活跃了经济生活，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

　　我们对派出所的采访也颇受启发。派出所的民警很坦诚地说，过去这一带有很多无业青年，由于没有正当职业，不免滋生事端，社会治安很不好。自从年广久搞起瓜子作坊，他招募这些无业青年干活，按劳付酬。由于他们有了固定收入，生活有了着落，也不再去无事生非，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了。结果社会治安大为改观。派出所的民警们说，过去经常寻衅闹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变了，他们的工作也轻松多了。

　　深入调查使我大为开窍。许多看似复杂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只要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到实践中去走一走，其实是不难找到正确的答案的。

　　我和徐明熙同志后来在联名发表的报道中总结了“傻子瓜子”的五大好处，正是从调查中总结出来的，这就是“一是作为国营经济的补充，活跃了市场；二是促进了国营商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增加了国家的收入(税金和工商行政管理税)；四是创出了名牌产品；五是解决了一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有了这样堂堂正正的五条理由，我相信这篇报道是有说服力的，站得住的，也不怕来自何方的批判与责难了。

　　不过，还是心有余悸，于是我们又动了一番心思……

寻找新闻的切入点

　　在采访过程中，我获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芜湖市果品公司，是历来独家经营瓜子加工销售的国营企业，生产的瓜子以“迎春瓜子”为商标。在“傻子瓜子”问世之前，由于国营商业垄断市场，“迎春瓜子”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不仅质量差，而且价格昂贵。自从“傻子瓜子”打入市场，皇帝女儿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年广久也算得上是一个精明的有经营眼光的人物，他生产的瓜子不仅以质取胜，而且自动降价，在价格上向国营的“迎春瓜子”挑战，从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这种形势面前，有两种办法可以保持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一是用行政干预手段取缔“傻子瓜子”，消灭这个竞争对手，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不难办到的。现实生活中这类的事例并不少；二是根据市场经济的法则，对国营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在产、供、销各个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以质优价廉的产品打入市场，从而使国营的“迎春瓜子”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在调查中高兴地获悉，芜湖市果品公司正是按照后一种办法迎接“傻子瓜子”的挑战。他们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卓有成效，如打破了“吃大锅饭”的现象，加工、销售部门均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加工环节实行“三定一包”制度，即定人员、定产量、定配料，包质量，由于定额到班、按人计产、多劳多得、有奖有罚，大大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销售部门也实行按销计奖的措施，调动营业员的积极性，等等。据了解，“迎春瓜子”不仅质量大大提高，价格一再下调，当时市场零售价比“傻子瓜子”还低0.24元(每市斤)。

　　我为此走访了芜湖市果品公司的领导，参观了他们的车间和销售点，对“迎春瓜子”背后发生的变化作了详细了解。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决定把“傻子瓜子”的报道定位在与国营企业的公平竞争上，以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来展开对“傻子瓜子”这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与肯定。

　　这样，新闻的切入点就不是单纯地报道“傻子瓜子”，也避免了突出个体经济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是从实际出发，按照新闻事件的真相予以报道，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国情而注意到策略的把握——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需要讲究艺术的。

　　附带说一句，当我们的采访转到国营的芜湖市果品公司之后，芜湖市的气氛也骤然变了，他们发现我们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年广久的采访，而是从更高的层次总结在新的形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都认为这样报道才符合实际。于是，我们的采访受到欢迎，也受到芜湖市有关方面的重视，人们开始笑脸相迎。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风波并未平息

　　关于“傻子瓜子”的报道，整个采访过程大体如此。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点，报社编辑部在版面的安排和处理上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是值得称道的。

　　由于“傻子瓜子”这个新闻毕竟是触动了非常敏感、在党内颇有争议的问题，报道出去其后果如何尚难预料，不排除有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编辑部在版面安排上动了一番脑筋。先是在1982年12月20日本报一版刊登了两条消息并配发了一篇短评。一条消息的标题是《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副题是“芜湖市果品公司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实行承包责任制，使‘迎春瓜子’质量提高，价格下降，销路扩大，目前两种瓜子的竞争并未结束。”另一条消息的标题是《“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引题是“个体户劳动致富争为社会作贡献。”另外，以署名“肖岩”配发的短评题为《有点竞争好》，文章的着眼点是“看来，国营、集体、个体企业之间还是有点竞争好，这既搞活了‘一潭死水’，又促进了改革，既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又使国家、集体、个人都得到好处。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

　　这一组报道，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铺垫，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铺垫，真正的重头戏在后面。但是这样安排却非常高明，它淡化了突出“傻子瓜子”的印象，又强化了“傻子瓜子”的影响，似乎是一着不经意的闲棋，实际上却是一着高棋。接着，重头戏并没有马上开场，不仅次日没有见报，当年仅剩下几天也没有下文，一直拖到1983年新年伊始的1月4日，《“傻子”和他的瓜子》这篇重点报道才见报，而且放在第二版刊登。

　　现在看来，我认为当时报社领导是颇具匠心，体现了高超的宣传艺术。既避免了锋芒毕露，又达到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效果。

　　果然，这篇通讯尽管放在二版刊登，却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傻子瓜子”其人其事广为传播，并引起人们的思考。

　　作为一名记者，至此，我的任务已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但我后来知道，这篇报道引起的风波久久不能平息，赞成者有之，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至于“傻子瓜子”的当事人年广久更是历经坎坷，一言难尽，个中的是非曲直，不是我所能评说的，但我也能想象其中的奥妙。

　　与我个人有关的，则是这篇报道曾经被推举为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但后来报社有领导告诉我，由于有人持异议，最后还是否定了，劝我“不必介意”。没有告诉我持异议者是谁，我想可能是位大人物罢，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何“异议”。不过，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我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后来学习《邓小平文选》，发现小平同志对“傻子瓜子”曾经有过几次重要讲话，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1984年10月22日，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改革开放会不会导致中国变成资本主义时，小平同志说：“在本世纪内最后的16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说到此，小平同志点到了“傻子瓜子”，他说：“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

　　这说明，“傻子瓜子”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并且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解决“傻子瓜子”，当然我无法揣测“解决”究竟是什么含意。但小平同志非常明确地指出，他不同意解决“傻子瓜子”问题，允许他“经营一段”，而且从小平同志的语气中可以获悉，他认为“傻子瓜子”的出现不会伤害社会主义，也不用怕——大概是不用怕会出现资本主义吧。这是我的理解。

　　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如果“解决”“傻子瓜子”，其负面影响则是“会牵动人心不安”，“群众就说政策变了”，这当然是指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言。

　　小平同志在1984年讲话之后，事隔8年，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再次提到“傻子瓜子”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了。

　　他说：“这次十一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讲到此，小平同志又一次提起“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这次谈话，小平同志把对待“傻子瓜子”的政策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列，视之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明确指出“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

　　我想，至此，小平同志已对“傻子瓜子”现象作了最权威的结论。当然，小平同志是否在其他场合还提到过“傻子瓜子”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相隔甚久，当年的采访记录早已散失，本文是根据仅存的一份剪报凭记忆整理的。难免有记忆不准确之处，祈请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指正。

　　我最后一次见到年广久，大约是1984年秋天，他来北京申诉他的遭遇，据他所谈，的确有人正在“解决”他。我在报社接待室和他谈了近2个小时，我是否将他的申诉书转给有关部门，现在已记不起来，因为当时满脑子是南极的企鹅，我正准备赴南极的冰雪世界探险呢。

　　对于年广久及“傻子瓜子”的报道，唯一的遗憾是后来没有跟踪采访，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探索的课题。我至今仍这样认为。

　　1999年1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