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中，我写过一些问题报道，也写过部分批评报道，而更多的是表扬报道。写问题报道、批评报道自然有人不满，有人告状，这不奇怪；但写了表扬报道，报道中受表扬者反过来告写表扬报道的记者，这却非常罕见。这罕见的事却让我遇上了。

　　那是１９８８年3月19日，作家徐星平来看我，顺便对我说，他从他一学生处得悉，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基建办公室主任辞职，原因是他在主持基建过程中请客送礼甚至行贿，同时他也接受工程队等单位的贿赂。本来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典型性，问题是这位办公室主任是个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在行贿和受贿过程中，他陷入了深深的良心自责之中。大楼建成之日，他终于不堪良心的折磨，提出辞职。

　　如一道灵光突然在我眼前闪烁，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

　　80年代，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严峻的挑战，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作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正在日益腐蚀社会风气，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吃拿卡要等恶习在许多职能机关盛行起来。我早就想找个题材对不正之风抨击一番，而这个题材好就好在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个正直的党员干部，不得不昧着良心去干本来纯属正常的工作，不得不屈服于不正之风的淫威。可是在不正之风的蹂躏下，良知终于使他奋起抗争，虽然辞职是一个消极的办法，但这毕竟是对不正之风的一个迎头痛击。好题材，好题材！我激动起来。

　　当天上午，我就找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个瘦高个的中年知识分子。听了我的陈述，他断然否认，说，没有这回事，搞基建的办公室主任不是党员，也没有辞职，你肯定搞错了。当时我只强调基建办公室主任，几经核实都是如此，我只好怏怏而归。

　　23日，我又见到了徐星平。我将我的遭遇告诉他，他很诧异，说：“不可能。消息是我学生的同学提供的，她就在医院工作，此事千真万确，绝对不会错！这样，我陪你去一趟。”说罢，拉起我就走。

　　事实很快搞清楚了，辞职者不是办公室主任，而是个副院长，叫D。这失而复得的消息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当天上午10时许，我再次来到医院，终于找到了D。没想到，D便是我头次见到的那个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他拒绝采访，但当我把我听到的议论向他作了介绍，特别是说到外界对他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行贿和受贿时，他马上激动起来，继而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一种急于洗刷自己的感情溢于言表。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已近正午，他主动约我晚上到他家接着谈。当天晚上，我又来到他家，又谈了一个多小时。当他谈到自己1957年曾蒙冤被错划为右派，几十年历经磨难时，我告诉他，我父亲也是右派，我们一家都受到过株连。“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之间的距离很快拉近了，谈话变得更随便。他谈了自己在主持基建工作期间碰到的种种不正之风，以及自己在这种不正之风面前的无奈和痛苦，他的所谓行贿即请客送礼，每次都向纪委作了汇报，而所谓的受贿只是接受了别人的请吃；他还谈了他与上级领导的矛盾。他的陈述使我深受感动，这种感动马上使我对他的人格产生认同，我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一个有良心的党员干部，但是，在不正之风的蹂躏下，他的心在痛苦呻吟，这颗心在腐败的社会风气的挤压中淌血。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心中有一种同情、激愤、惋惜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在升腾，一种急于需要宣泄的感情在胸中回荡，此时的我，已没有其他想法，只有一个念头：用自己的笔，痛击可恶的不正之风，用自己的笔，张扬社会正气，用自己的笔，为这个可敬复又可怜的知识分子澄清泼在他身上的污水，还他一个善良、正直、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本来面貌。

　　当晚采访归来，我一气呵成写出第一稿：《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白蚁俱开颜　杭州市一医院新楼落成主管基建副院长辞职》。标题非常尖锐，当时我对这个标题比较满意。但事后推敲，感到打击面太大。见报时编辑将标题作了修改。

　　25日，记者部要求各站报送近期报道选题，我将此稿提要报上（因为还未去审稿），当时的记者部副主任王庚虎很快打电话来说，这个题材很有典型意义，迅速写好发回，最好能配评论！

　　但因为我另一篇不久前刊出的批评报道引起纠纷，有关单位开始告状，此稿延迟了一周才于30日送审。看完稿件，Ｄ提出，最好不要见报，见报会引起麻烦。我解释说，报社已经将此稿列入重点报道选题，还要求配评论，不登的可能性不大。他则强调见报后会得罪关系户。我见他不同意，就说，编辑部已定下，稿件要用，即使你不同意，只要事实准确，我们也可以将稿件刊出。他不再坚持，沉吟片刻后说：“这样吧，稿子留下我来修改。”

　　回想起来，可能是后一句话伤害了这个自尊心极强的知识分子，事实上这句话也便成了后来他攻击我的武器，说我“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他就范”。

　　D看完稿件提了两点意见，一，稿件中点了医院和他的名字，会引起麻烦；二，辞职原因有3条，文中只写了1条。D说的3条辞职原因是：1，年纪大了；2，不善于处理各种关系，不堪不正之风之苦；3，与领导关系处不好。我则坚持说，前面两点意见，第一点，我可以妥协，在稿件中可以不点医院和他的名字；第二点中的3条辞职原因只写了1条，我觉得为了突出主题，强化不正之风的危害，以年纪大为由提出辞职理由不成立，许多比他年纪还大的干部还在工作，第3条是他与领导关系不协调，写了于他今后处境不利，不提为好。

　　次日上班，Ｄ已派人将改好的稿件送至我办公室，并附有一信：“叶辉同志：报道改了不少，最主要的一点是：千千万万将真名隐去，否则，得罪了关系户，我将成为市一医院的千古罪人……”并在文中“加了一段关于监督部门介绍施工单位，从中捞油水的事”。

　　４月６日，此稿在一版头条刊出，编辑部在编辑时将原来隐去的市一医院名字恢复，Ｄ的名字隐去。

　　稿件见报后，记者部副主任王庚虎来电话要求我写后续报道，他说，稿件触动了一些关系户，关系户肯定会报复，要支持医院和那位辞职的副院长，对搞不正之风的要继续予以揭露打击。

　　事实正如王庚虎所料，医院受到关系户的刁难，而后来的这场纠纷就是源于这些刁难。

　　当时我正处在另一场持续多年的新闻纠纷中，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我还是几次打电话给D，询问稿件见报后的反映，D均说没什么不良反映，也没有关系户报复或刁难。大约在4月9日，我到市一医院找到D，告知准备写反馈报道。D说无反映，也没人刁难，不必写。实际上当时他已处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只好作罢。

　　此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关于D的消息都没有了，似乎一切正常，只有从编辑部传来的对此稿的一些好评。

　　５月１７日，本报评选好新闻，此稿入选，并在报上刊出入选篇目。我预感到，此稿入选的可能性极大。

　　然而万万没想到，一场引起新闻界关注的受表扬者告记者的新闻纠纷爆发了。

　　“5月27日，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杭，看到了我爱人为我找来的5月17日的《光明日报》，在《光明日报好新闻推荐篇目》中有《新楼落成主管基建副院长辞职》这篇稿件。这又一次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恨。我就是这篇好新闻中提出辞职的副院长。我感到不能再沉默了，我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光明日报》的读者们也不能再一次被愚弄了，《光明日报》好新闻的评委们也不能受到欺骗……”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直往脑门上冒……

　　这是D写给《光明日报》好新闻评委的告状信！

　　６月１０日，王庚虎来电称，Ｄ来信告状，说我采用“卑劣的手段”，“昧着记者的良心”，写了这篇报道来“愚弄读者”。接着，记者部将告状信传真给我。记者部主任金涛在这封信上批了一行字：“庚虎同志，请与叶辉联系，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天知道！我为何要用卑劣的手段去讴歌一个正面典型？我何必要采用卑劣的手段为一个自己敬重的人鸣不平？我用真诚对待一个人，这个人却报以刻毒的咒骂！

　　“这篇好新闻见报以后，我一直克制着，我幻想着以沉默来换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带来的平静。但是，我现在不能再沉默了，我不能接受这种虚假的来自读者的对我的‘崇敬’；同时，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我必须向您们大声疾呼，来恢复《光明日报》灿烂的光辉。”

　　D在信中详述了整个采访过程，他指责我的报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并特别指出报道只写了他要求辞职全部原因中的一点，这最使他难以接受，这也是他指责我“采用卑劣的手法”的关键之处。他还指责我审稿时说编辑部要发这篇稿子是先造成“既成事实”，“逼他就范”。D在信的最后说：“《光明日报》的评委们，《光明日报》好新闻的评委们，在您们读完我这篇申诉后，您们难道还能认为《新楼落成主管基建副院长辞职》是一篇具有新闻真实性的好新闻吗？……难道你们还能容忍叶辉这种在新闻报道中采取‘各取所需’的片面性——即不真实性的卑劣手法继续存在下去吗？难道您们还能容忍《光明日报》这盏普照大地的明灯沾染上不光彩的阴影吗？我深信您们是会主持正义的！”

　　我怒火中烧，怨气升腾，气得浑身发抖。我对他同情为他鸣不平为他仗义的感情受到亵渎。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起诉，我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不能忍受别人的恶意中伤。我相信自己的稿件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报社的好新闻评选开始了，评委是首都各中央新闻单位的主要领导。根据报上公布的评委名单，Ｄ给每个评委都发了内容相同的信，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这篇“愚弄读者”的“假新闻”被逐出入围作品之列。

　　实际上，这篇稿子是经过他认真修改的，修改后的稿件更尖锐，也更完美，请看他在稿件中加进去的一段文字：“基建涉及的关系户太多了，谁都想从中捞点油水。电力部门要‘介绍’变电站的安装单位，环卫部门要指定化粪池的施工队，尽管这个来自乡村的施工队已被市建委归入清除出境之列，尽管医院也知道这个队工程质量低劣，但还是应允，不然，这些掌握某一监督部门大印的‘上司们’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找毛病。于是‘生意大家做点，好处人人有份’”。这段文字简直太精彩了，文笔通畅，入木三分，文中直接点了2个单位的名，原来的稿子因为缺少具体例子而显得单薄，他的这段文字使整篇稿件增色不少。

　　而今经他修改的原稿尤在，写给我的亲笔信尤在，他却否认经他审阅的稿件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几位青年记者谈了，他们也义愤填膺，都表示只要我官司打起来，他们就来报道，为我伸张正义；著名青年律师楼献表示愿意做我的代理律师。他说，D的信向评委广为散发，已损害了你的名誉，可以告他。

　　原记者部主任汪波清得知此事后来电话，他劝我遇事冷静，切不可感情用事。他说：你写稿的初衷是为他伸张正义，抨击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现在你反过头来与他打官司，这有违你的初衷啊，还是冷静一点处理这件事吧。我反复考虑后打消了打官司的念头。

　　Ｄ的处境很快搞清楚了：报道把该院诸多关系户都得罪了，这些关系户便开始报复：医院里时儿断水，时儿断电，病人、医生怨声载道，医院里的人把怨气发泄到他身上。而他呢，我采访他时他已是“无官一身轻”，稿件见报后却又当选为院党委书记。作为医院主要领导，他又不得不负起与关系户打交道的任务，此时的关系户已不认他的账，说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说他言而无信，“过河拆桥”，他要继续维持与关系户的关系已非常困难，但又不得不维持，Ｄ处在极度尴尬的境地……

　　有什么办法呢？他还得当医院的党委书记，他还有求于那些关系户，他还得保持医院的安定团结，而这一切都决定于那些手握权柄的关系户是否刁难无奈的医院。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记者身上，这一切都是记者弄出来的。

　　一个试图与不正之风抗争的人，却在抗争之后反而落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再次成为不正之风的牺牲品，这岂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更大的悲剧!

　　官司不打，事实却必须澄清，我要向评委们说明事实真相!我把D亲笔改的原稿、D给我的信复印后，连同卢良同志参与的调查结果写成文字寄给每位评委——我不祈求评奖，但我要澄清事实!

　　D之所以告状，确实是因为我的报道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现在重新审视当时的稿件，缺点也是明显的。辞职原因3条，我只写了1条，确实是犯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如果在审稿时尊重D的意见把辞职原因全写上，哪怕一笔带过，也不至于成为后来纠纷的借口。这一败笔对我影响深刻，也让我吃到了苦头。其次，如果当时我能考虑稿件见报后对D的影响，下笔就会慎重一点，也不至于给他造成这么大的压力。

　　就在我深深陷入这场新闻纠纷时，这场“受表扬者告记者”的纠纷以其新闻性和特殊性而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记者全立芳专门作了题为《×××改变初衷反告记者》(原报道用了D的真名实姓，旧事重提还是隐去真名为好——笔者)的报道；《法制日报》发了王乾荣的评论：《舆论监督　亦喜亦忧》；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甘惜分教授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对受表扬者告记者现象进行剖析。

　　就在好新闻评选期间出现的这场纠纷以及各报对这场纠纷的报道，无疑也影响了评委的判断，评委接到我的申诉材料，最后还是决定将这篇多灾多难的报道列入好新闻参评作品之列。评委对该文的评价是：“社会不正之风早已是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了，它腐蚀着我们民族的灵魂，侵蚀着我们社会的肌体。记者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以敏锐的新闻嗅觉，抓取了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新闻主题，揭露了不正之风的严重危害。作品文字质朴、语言清新，真切的情意将无可奈何的心绪表现得相当充分。”

　　经过读者的公开评选，《新楼落成主管基建副院长辞职》一稿以14011票跻身10篇好新闻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