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我采写的题为《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的消息，披露了上海市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业余受聘、贡献技术、接受报酬、受到打击的经过，这一事件的报道及本报由此开展的为期一个月的“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业余应聘接受报酬”的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案例经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法委员会讨论，中央明确通知各地，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业余兼职并获取合理报酬，由此而受到打击的科技人员一律予以平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1984年春接见本报总编辑时充分肯定韩琨事件 的报道及其讨论的重要作用，说：“它使一大批类似韩琨这样的科技人员免除了牢狱之灾。”此后不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明确规定：允许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并获取报酬。

　　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已成平常事，而且远非兼职于乡镇企业那个层面上，拿上海来说，周末乘飞机前往深圳、珠海等地各大公司大工厂提供技术咨询的专家、学者屡见不鲜。“星期日工程师”从“地下”走向公开，成为构筑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桥梁的一支重要力量。

　　记得有过记者生涯的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说过：“一个记者如果一生中能写出一篇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作品，那么，可以说，他就成功了。”应该说，我是幸运的，当初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洪流，发掘社会问题热点、难点，当抓住韩琨事件这一重大题材后，立即得到了有魄力有远见卓识的报社领导的热情鼓励，报社不仅及时安排最重要的版面位置及时刊发消息，而且精心组织全国各界人士展开讨论，从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圆满的社会效果。

　　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切并非一帆风顺。从发表消息到本报开展讨论，直至中央对此表态肯定以及上海市对韩琨问题重新作出公正处理，前后历时4个多月，在此期间，我既受到了各方面的鼓励，同时也受到不少责难，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可以说，记者生涯中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尝到了。

　　韩琨事件的发生确实不是偶然的。80年代初，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几年了，但许多人的思想仍被禁锢着。当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后，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矛盾就成了科技工作的焦点。人们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必然产生抵触。我是跑科技系统的记者，我了解，我国的科技力量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使用也是很不合理的，一方面，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严重缺乏科技人才；而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由于科技体制存在弊端以及课题设置不合理、选题重复、组织协调不适当等种种原因，使科技人才大量“积压”，许多科技人员在本单位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或者是用非所学，或者是无所事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根本，如何让科技人员从现有不合理的管理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一批“不安份”的先知先觉者在探索、实践，寻找突破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许多多“星期日工程师”悄悄地应运而生了。韩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韩琨是从1979年11月起接受上海市奉贤县钱桥橡胶厂聘请担任技术总顾问的。这是一家乡镇企业，由于厂房设备老化，缺乏技术力量，企业正处在濒临倒闭的状态。韩琨起初顾虑重重，不愿应聘，后来经镇党委书记刘正贤和镇工业公司经理黄云清“三顾茅庐”，最终感动了他。韩琨在橡胶制品应用研究方面颇有声誉。他在我国自行设计的火箭用橡胶配件中以及其他军工领域均有多项成果获奖，被授予荣誉证书。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实干家。镇领导向他递交聘书时，并没有任何报酬的承诺，但他一旦进入角色，就把自己当成钱桥厂的主人，将8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救活工厂”的工作中去了。每到周末，他换乘几辆公共汽车赶往离市区100多里地的工厂，抓紧时间研制配方，安排生产工艺流程，指导工人操作，钱桥厂由此出现转机。最令人振奋的是，韩琨替企业承接了向上海微型轴承厂提供橡胶密封圈、为国家创汇的大批量业务。微型轴承橡胶密封圈直径只有2厘米，厚度仅05毫米，却要承受轴承高速运转时所产生的热量、磨损。上海微型轴承厂过去出口销路打不开，关键在密封圈质量不过关。该厂派人到处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研制生产单位，大厂嫌东西小，花的人工大，成本高，利润少，不愿意承接，而小厂技术力量不足，试制不出这样高难度的产品。韩琨承揽下来以后，组织钱桥厂全力攻关，经无数次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为我国微型轴承工业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上海微型轴承厂采用了钱桥厂提供的密封圈以后，使微型轴承畅销国外，而且售价比过去提高了15%。钱桥厂由此信誉大增，业务量不断增加，企业呈现蓬勃发展局面。这是韩琨受聘之后为企业带来的根本变化。在两年时间里，不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他几乎把所有的休息时间包括大年初一，都扑到了钱桥厂。鉴于韩琨对企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及其在研究微型轴承橡胶密封圈这项发明成果中的重要作用，也考虑到韩琨妻子待业在家、两个孩子尚在求学的实际情况，钱桥镇党政领导参照有关规定，以其家属名义每月发一部分津贴，并以科技成果奖的形式一次性奖给韩琨等人3300元奖金。韩琨两年来为企业带来的效益数百万元，如加上上海微型轴承厂出口创汇那部分收益，则更为可观，而他本人所得不过数千元。了解韩琨的人都说，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要是说他这样的人是罪犯，那绝对是错案!

　　但事实就是如此，韩琨一夜之间成了罪人。1982年初，他开始失去自由。他作为犯有受贿罪嫌疑而受到隔离审查。他所在单位举报后，某区检察院立案侦查并决定起诉。理由就是他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背着单位领导，私自接受钱桥橡胶厂聘请，并获得贿赂(即以其妻名义获取的津贴和科技成果奖)。虽然他尚未进牢房，但和外界隔绝，他本来已经确定由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工程师的资格被取消，单位奖金、津贴也予以取消。然而，当认定韩琨犯有受贿罪的起诉材料到了某区法院后，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杜经奉却感到疑问不少。这位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法官在春节期间仍在仔细推敲韩琨问题的材料。他坐不住了，大年初四一早，就坐上公交车直奔钱桥镇，用了近一天的时间听取镇党委书记刘正贤、镇工业公司经理黄云清的情况反映。此后，他又先后两次到钱桥橡胶厂，深入到职工群众中调查。为慎重起见，不久，他又会同院领导再下钱桥了解韩琨问题的真相。与检察院的观点截然不同，区法院从深入调研中得出了韩琨“无罪、有功”的结论。一时间，对韩琨既定不了罪，也“解放”不出来，但实际上在单位还是被作为犯人在接受劳动改造。韩琨被剥夺了发挥技术专长、从事科技工作的权利，这是他最难以忍受的，一度产生了绝望情绪，试图一死了之。但想到患病的妻子需要照顾，孩子需要父爱，想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阳光一定会照到自己身上，他咬牙坚持下来了。后来，韩琨一案被打抱不平者反映到了市科委科技干部管理处，同时也被上海一家报社的“内参”反映到了市委。市委领导批了“不作定罪”的意见。但市有关部门又明令：不得公开报道。

　　市科技干部管理处处长卜光中是我的老朋友，那天，他在办公室不经意中说起了韩琨事件，但他说着说着就来气了，他对韩琨的遭遇深表同情，对研究所的做法极为愤慨，说：“这是摧残人才，扼杀人才；这是‘文革’遗毒还在作祟!”我对此很有兴趣，请他提供有关材料。他告诉我，市领导有批示精神，说：“我不能违反组织纪律，请你谅解。”并提醒我：“我说的到此为止。你不能公开报道。”我非常理解他，不应再为难他，便告辞出来。但此时 ，我再也无法平静。我意识到这是个敏感的尖端题材。《光明日报》是中央直属的知识分子报纸，为知识分子鼓与呼，是本报记者的天职，也是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想，当务之急是赶紧占有有关韩琨事件的详尽的不同视觉的材料。何处寻觅?对，首先找法院。我立即跳上公共汽车赶往某区法院。可惜，下班时间已过，法院大门紧闭。我试着问值班同志：“院领导走了没有?”真巧，分管韩琨一案的李副院长和杜经奉法官均未下班。他们听说我的来意，显得非常高兴。坐下来一谈，两个小时过去了。晚上8时，我们一块吃了一碗方便面，接下来又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请他们提供书面调查材料，他们说：“完全可以。”我又问：“这些材料如果公开报道，事实有没有问题?”他们说：“完全站得住脚。”我暗自庆幸遇上了很难得的采访合作者。我返回家里，连夜研读了法院的一堆调查材料，越读越激动，几乎一夜未眠，直到天亮时分才躺下迷糊了一会。上午赶到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所领导的意见很明确：韩琨背着组织，私下将业务转移到镇办企业，虽然取得了成绩，作出了所谓的贡献，但他拿了外单位的钞票，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应由法律予以制裁。当然，他们也承认：当时并没有发现他有影响本单位正常工作的情况。随后，我找到了韩琨，他独自一人正在一间窄小闷热的锅炉房里劳动，尽管外面天寒地冻，但他却忙得满头是汗，他神情有些呆滞，极为悲伤地说：“我好像又在遭遇一次‘文革’。”我的心灵被震颤了，这不是在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吗?他并未被判罪，为什么要这样惩罚他呢?一股激愤，一种责任感激励我尽快将此事披露出去。我决定首先发一则千余字的消息回报社。从数万字的调查材料中提炼出最重要的事实以最迅捷的形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当即作出的抉择。那时，记者站尚无传真条件，我便赶至电报局用电报发回去。第三天，此稿就见报了。拿到报纸，我也吃了一惊，“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这个标题是编辑部加的，旗帜何等鲜明。我想，这对我的压力会更大。果然，从当天下午开始，责难的电话接二连三：“报道严重失实，观点完全错误”、“宣传一切向钱看”、“干扰打击经济犯罪斗争”，还有的指责我：“不听市领导的话，不把市领导放在眼里”……那段时间，我也几乎成了一个罪人。但报社领导鼓励我，说：“即使有什么问题，报社会保护你的。”更使我受鼓舞的是，短短一个多星期时间内，我收到了来自上海及外地向我致敬致谢的数十封来信，读者称赞这篇报道反映了科技人员和乡镇企业员工的心声。钱桥镇刘正贤书记说：“《光明日报》敢于在头版头条发表这样的文章，真是一字千金，石破天惊啊!”

　　本来，韩琨一案被搁置一旁，已渐渐被人们所谈忘了。然而，当本报刊出消息后，如同一池静水一下子掀起了激烈的波澜。为配合报社组织的专题讨论，围绕此案我又先后发回了10余篇报道。韩琨究竟是罪人还是功臣，不仅在社会上存在争论，而且在法院与检察院内部从基层到高层也各执一词，直至提交至中央讨论方一锤定音。上海市委、市政府主管科技工作的杨士法同志思想解放，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他曾把我召去，充分肯定本报所作的报道以及开辟的专题讨论，他说：“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研活动是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好事，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热情支持。要划清政策界限，把科研服务中违反政策制度的问题与经济犯罪严加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但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及其上级单位市化工局领导对本报报道一直持否定态度，因而迟迟不对韩琨问题给予平反。直到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就韩琨一案打来电话，经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再督促，上海市化工局党委才于1983年3月对韩琨一案作出重新处理：韩琨由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工程师，退还在审查期间扣发的奖金。他终于重新获得了从事科研工作的权利。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不仅使韩琨个人得以新生，而且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拓的改革开放大业将不断向前推进。

　　成功与风险并存相依。为了反映知识分子的呼声，更好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韩琨事件”不准报道，而我违禁了，确实冒了风险。我想，搞新闻这一行如同踢足球，需要合理冲撞，如果一个前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禁区不敢去闯，能进得了球吗?作为中央党报的记者，视野应该更开阔一些，大局、全局意识应该更强一些，毫无疑问，必须尊重地方党委的领导，但也要按中央精神作出自己的判断，拿出自己的主张，更好地履行中央党报赋予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