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记者来说，一般都不爱重复自己。

　　前面总会有层出不穷的新闻，去召唤着他们去面对流动着的色彩斑斓的世界。这种职业习惯，恰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次发现都出乎意料，每一个脚步都令人骄傲，每一次微笑都是新感觉，每一次流泪也都是头一遭……。要不是出版社的同志督促得紧，也许，连自己也懒得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了。

　　掐指算来，自己对女研究生被拐卖一事的采访，已过去了10年，有很多细节，确实已渐渐淡忘了。但不知怎么搞的，也许因为写过这么一篇在全国曾经引起过轰动的报道，每当自己沧桑感上来的时候，每当自己感到江郎才尽的时候，或者干脆想自甘平庸——把 自己比做街上的大白菜论堆撮的时候，都因在时过境迁之时，这件事的重新被人提及而觉得浑身一激灵。

　　来实习的大学生小高曾问过我：老师，女研究生被拐卖的事件是你写的吧?这是他在主动帮我抱着那厚厚的一摞从资料室借来的报纸时边走边问的。我想，我写这篇文章时他也就10来岁啊。

　　在一次河南省文史专家来京开会、大家在餐桌上议论起当前的骗术时，又举出《光明日报》曾发表过的这篇文章。一位老专家说那是位女大学生，另一位立即纠正道，不，是女研究生。他们记得清楚得很哩。

　　山东的一位青年同志来电说，老师讲课的教材，就收进去这篇文章。他告诉老师，认识这位作者，老师遂写下了“直言勤奋英才”几个字。

　　前不久，报社的一位后起之秀、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传亚同志更是兴冲冲地告诉我，他买了一本茅于轼的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其中有三、四页是引用的1988年9月3日本报发表的《沉重的思考》那篇文章。当然，这位著名学者的分析比起10年前的我的那篇“急就章”更深刻得多了，对于“曾经引起过不小的社会反响”的这件事，他提出了新的独到见解。我欣慰地看到，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坦诚批评。茅文中说：“‘为什么她不依靠法律来解救自己呢?’对问题的这种分析等于说‘刘少奇之所以被迫害致死，是因为他不懂得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一样地不着边际。所有的舆论中，竟没有一篇是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分析的，当然更谈不上从这个典型案例中进一步发掘我国普遍存在的漠视人权的现象了。在我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以为人权问题就是政治犯的待遇问题，从不认为基本人权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处境。”我喜欢这种富有生机的挑战。

　　时隔10年，还有人记得《光明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并且对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他给我的震撼和启示超过我自己写的任何一篇文章所带来的收获。

二

　　有一位日本记者说：如果一生中能采到三个独家新闻，就是大记者，不叫独家新闻叫它“大新闻”也可以。一条消息轰动舆论，举世注目，这样的消息即使写上一条，也遂了记者的平生之愿。

　　新闻记者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似乎体内有一种冲动，记者是猎手，他像猎人一样，随时准备瞄准猎物。

　　我采访女研究生被拐卖一事，其实很偶然。

　　1988年，我在机动记者部当记者。当时，我有机会跟着老主任张天来同志多次下去采访，老一代新闻工作者那种不放过任何一个新闻采访线索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来同志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是公认的名记者。我觉得人只要肯下功夫，就会有成绩。慢慢地，我受天来同志的感染，对写人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报道任务不重的时候，我总爱到阅览室翻阅一些报纸杂志，想从中找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题材。

　　有一天，在翻阅1988年6月7日《河南日报》的时候，该报右下方一块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少的短文引起了我的注意。说的是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李敏已经于6月6日在郑州落网。当我做为一名普通读者看完这篇不到300字的文章以后，觉得很不过瘾。我甚至有些责怪自己的同行，为什么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更清楚一些呢?比如说女研究生为什么被骗?这个小骗子又是何许人也?当时，我只想到我们《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的报纸，应该为女研究生遭受的不幸站出来说几句话，至少应该把同行没说清楚的事情了解清楚。于是，我向当时的部门负责人李树喜同志表达了这一意愿，他很支持我前去采访。当时，我心里也没谱，两眼一摸黑，到那该找谁去?根据《河南日报》仅有的一点线索，我打了多个电话询问，才知道小骗子李敏是被郑州市火车站公安局抓获的，现正在那里关押。事不宜迟，我立即到火车站买了张没有对号的车票直赴郑州。

　　尽管我紧赶慢赶，到了那里时，还是没赶上，小骗子已迅速被最终案发地——山东郓城公安局的同志押解走了。

　　我当时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是否为一个素不相识人继续下工夫追究下去?就地采访一下公安局的同志也不是不行，况且人家也认真作了介绍。但是，我觉得听介绍是一回事，自己采访又是一回事。于是，我提出派一女同志陪同一块去山东采访的要求，人家是一点也不感兴趣。一方面，抽不出人手来陪着我问这问那；另一方面，这种事人家见的多了，比起杀人的来，确实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郑州火车站附近的运青楼旅社，是女研究生被拐卖的发生地，我决定不放过任何线索，去实地考察一番。到那里以后，旅社的领导和服务员谈起此事还心有余悸。因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彻底抓完，他们怕打击报复。况且服务员都是年纪轻轻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姑娘，一提起拐卖人口的坏人就浑身打哆嗦。我让她们不要怕，把自己所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全讲出来，我记下来是为了写文章，是为了让更多的姐妹擦亮眼睛，避免再上坏人的当。就这样，我在她们的带领下，亲自来到女研究生和小骗子当初共同住过的房间，那间房子曾接纳过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纯真、善良、毫无识别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邪恶、贪婪、铤而走险的文盲不法分子。他们二人后来演绎出的那段难以想象的事，连我这个局外人听了都激愤不已。自己作为女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惨遭不测的是自己的姐妹或女儿，那该是怎样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场景。我站在那间暂时无人敢住的空荡荡的房子里，思绪万千。我深知，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针对社会的丑恶现象来说，也许根本不是对手，但我手中有一支笔，只要笔尖流淌的是心血真情，照样能发挥匕首投枪般的作用。记者，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遇到这样典型的事件如果再不写不揭还更待何时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犹豫，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下定跟踪采访下去的决心。

三

　　我在郑州火车站纷乱的长途客车站，买了张开往山东郓城的长途汽车票就出发了。省与省之间，有一段路完全是土路。沿途绿色的泡桐叶荡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土，路面因为雨后的泥泞和车轮的碾压更加颠簸。因为修路，来往的车辆要分别放行，无形中延长了路途的时间，到达郓城长途汽车站时，天已傍黑。因为有了警惕性，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将电话打到了郓城县公安局。公安局一位办公室主任见到我，连问了好几遍：“你自己来的?”他在惊诧之余告诉我，贵州省一个妇联主任来此解救当地一位被拐卖的妇女，走在街上，被几个当地人绑架了，在倒卖她的途中，这位妇联主任谎称自己也是倒卖人口的贩子，已把“货”带来了并答应共同取“货”才乘机逃脱。

　　我一点也不奇怪。一个晚上，花2480元就能买到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而且其优秀程度全国也找不出多少个：地区高考的前几名，全国重点大学的研究生班长、响当当的共产党员尚且受到这种非人的折磨，还有什么人不能交由这里的地下“人口转运站”的呢!

　　实际发生的事，比想象的还触目惊心。有一份公开发行的简报，是郓城县公安局发给有关部门的《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上记载着这样的数字：自1978年至今(1988年)，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的占30%。

　　这份报告上还有如下记载：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菏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宦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一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由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杀人、伤害、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杨庄集乡程屯村一男青年将买来不从逼婚的‘媳妇’连砍7刀，造成重伤。”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被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一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卖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透过这文字上的数据，沿着女研究生一步一个脚印的泣血历程去寻找，我仿佛从《天方夜谭》中的故事里走进又走出。

　　要揭露一个地方拐卖人口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件容易事。

　　首先，这案子还没有最后了结，报送到有关部门的案卷，人家谁都怕担责任，委婉谢绝，就是不让看。我从公安局找到法院，又从法院找到公安局。回答是保存案卷的同志回家种责任田去了，信还是不信?纵然再不信也要拿出信的诚恳，我告诉他们，你们把我送到村口，我会找到这位同志的。他们说道路太差，汽车根本走不了。我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一篇新闻报道，来不得一点虚假，捕风捉影地瞎编是万万来不得的。特别是三个主要当事人，构成了文章的主线，而人物通讯绝不可以有任何虚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一点不符合实际，就会对整个通讯持怀疑态度。况且，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涉及到法律的严肃性问题，每一句话都要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负责的精神去查证核实，而法律文书才是付诸文字的最重要的依据。

　　采访遇到这样的不顺，我能想得通，因为仅凭一个记者证，既没有上级机关的介绍，又没有一个熟人接应，硬磕硬撞，当然会有阻力。然而，我并不恢心，因为我毕竟是党报的记者，不论干什么，也不论处于什么境遇，都应表现出良好的风范。于是，我找到县公安局局长，找到负责办案的法院的法官，说了很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心里话。

　　我想，既然千里迢迢地来了，就不能一无所获地空手而返。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当然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上级部门的支持，当我把电话打到菏泽地区公安局，力陈自己对这一震惊全国的拐卖案的看法，当说到动情处，自己的声音都不由得发颤时，公检法的同志最终被感动了。后来他们终于对我开了绿灯，包括亲自带我到监狱中，提审2个在押的犯人，这在我的报道中都能看的出来。

　　采访中有几件事对我触动最大，一个是到买女研究生的农民宫长恩家里去的途中，我站在村边的黄河大堤上，听村干部给我指点着公安局干警突袭行动的现场，讲那一夜解救女研究生的经过，望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和滚滚东去的黄河水，我思绪连翩。这里是宋代农民起义领袖宋江揭竿擎旗的地方，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故事代代相传；这里的县志上还记载着清末民初，一批有识之士痛感当地百姓的贫困而兴修水利、开办实业的义举；民族解放战争中，这里是八路军115师驻扎的抗日根据地，刘邓大军渡黄河的渡口就离这里不远，可以说，反封建的斗争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千百年，但如今，封建主义的沉疴还像幽灵般在这里徘徊，我们民族的负载实在是太重了!太重了!!

　　另一件事是晚上从监狱中出来，几乎所有监号里的人都起来了，我们说话很轻，不知怎么消息传得那么快。只见窗户上从上到下挤满了人头，目送我们走远。当时天很热，男犯只穿着一条短裤，监狱中人满为患，他们那一双双悔恨交加的、渴望自由的特殊眼神，对我的印象太深了。农民群众的狭隘、愚昧、法制观念的淡薄和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了多少不该发生的悲剧在这里重演，难道这些就不能改变吗?

　　然而，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看到女研究生被锁在屋中71天的那间一贫如洗的破房子。屋里的床没有床板，是用高粱秆当床铺，上面铺了一床旧粗布单子。屋里没有一张桌子，一块破水泥板下面垫上一摞土坯就是一张桌子了，桌子上荡满了灰尘，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来自上海的女研究生怎么可能与一个大字不识的、满脸萎琐的、窝窝囊囊的老农民同床共枕呢?她当然要拼死相争，但是，她遭到了一群不明真相人的粗暴干涉，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揪住她的头发，扒掉她的鞋子，把她强行摁到床上……。

　　“在古老的婚姻中，没有恋爱。法律和习俗把两个互相陌生的男女衣服脱光，让他们的身和心，同时赤裸裸相见，并且还要过一辈子那种生活。简直不像是真的，而像一部传奇小说。在洋大人之国，古时候的儿女婚姻，也多由父母包办，但程度上却大大的不同，父母即令再专横，也总会安排一个机缘，或舞会焉，或宴会焉，使年轻男女能够单独交谈。只有中国不然……素不相识的男女，被纳入一个笼中，说它有趣则可，说它戏剧化则可，说它惨无人道亦可也。”柏杨在批判中国封建的婚姻习俗时用了“惨无人道”四个字。

　　采访女研究生被拐卖的过程中，我时而气愤，时而惊诧，时而痛惜，时而无奈……好像从来没有经受过那样复杂的，起伏跌宕的感情经历。回来以后，恨不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立刻写出来，告诉大家，否则，一颗心总像在被什么冲撞着缠绕着……

四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我看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立三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沉重的思考》有开阔的思考视野，它将一种不容于人类的罪行，将农民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所造成的愚昧，将一位女研究生因不能在金钱的诱惑下庄重自处，在危难关头又因虚荣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而酿成的悲剧，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剖析，提供了有关经济、文化、道德、法制等诸多方面的启示。这篇跟踪采访而来的作品，很能体现那类被称作深度报道的通讯的特点，例如以全方位的视角对事件进行综合性考察以代替过去习惯的单向性考察，以追求报道深度。例如将道德批判深化为社会批判。法律不允许买卖婚姻是无条件的，记者在此并无异议，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买卖婚姻在一定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对被迫作出这种选择的农民抱有某种同情。甚至对那位一手导致这场悲剧的女青年犯罪者，在追述其被戕害的经历时，也流露出一丝悲悯。而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条件则痛加针砭。我们的记者忠于生活，忠于实际调查的结果是真正记者的品格……”

　　时光如梭，一晃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年华已经成为过去。也可能因为那篇报道的原因吧，不时会有人提及让自己介绍一些经验、感受或体会。我确实没有系统地总结过什么，我只是从中悟出这么一个理儿：一个人的运气也好，机遇也好，总会有些必然的因素在里面。拿我来说，没有别的优长，只不过像一只心真率性的笨鸟儿，在自由的天空，先飞了那么一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