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以《我的心向往边疆》为题的读者来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贵报11月18日刊登的高继凯同志写的《不能随意从边疆拉教师》一信，牵动了我的心。

　　我是江西省上饶师专81届中文科毕业生，上半年我陆续给教育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发去三封信，要求去支援边疆建设，参加边疆教育工作。因为边疆比内地更需要教师，而本人今年32岁，身体健康，尚未结婚，希望做一名“轻骑兵”，四海为家。

　　也许出于领导的照顾，最近我被分配到景德镇市教育局《教育通讯》编辑室工作。此地条件当然好，但我的心仍然向往边疆，特别是得知有的同志想方设法从边疆调到内地来，我心中异常感慨。从高继凯同志的来信知道新疆石河子地区农场很缺乏教师，我非常愿意到那里从事教学工作。有人会说这是自找苦吃，是的，我乐意吃苦，正如中国女排队员说的：“苦，是一副灵丹妙药。我们要强大起来，就得每天吃这副药。”祖国幅员辽阔，边疆何等重要!为了祖国的强大，我愿把吃苦作为自己的莫大的幸福!

　　编辑同志，你们能帮助我“飞”往新疆吗?

　　戴滋青

　　该文配发了编后：

　　戴滋青同志自愿放弃在内地工作的较好条件，而要求到新疆从事教育工作，并把吃苦看作是莫大幸福，这种为了祖国的强盛而“自讨苦吃”的精神是多么感人啊!

　　戴滋青同志希望本报能够帮助他“飞”往边疆，我们当即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通了电话，他们一听很高兴，表示热烈欢迎戴滋青同志到新疆工作。

　　边疆的亲人在招手，我们祝愿戴滋青同志实现他崇高的理想!

　　——编者

　　这篇“读者来信”刊发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出，随后《人民日报》转载。由此，引出了这位读者人生的重大转折，以及一家全国大报与一位普通读者从那时至今长达18年的不解之缘。

　　当时，我在报社群众工作部工作。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处理读者来信，接待读者来访，对读者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采访，定期出“读者来信”专版，还定期出两种内部刊物，一种是反映读者呼声、要求的《群众来信摘编》，一种是业务研究类的《光明日报通讯》。群工部主任是王忠人。我的具体工作是处理读者来信兼搞一些采访。那时读者来信数量较多，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金淑敏、尹瑞玲同志。

　　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深入人心，伴随着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逐步落实以及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许多人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反思。其中6、70年代支援边疆建设的城市知识青年反响尤甚。“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按政策回城”实施后，大批知识青年从边疆返回内地，由乡村回到城市。对于这种现象，人们见仁见智。记得是1981年11月初的一天，我从每天处理的上百封读者来信中挑出了三篇，准备编发见报。其中一篇是新疆石河子农垦121团场教师高继凯同志的信。信中反映了许多内地单位以高薪等优厚条件，到新疆“挖”教师，121团场教师队伍人心不稳，人才流失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团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问题。由于后一个问题一时难以核实，我把它删去了。本部门负责编辑“读者来信”版的杨瑞同志看到原稿后，为稳妥起见，把第二部分内容改为“编者按”，只正面说理，不点名批评。他修改后将此文冠名以《不能随意从边疆拉教师》，连同编者按于11月18日见报。

　　这篇文章只是一个300多字的小文。我那时对它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从读者这方面的来信数量较多感觉到，返城是一种潮流，它既有落实政策的因素，也掺杂着对一代人沉重付出的否定，特别是它关系到无数人的命运和切身利益，因而显得扑朔迷离，还有一点敏感，因为在当时知识青年大批返城的情况下，提倡知识分子到边疆去，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好像有一点与潮流不符的味道。作为报纸，能从祖国长远利益出发呼吁一下，当然责无旁贷，但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则未存奢望。果然，此文见报后反响平平，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谁知，12月中旬我们忽然接到了江西景德镇市教育局青年干部戴子青的来信，也就是12月21日见报的那封。信中那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一下子吸引了我。别人纷纷回城，他却放弃了安稳和舒适；多数人选择了沿海和内地，他却选择了边疆。人生的价值与祖国的需要，在他看来那么和谐与统一。特别是戴子青提出请求《光明日报》编辑帮助他“飞”往边疆，其诚恳跃然纸上，令人感动。但是，我又有几分担忧：一是我们与戴子青过去不认识，他去边疆的动机是否如信上所述，毕竟只身千万里的调动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一时冲动再后悔，可就被动了。二是报社应当为读者服务，但直接出面促成人才流动，在当时还比较少见，不知江西与新疆方面的人事政策与规定是否允许。我查了查文件，未能找到明确的说法。是把这封来信转到有关部门处理，还是抓住这封来信做些“文章”，当时编辑部里也有议论。这封信在我的案头放了两天。

　　王忠人同志了解以上情况后，支持我争取促成此事。做出决定的当天已经快下班了，我给景德镇市教育局打了长途电话，向局领导了解了戴子青本人的情况，得知戴老师在信中所讲的情况是真实的。我同时了解到，戴子青是家中独子，他父母亲已经60多岁，戴还有姐妹二人，均已出嫁，他能不能去边疆事关其父母。谁敢担保父母亲不会反对?我于是请该局领导代报社再次征求戴本人以及父母双亲的意见。第二天一上班，我又给新疆教育厅打了电话，记得也是一位负责同志接的。那边一听很高兴，连声说“欢迎”。下午，景德镇方面的反馈也来了，言之戴本人决心不变，其双亲也支持他的选择。当日下午，在报社编前会上，这个选题报了上去。当时值夜班的副总编辑胡沙同志连说这个来信好，要在头版头条发表。第二天，来信见报了，处理得很突出，据说“编后”是胡沙同志亲自写的。

　　这封来信发表后，经过一番准备，1982年2月23日春节刚过，戴子青离开美丽的家乡景德镇，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并于3月初到达新疆，向自治区教育厅报道，耽搁了几天，随后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121团场中学任教师。这期间，报社驻江西和新疆记者分别发了报道。戴子青从景德镇出发前，欢送会开得很热烈，带着一些“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壮色彩。他到达石河子时，市领导接见了他，市教育局长领他瞻仰了树立在北郊农场的周总理纪念碑。此后，他正式走上了教学岗位。

　　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是既喜且忧。喜自不必说，忧的是戴子青难以长久坚持下去。我曾在大西北生活过，知道那里与内地的巨大反差与艰苦程度。多少人壮怀激烈，却在现实中败下阵来。好在在此前后，《光明日报》接到了400多封读者来信，其中大部分是青年教师写的。他们表示：“愿以戴子青为榜样，为边疆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戴子青的母校——江西省上饶师专一位教师说：“我和戴子青是同乡、同学，我们都有着为建设和保卫边疆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去年7月毕业时，我们的理想都未实现，戴子青被分回景德镇市，我留校担任教学工作。现在，我真为他感到高兴，希望贵报也能帮助我‘飞’往新疆，实现夙愿。”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79届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在涿县一所人员已超编的县中学工作，他看到关于戴子青的报道，即征得学校、县教育局和人事局同意，向新疆教育部门发了挂号信，迫切要求到教师奇缺的边疆贡献自己的青春。还有的教师，读了戴子青的来信之后，经过慎重考虑，打算全家迁往边疆。辽宁省昌图县一位教师说：“作为共产党员，我深为边疆缺乏教师而担忧。我已做好了家属的工作，决心学习彭加木同志和中国女排的革命拼搏精神，把自己的教学经验献给边疆各族亲人。”江西省横丰垦殖场一位教师说：“我是共产党员，1977年毕业于外语学院日语专业。我已和搞医务工作的爱人商量好，准备一同去边疆工作。边疆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边疆。”

　　有的科技人员看到《光明日报》为戴子青支边牵线搭桥，认为“太好了”，“应该允许人才合理流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位技术人员说：“我原是从事专业训练的滑雪运动员，去年6月转业。从新疆阿勒泰地区体委得知，那里很缺滑雪教练，非常愿意到那里从事专业工作。”

　　戴子青的来信和有关报道，在大专院校和中专的学生中也引起了共鸣。浙江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同学说：“我从1977年以来多次申请支边，但都未实现。在即将毕业之际，我把到边疆去作为第一志愿提交组织考虑。”山西省晋东南师专一位同学说：“党和国家培养我们，不是让我们坐享清福的。内地需要人才。边疆更需要人才。我的心也向往边疆，希望领导在我毕业时能开‘绿灯’。”湖北省远安县师范学校的5位同学说：“振兴中华的重任已经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们愿与戴子青同志一起，用苦涩的汗水酿造甜美的生活之酒。”

　　许多读者称赞，戴子青“是青年人的表率”，认为他的信体现了一个赤子对祖国母亲火一般的热爱，说明有远大理想而又乐于吃苦的青年大有人在。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位青年教师说：“我们青年人就应该像戴子青这样，具有青年的理想、抱负、气魄和胆略。”湖南省岳阳市一位教师说：“去年毕业时，我曾要求去西藏工作。我知道那里条件艰苦，但作为炎黄子孙，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希望儿女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为振兴中华献出力量。希望贵报也能助我一臂之力，让我的青春之花在‘世界屋脊’开放。”山东省临朐县的一位教师来信说：“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献身边疆，我们社会主义年轻的一代为什么不能到祖国最需要的艰苦地方去呢!”

　　来信者大都提出了支援边疆的具体要求。作为报社，对这些要求当然不可能一一落实。我把这些来信转往当地或边疆有关部门，请求他们协助处理。在此基础上，搞了一期综述，选编了部分来信，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戴子青同志初到新疆，也接到了600多封来信，有的对他表示钦佩，也有的提出了一些疑问。在几百封来信中有20多封是姑娘们写来的，许多表示愿意交朋友。戴子青对各种来信都认真回复。

　　戴子青远去新疆，寻找自己的梦想，也带走了《光明日报》编辑部一份真诚的惦念。副总编辑王晨、群工部主任王忠人、社会部主任李树喜等知道此事的同志十分关心他在新疆的情况，还先后过问并帮助他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记得大约是在1983年，王忠人同志对我讲：“小戴给咱们来信了，谈了找对象的事儿，说想找一个维吾尔族姑娘。我看不妥吧!好像有个内部说法，汉族干部一般不能与维吾尔族通婚。”第二年春节，戴子青偕新婚妻子回景镇德探亲，路过北京，我们接待了他们。由于那时报社条件有限，只能让他们住在东院锅炉房上边的临时小招待所里，图个便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戴子青和他的妻子。戴子青个头不高，一看就知道是认真生活老实做事的那种人；新娘是山东即墨县人，也是支边青年，叫刁葵花，纯朴而且漂亮。夫妻俩真诚地邀请我夏天去新疆作客。戴子青没能领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回家，大约是听了王忠人同志的“劝告”。

　　此后的通信往来还有一些。1988年初春，王忠人同志又不远万里，专程赴新疆石河子团场一中采访了戴子青。那是一个离全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十几公里的地方。这些年来，小戴在这里扎下了根。他多次被评为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和先进教师，入了党，结了婚，有了孩子。据说，报纸、电视宣传戴子青的事迹后，有数批内地知识青年来到了121团场，后来绝大多数都打了退堂鼓，而他始终没有动摇。有人不理解，有人怀疑，有人认为他傻，有人猜想他会以被报道为资本谋取些什么。但这些猜想和怀疑都落空了。当时距他进疆已经6年，戴子青仍是个普通教师，仍然工作起来兢兢业业。在那片属于自己的80平方米的家居小院里，与妻子、孩子生活得很开心。提起支边，他说不悔；提起《光明日报》，他满怀感激之情。

　　1990年3月，戴子青的母亲病危。他曾赶回家探望。5月中旬，一封家书带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由于新疆急需加强南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自治区和兵团党委决定选调一批干部支援南疆建设。戴子青忍住丧母之痛，响应上级号召，举家南迁至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昆仑山北麓的和田地区墨玉县。先在扎瓦乡任乡党委副书记，后在县二中主持工作，1995年调任墨玉县党校副校长。1996年冬天，他回内地学习路过北京，专程来光明日报作客。报社社会部主任李树喜和其他编辑记者问寒问暖，关心备至。总编辑王晨同志接见了他，给予亲切的勉励。据李树喜同志回忆，戴子青长期身处南疆，个人经济上一直不宽裕，生活很艰苦。他向王晨总编辑汇报了这一情况。王晨同志非常重视，后来曾与新疆方面联系解决。戴子青返疆后来信说：“光阴似流水，16年过去了。《光明日报》给予我的关怀厚爱，铭刻在心终生难忘。”

　　1996年8月4日，《光明日报》又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李树喜、葛玮同志撰写的通讯《戴子青横跨天山十五秋》。至此，我的担忧才基本消除。南国赤子创业天山南北，不为名，不为利，克服无数困难，作出巨大贡献，坚持近16个春秋。我能说的，只有“佩服”两个字。

　　戴子青“进疆”这组报道，是我参加新闻工作不久遇到的不大不小的一件事。进入80年代中期，《光明日报》依据从读者来信中得到的线索，搞了好几次大规模批评报道，很壮声色。作为当时群工部的一员，我也渐渐产生了一种“读者情结”。以至于在后来的工作中，对读者的呼声与反馈，看得比较重。这么多年来，我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我们的报纸功能很多，但首先是为读者服务的。正是我们真心为读者做的或大或小的每一件事，才使报纸完善了自己的形象和具有了社会感召力。《光明日报》热心帮助戴子青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并与他保持了18年之久的友谊，就说明了这一点。

　　*戴子青原名戴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