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做的是国家大事”

　　《西北五省(区)生态环境保护行》采访组于1998年6月17日在北京《光明日报》社大楼大门口出发，送行者有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有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有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才……还有个留两撇小黑胡子的中年人，他也讲了话，说：“你们做的是国家大事。”

　　这个人早在5月中旬就找到我说了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所以，你们的采访我来出钱。”

　　我们需要一部越野车，我当时“谦虚”了一下，说：“弄一辆213就行，旧一点也行。”

　　这个人叫富子荣，私营企业家，是内蒙古华荣公司董事长，内蒙古政协常委。

　　这个人信以为真，真的买下一部“北京213”旧货，说：“你们肯定要这种车有特殊用途，我花了超出这部车两倍的钱才买到手的。”

　　什么特殊用途，车还是越新越好。当初怎么就走嘴说了“213就行，旧一点也行”。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刘鹏一脚油门踩下去，轰一声响得我直是叹息，我们出发了。

　　1998年6月17日《光明日报》一版和四版报道说：“参加这次采访的有本报记者杜弋鹏、刘鹏、杨永林、庄电一、陈宗立、邢兆远，他们将沿着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有关路线进行考察采访，报道当地在生态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一些地方不注意环保而造成荒漠化的恶果……”

　　其实，真正走全程的，只有杜弋鹏、刘鹏和杨永林，杜弋鹏任组长。报社选这3个人走全程的主要原因只有一条，“他们都会开车。”

半小时内被敲榨了两下子

　　出呼和浩特，上高李公路，过包头，跨黄河，然后折向我们采访的第一站——恩格贝，那里有一个人叫王明海，吸引了一个92岁高龄的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把大片黄沙治理成绿洲。我们崇拜他们。

　　最后100多里叫吉巴线，已经是土路，正在修路，刘鹏开了一会儿，我开了一会儿，杨永林再开，冲上一个大坡，小伙子大喊一声“西部牛仔来了——”音未落，一个腋下夹着张铁锹的汉子站在路上把手平推向“213”，“213”停住。那汉子蓬头垢面浑身的虎威，非洲酋长发号司令时肯定就这样儿。汉子大喊一声：“下来!”我便乖乖地下来了。

　　“你们是做甚的?看你们做了些甚?看把路给压成个甚。”

　　吓得我赶紧一迭声“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顶甚了?”汉子背后，2、30个同样威风的汉子，人人手提铁锹虎视眈眈。我赶紧上车，要刘鹏后退，可是，只听汉子又是一声喊：“还敢后退了?”

　　我再次下车，非常可怜巴巴，问：“我们还有任务，你说怎么办?”

　　“罚款100。”

　　这不是说理的地方，我掏出100元来，交给汉子。汉子冷冷地哼了声“放行。”

　　拐过一个大弯，下一道小坡，路当间突兀出一个精瘦的老头，车只好再次停下，老头话说得和和善善：“去恩格贝的吧?过这个桥收费了。”老头说着指指脚下，只见一条细细的流水从路下穿过，水流上面，确实有座也可以称作桥的东西，长不过两米。

　　我们问：“收多少钱?”

　　答：“5块。”

　　“人家包头黄河大桥才收5块，你这桥也收5块?”

　　“是桥就收5块。”

　　我们误不起时间，不再争辩，不再讲理，赶紧交钱赶路。

　　这是我们万里行采访中的第一站，我们写了《恩格贝坚韧治沙人》。确实是万事开头难。

不吃别人的饭好说话

　　6月22日下午4点刚过，我们的车停在神华神府精煤有限责任公司办公楼下。

　　已到陕西地皮，叫大柳塔。《光明日报》驻陕西记者杨永林提前与榆林专区宣传部打了招呼，神府精煤公司宣传部已经有专人在等着我们一行。

　　立刻开了个“汇报会”，方方面面领导和专家10多人出席；立刻有材料送到我们手中。成就太大了：建设以来，累计直接、间接在环保、水保项目上投入资金已经接近1.5亿元，其中环保项目投入8619万元，水保项目投入6271万元，完成水保绿化、防风固沙、小流域治理面积31.56平方公里。

　　他们非常客气，已经准备了晚饭，然而，我们急着要赶路，便谢绝了这顿饭，当天晚上住在神木县。

　　第二天下午，我们已经坐在榆林市林业局局长的办公室采访了。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早在40年代，榆林就开始治沙造林了，建国后榆林成立的第一个事业单位就是陕北防沙造林总场，此后，相继成立了27个国营林场和6个苗圃，40多年，沙区造林保存面积达1190万亩，沙漠腹地营造超万亩以上的成片林165块，建成了总长1500公里的4条大型防风固沙林带，固定半固定流沙600多万亩……沙漠化开始逆转，沙区绿化农业开始崛起，同50年代相比，沙丘高度平均降低30-50%，沙丘年移速从5-7.7米降为0-1.68米，年沙暴日由66天减为24天……所有这一切，总投入仅仅1亿多!同神府精煤公司治理的31.56平方公里耗资相当。

　　有人透露，精煤公司本来应该按规定每吨煤交出2角钱来作为治理基金，10多年了，应该有几千万元，按榆林地区创造的经验和效果，应该治理的面积绝不止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可是，精煤公司应该交的钱被有关上级批准不交，留下自己使用，钱没有花在“刀刃”上。

　　我们心安理得地写了《怎样治理效果好》。如果22日我们在那里吃了人家的饭，恐怕就要“吃了人理短”，不好意思写这篇有份量的文章。

腿勤比笔勤重要

　　单车跑600多公里，连迎面来的车都没遇着一辆……要去采访一座消失的湖，并寻找这湖消失的原委，这就是我们的额济纳之行。

　　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600多公里的戈壁，万一车坏了，万一走错了路，万一……我们开的是一辆旧车，出发当天就熄火一次，一路开到阿拉善盟巴彦浩特，熄过无数次火，而且，这车有个怪脾气，只要我把住方向盘，就准熄火。离开巴彦浩特200多公里，我忍不住再开，车再次熄火。往常，摆弄摆弄线路就能打着火，这回，刘鹏打开化油器，取出油泵……怎么团弄都发动不着，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烈日炎炎比火还热。再试一次……居然呼一声着了，我们立刻兴奋地雀跃欢呼，像孩子那样儿。怎么办?往前走还是往回折?刘鹏说：“连车都怕得熄了火的地方，他妈的我们不去谁去?”杨永林开玩笑说：“向前进，但老杜手臭，不准老杜再摸车。”车不给我长脸，我只好说：“看来，我这是官命，只让坐车，不让开车。”

　　剩下的400公里，又熄了3次火，每次熄火，我专负责打机器盖儿，刘鹏和杨永林修理，我这“坐车的”成了“揭机器盖儿”的。

　　我们在额济纳采访3天，第一天赶路600公里，第二天采访居延海，下午采访一位牧民，第三天采访黑城子和怪树林。采访一户牧民，我们买了砖茶、哈达和烧酒，向导说：“不远，不远。”出去80多里了，还是说“不远，不远。”这时，我们已置身沙漠中，车子声音突然难听无比，一检查，水箱里的水像居延海那样消失了，把带的两箱子矿泉水加进去，刘鹏夺下两瓶，说：“万一车修不好，这是保命水，放起来。”那天，我们想办法用酒与过路的拖拉机手换上水，再加进去，开不出5公里水再次消失……最后，我们的两瓶保命水也喝光了，嗓子干得真的要冒烟，半夜一点多，额济纳环保部门的人把我们找着救回旗里，那天，我们每个人喝的吃的比一头牛还多。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出发去采访黑城子和怪树林。

　　西部行之12的文章《额济纳绿洲：你会随居延海消失吗》发在7月15日头版头条，现场感强，写得生动，有感情，有深度……多亏了跑得路多，从某种角度讲，新闻确实是跑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合五而二，合二而一

　　西部行之12发了一篇大文章，竖着占去《光明日报》头版黄金地段一半。其实，在我们的计划里，居延海消失这个题要用3到5篇文章完成的。

　　西部行之12前，我们发出去的11篇新闻篇篇不过千把字，虽然大部分被报纸转摘或被中央电视台介绍，但总觉得不够劲，不过瘾……动手写居延海之前，我们接到记者部的电话，传达总编辑王晨的指示，要我们往深写，往重写，要我们找范长江的文章读读，要我们写出历史感和历史厚度来。

　　我们三个人连夜商量如何落实总编辑的指示。

　　西部行之12是在甘肃武威天马宾馆完稿的，原计划写5篇，我们写成两篇，第一篇写寻找居延海的路上，由杨永林执笔，第二篇写绿洲会不会随居延海消失，由杜弋鹏执笔。

　　我们运气好起来了，过张掖市一座桥时，我们停车解手，看见一块纪念碑，叫“特大洪水永久纪念碑”，记着1996年8月17日至21日黑河历史有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流量、最高水位、相应河床高度……等等，这历史记载以来最大洪水，竟然连一滴也没流到额济纳去。这水被黑河中游的30多座中型水库拦住喝光。这座纪念碑，省去我们几百公里的路程，原计划，要采访最少5座黑河中游的水库，现在，有这座纪念碑什么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兴奋得互相击掌，互相吹牛，说：“咱们他妈的真有福气!”

　　两篇文章发回本部，本部又把两篇合为一篇，见报为：《额济纳绿洲：你会随居延海消失吗》，合二而一，且天衣无缝，令原作者叫绝。

上黄河源头：“高级民工”功劳最大上

　　黄河源很危险。

　　缺氧50%，玛多县离源头几十公里，我的头已涨得生疼，重得像顶着颗巨大的铁疙瘩，觉得随时有可能爆炸成碎片。人瞌睡死也不能睡觉，哪怕在车上打个盹，立刻就窒息得换不上气，死亡把人惊醒，大张嘴大喘气五六下，生命才能正常运行下去。

　　刘鹏常上黄河源头，不怕，但他最害怕，怕我有三长两短，准备了氧气瓶、药品……一定要万无一失，特地请了个最有经验的汉子当向导。第一次见这位向导是在青海省环保局招待所，一头长发猛猛地往肩上一拖，着牛仔装，脸绷得紧紧的，说：“你好。”递过一张名片，只见写着：高级民工/孙建军。我噗哧笑出声，高级民工自己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握手，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高级民工1955年生人，曾经是登山运动员，后来离职耍照像机搞摄影，有时间，当向导领人上长江源头和黄河源头，或者进可可西里。

　　高级民工自己有一部越野车，有十数万元的摄影器材，专好结交自然保护者和动物保护者。高级民工问：“你们是公款上还是私费上?”刘鹏答：“公私兼顾。”高级民工嘴一撇：“完了，碰见流氓了，只好尽义务了。”

　　夜宿玛多县黄河第一桥边，高级民工叹息：“我刚刚从长江源头下来，后天又要走云南。我简直是个不回家的野人。”

　　帐篷、气垫褥子、登山鞋、海拔表、氧气瓶、军用小刀……全是高级民工私人的，全部无偿给《光明日报》的记者白用。

　　我们夜宿黄河第一桥边一个工地，施工单位给我们一顶帐房，里边有两张床，高级民工吹起气垫褥子，坚持自己睡地下，让我们睡床上。看我喘得沉重，高级民工给我输氧、听诊……那一夜，每隔个把小时高级民工都要到我们床前听听，看看。我通夜不能睡，他通夜不敢睡。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向黄河源头进发。高级民工鼓励我：“有我在，什么问题也没有。鼓起勇气，别怕，要有信心……”

　　下午从源头下到玛多县，高级民工决定连夜离开险地，便亲自驾车，半夜两点多，我们下到可以睡觉的地方。

　　没有高级民工，我们上不了黄河源头。

西部行稿件见报中断两个月

　　8月2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西部行之18《善待青海湖》，8月3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西部行之19《一位环保志愿者的呼吁》，西部行之20《黄河源头的沉思》，发在《光明日报》10月2日头版上，离发表之19的日子，已经过去整整两个月。这期间，长江洪水肆虐，抗洪抢险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抗洪抢险成为《光明日报》的重中之重，空间、时间统统让位于长江抗洪报道，西部行稿件发表应该停下来。

　　长江为什么发了如此大的洪水?与生态保护有关系吗?长江洪灾人应该负什么责任?……新闻界、知识界在探索，在论证，人们发现，《光明日报》西北五省区保护生态行早在6月17日就出发了，西部行的宏观目标，正同长江洪水发生后新闻界、知识界探索论证的目标一致。内蒙古大学一位学者对我说：“足见《光明日报》的远见卓识。”这时候，我想起赞助者内蒙古华荣公司董事长、内蒙古政协常委富子荣的话：“你们做的是国家大事，我来出钱。”也足见富子荣先生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片赤诚。

　　西部行之24《我们只有一个家》是最后一篇稿子，于10月22日头版头条见报，动笔于长江抗洪抢险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这篇文章在社会方方面面引起反响，我不断接到或表扬或讨论或提建议的电话，这篇文章确定写作姿势时无疑受了长江抗洪抢险气势和长江洪水探索论证成果的影响，目标是国家，是家园，是地球意识。

　　“从大西北采访归来，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们觉得，‘家’不再单单是北京、西安、银川、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呼和浩特这些城市。我们‘家’的意识中有毛乌素、腾格里、巴丹吉林、塔克拉玛干……”这是西北行之24文章中的文字，这里重现，想强调我们西北行采访组的国家意识，家园意识，地球意识，如果人人做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我们的“家”必然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