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海上救助殉难案”一组稿件，包括头版的消息，二版三篇背景新闻报道，于1998年11月13日至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良好的反响，有不少读者给报社打来电话表示受到震撼和启迪，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唱家孙毅等还寄来钱款要求交给英雄王连全的家属。报道在英雄所在地山东日照反响更为强烈。当地报纸摘登了本报的文章，电视、电台广播了本报的消息，英雄的事迹还被编成了话剧，当地群众都把英雄当作家乡的光荣。日照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文件，制定出规划，决定将“学习王连全活动作为1999年日照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来抓。”

　　这组报道也引起兄弟报刊的注意。《文汇报》1998年11月23日在国内新闻版头条位置，专门发表评论，特别指出“英雄舍身把他救　他却矢口来否认——媒体上周众口一辞谴责这种令人发指的无良行为”，文章在叙述了本报报道的内容梗概后，认为人们心目中有一杆秤，对泰山与鸿毛，高尚与卑下心里雪亮。救人英雄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敬，冷血动物为千夫所指。

　　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歌唱家孙毅给本报负责人的来信说：

尊敬的《光明日报》领导：您好!

　　我是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全国青联委员。贵报11月13日、14日、15日连续三天刊载的“日照‘海上救助殉难案’发人深思”一文及背景新闻，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谴责三位被救人的同时，我高兴地看到《光明日报》无愧党报形象，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全面、详尽地报道了事件的全进程，伸张正义，呼唤良知。记者不辞辛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采访工作，透过字里行间，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跃然纸上。同时我也为英勇牺牲的王连全烈士身后的家境而深表同情，一种强烈的冲动和社会责任感使我坐不住。在英雄事迹的感召下，并鉴于目前英雄的困难家境，我们愿捐出1000元钱通过贵报转交英雄的家人，以表达首都一名文艺工作者的微薄心意。另一层意思就是想让英雄的家人知道，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经过贵报的报道，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其中就有我们文艺工作者。并坚信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还是主持正义的人多。决不能让好人吃亏!

　　感谢《光明日报》社为我提供这样一次奉献爱心的机会。

　　祝英雄家人多多保重!

　　日照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专门给作者来信，说这一组稿件“是事件发生两年来，最扎实、最客观，水平最高的一组报道，不愧是党报。”日照市政府市志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来电话说，他多次在报刊上报道王连全的事迹，但像《光明日报》记者那样不辞辛苦、不畏险阻，全面细致深入采访，得到第一手的材料，真是了不得。

　　英雄的父亲王荣昌专门给记者来信说：“这组文章写得很好，水平很高，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也替我说出了心中之话。衷心感谢《光明日报》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总编点题与记者作文章

　　回顾这组报道的起由，关键还是社领导的重视。最初，是日照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将日照市委表彰王连全的决定写成一则新闻消息传给了我，我将稿件略加编辑后，传给何东平同志审阅。何东平同志看后感到不错，当即送王晨同志审定，并准备接着见报。王晨同志阅后并没有将这条新闻作为一般稿件处理，而是从中敏锐地看出这件事所透射出的重要意义。当即批示要核清事实，作新闻聚焦追踪报道。鉴于对这一事件有不少新闻单位已作过不少报道，如果仅就事件本身来讲已经没有多少新闻之处，应该就事件背后进行一些深度和解惑的挖掘。何东平同志认为既然获救人逃之夭夭，我们就从寻访落水人入手，从中寻找精神文明的闪光点，寻找正义和丑恶的搏斗。第一步先采写整个事件的过程；第二，新闻聚焦的焦点，放在追寻这些落水人的下落上，而这也是读者关心的问题；第三也可以将当地方方面面的反映组成一篇文章。过去的一些报道，重点只是在英雄如何救人上，以及英雄的官司赢得多沉重，对那几个获救落水人的情况却鲜有报道。我们如果能在寻访落水人上下番功夫，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甩开陪同

　　经过和日照市委宣传部联系，他们欢迎记者前去采访，对我们的采访计划也没有提出异议。1998年7月下旬，在一场大雨中我到达了日照。采访随即进行。

　　我首先按事先制定的采访计划进行第一部分的采访(见《光明日报》1998年11月13日第二版)。采访了王连全的家人，采访了王连全的单位领导，采访了王连全舍身救人时的一些知情人，采访了法院、律师……这一部分采访进行的很顺利，因为其主要事实都已经在国内不少报刊上公开报道过，我只不过再核实一下，按时间先后即可写出来。第三部分“人间有真情　王兵寄意深”，也不难写。北京的王兵小姐，尽管没有找到，经过查证这是一个化名，但这是从王连全父亲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通过王兵无私地捐献给英雄家人15000元钱的动人事迹和被救人恩将仇报的丑恶行为相对照，充分说明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为整组文章增添了光彩。这也是深入采访所获得的“活鱼”(见《光明日报》1998年11月15日第二版)。

　　最难写的是第二部分：“寻访落水人”(见《光明日报》1998年11月14日第二版)。当采访进行了三天以后，我突然发现，我所掌握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关于“英雄救助殉难案”审理的内容，各家报刊所发表的报道也都是这方面内容，关于落水获救人的情况却少之又少，就是当地宣传新闻部门及公安司法部门也对三名落水人的去向不明，说法不一。有说回东北了，有说就在当地藏起来了，还有的说跑到香港去了。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日照市委、市政府已将王连全树为精神文明标兵，并向省民政部门上报申请王连全为烈士，“海上救助殉难案”也终审判决王连全家人胜诉，但记者在采访王连全父亲王荣昌时，却发现他面对我和市委陪同人员说话吞吞吐吐，说什么话都要看市委人的脸色，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几次把市委陪同人员拉到另一间房子里问好了才回答，回答的内容如同婴儿学舌。在采访主要落水获救人纪某的律师时，也出现面对记者和市委陪同人员不敢说出事实真相的情况，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避重就轻，不置可否。面对这种困境，我决定不能再让当地的人员陪同采访，否则我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但又不便明说，想来想去我只好借口双休日，说自己要休息一下，也请他们回去休息，支开了他们。

防民之口猛于虎

　　陪同甩开以后，我请王荣昌到我住的招待所面谈，他在电话里以家人需要照顾离不开人拒绝了，但他又让我找一个叫王永先的人，此人是日照农工民主党副主委，山东省特邀监察员，一身正气，为许多无辜冤屈者讨回过公道。他对王荣昌一家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对王连全舍身救人牺牲的情况，以及打官司以来的情况也十分清楚。我设法找到了王永先老先生，从他那里知道，王荣昌之所以欲言又止，不敢对记者说心里话，主要原因是，在王连全救人英勇牺牲后，获救人当时留下的字据，被公安局刑侦处给弄丢了，而这份字据上清楚地写着是王连全救他们上来的。正是由于这份字据弄丢了，失掉了最原始最确切的证据，被救人才敢翻脸不认帐，出尔反尔，使案子一拖再拖，判了也执行不了。所以王荣昌一直认为，案子判了执行不了，是政法部门和落水人有关系，被人用钱收买了。而市委陪同人员了解这个情况，就要求王荣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能乱说，更不能将政法部门的工作失误告诉记者。

　　在我和王永先谈完话后，他也小心地看看左右，表示他说的这些话只是供记者参考千万不能报道，因为市委有纪律，任何人不得随便向中央、省反映市里的问题，谁违犯纪律谁受处分。在他说完刚走出招待所大堂，就被市委陪同人员看见了，马上把他叫到一边问他到这里来找谁，都说了些什么。这些情况都是王永先事后打电话告诉我的。

　　对那位律师，我利用他留下的呼机，约他见面，他说不能在招待所，也不能在律师事务所，最后，他同意在城郊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见面，简直和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见面后，他也和王荣昌一样有同样的顾虑，要求记者一定不能报道他提供的情况，不能提他的姓名。我从他那里了解到纪某确实回东北了，因他是东北浑江市林业局工人，家也在那里，走了一年多了。而那两个获救姑娘是日照市得月酒楼的坐台小姐，酒楼老板是女的，叫胡月，也是东北浑江市人，和纪某是同乡。那天她也一同去洗海水澡了。他为纪某作律师时曾和纪某一起到得月酒楼找过胡月，胡月曾同意开庭时出庭作证。但不知为什么，法院开庭时胡月不仅没有出庭作证，那两个小姐也突然匿迹，再也不知下落。

五找落水人

　　必须找到胡月，胡月是唯一了解这两个小姐下落的人。这位律师带我到了得月酒楼，但出乎意料的是，楼还在，人已非。住在旁边的人说这家酒楼已关张半年多了，没有人知道那位女老板胡月的去向，小姐们也早就走了，有一位老太太还说，这个饭店开业时就净出事，不是打架就是吵架，有几次闹腾到半夜，打起来了碗盘就从二楼窗户上往下扔，又哭又闹。这是我第一次去找胡月。第二次是周六中午吃完饭，我又来到得月酒楼，反复问周围的人，最终在楼下一个修车窝棚里修车师傅告诉我，胡月不知道在哪里，只听说她有个弟弟还在附近一条街上开洗头房，听到这个消息实在让我兴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一丝亮光。当天下午我在离得月酒楼有一公里远的洗头房一条街上，找到了胡月弟弟开的洗头房，但是洗头房锁着，认识他的人告诉我，胡月的弟弟已不开洗头房了，但晚上还回来住。第三次找胡月是吃完晚饭后，我又来到其弟弟开的洗头房，找到了胡月弟弟，约好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在招待所等胡月，结果白等数小时。第二天下午我又在久等不见胡月后，第四次来到洗头一条街找她，和其弟弟约好晚上8点在招待所见。第五次找胡月是在当天晚上10点，就如文章上所说的那样，终于找到了她。

　　就是这样，通过一而再，再而三，深入到最基层，有时还要冒些风险，才能得到最真实的情况，并通过文章弘扬正气，鞭挞邪恶，并将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文明心态暴露无遗。另外，在采访中我也感到，这样一个英雄救助殉难的事件，之所以事后发生获救人出尔反尔，矢口否认的情况，发生上诉公堂，拖延两年之久英雄才获清白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政法部门工作不认真不深入，对人民的疾苦冷暖漠不关心所造成。如果我们的政法部门但凡认真一点，许多问题是不该发生的。

一组报道使当地我报发行量翻一番

　　在“海上救助殉难案”这一组稿件发表后不久，日照市委宣传部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光明日报》1999年在日照的发行量，由1998年的250多份增加到500多份，翻了一番还多，这在报刊发行大战白热化的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说这和《光明日报》办得有特色有水平有直接关系，另外，《光明日报》的关于日照的那一组稿件在日照产生很大很好的影响，大家都找《光明日报》看。负责党报发行的宣传部的同志干起来也很有劲，由于《光明日报》的这组宣传报道，为日照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也使日照市委宣传部受到上级表彰，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光明日报》作推销。

　　由此，我产生一个想法。一组好的报道不仅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且能直接促进报纸的发行量在当地有大的增长，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的所有报道能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尽心尽责地搞好，拓展我们的社会影响和发行那将是未可限量的，其潜在的经济效益也是未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