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谢中秋

　　1985年10月，我与丁炳昌一起到湖北省京山县采访，采访中听到了这样的一件事：这个县的县委书记钱亭章，竟然把湖南省一家国营大厂的副总工程师引到这个山区小县城来了。作为《光明日报》记者，近年来听到的是一片惊呼和抱怨：人才流动的闸门打开后，“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还很少听说，有国营大厂的副总工程师从平原流向山区，从城市流向小县城的。我们既感到新鲜，又有点将信将疑，连夜去走访这位难得的人物。

　　一见面，对方大喜过望：“啊哟哟，我正找不到记者申冤诉苦呢！”一句话把我们说懵了。

　　性急的谢中秋，顾不得沏茶让坐，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告状”。

　　他告的是常德纺机厂。据他反映，该厂党委负责人气量狭窄，不能容人，处处给他穿玻璃小鞋。他有了发明创造，此人卡住不让申报，他负责的科研项目，此人卡电卡款，从中作梗。由于既不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又不让调走，他便自己跑到了江苏武进县一家乡镇企业。常德纺机厂一边在职工中宣布他为“叛徒”，把他搞臭，一边又通过某权威部门，警告那家乡镇企业不得留用他。正在他走投无路之际，亏得遇见了钱亭章，把他引进到了京山县。但常德方面还不肯就此作罢，又接连到中组部、中央书记处、民政部等部门告京山县和他本人，非把他弄回去整治不可，还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说到这里，谢中秋哽咽了：“我还是在大学时代入的党，22年来，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我为常德纺机厂贡献了18个春秋，厂里现在的两个拳头产品，还是我开发的呢，想不到忠心耿耿卖命，到头来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批评稿要谨慎从事

　　我和丁炳昌面面相觑。本以为可以采写一位支援山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却原来是“逼上梁山”，而且还有这么多扯皮拉筋的“弯弯绕”。

　　回到住地，我俩左思右想，这个“马蜂窝”捅不得。你想想：它牵涉到三个省，如果要采访，还得去湖南、江苏，这是一；对它插手过问的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已有十几家，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还怎么过问？这是二；人才流动是件大事，究竟怎么个流法好，中央还没有“红头文件”，就连中组部等权威部门还在“调查研究”阶段，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还能给人定调子？这是三；最后一条，报社在当时有几篇批评稿件正在打官司，被批评单位咬定“报道严重失实”，官司一直打到中央，牵扯了报社领导不少精力，因此编辑部一再叮咛各记者站，批评稿要谨慎从事，不要再捅漏子，凡那种还没作出结论的批评稿，暂时先不要搞……如此看来，天时地利人和一条都不沾，还是知趣点，别去自我麻烦，碰一鼻子灰。

　　于是，我俩装聋作哑，不再提及此事。在京山待了20多天，再没去看这个倒霉的谢中秋。

要写报道，先喝人参汤

　　但到1986年元月初，京山县又托人找上门来，说是常德纺机厂还在到处申诉，县里感到压力很大，谢中秋更是苦恼不堪，请记者务必就此作些呼吁。

　　我们向来人如实禀告了我们的苦衷和报社的难处，建议他们去找别的大报记者出山。但对方苦笑着说：“先后已去请过三、四家大报记者，采访后都说不好搞。”

　　对方失望而去，我们也怅然若失。平心而论，这种事情理该《光明日报》管，知识分子报纸么，还能把人才流动的事推给别人？但不推又怎么办？要插手这样的“马蜂窝”，先得买好两斤人参。干什么？喝了人参汤打官司呗！

三只“馋猫”扑向大鱼

　　1986年4月，报社开全国记者会。我们投石问路，先报了个题目《一件人才流动中的悬案》。记者部领导听后，表了这么个态：“搞可以搞，但一定要慎重！要作周密的调查，充分听取不同意见。”

　　从北京回武汉，京山又来“告急”：常德方面已作出了最后“判决”：将谢中秋党内除名。

　　由于上面已开了“绿灯”，我们就蠢蠢欲动了。俩人再赴京山，对钱亭章引进谢中秋的经过，对谢中秋夫妇来京山后的工作表现，作了认真的调查。说来令人捧腹：常德方面认为已丧失了党员资格将谢中秋除名，而京山不仅承认他的党籍，还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评他为优秀党员。有人问：中国共产党是否有两个党章？

　　在京山县，我们巧遇湖北省委组织部知识分子处负责人，他观点明朗：支持人才流动。并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类似谢中秋这样擅自出走的事，在前两年提倡人才流动的大背景下，仅湖北省就有2000多起，全国有几万起，1985年底，有关部门感到不能如此放任自流，又紧急“关门”，于是乎这些知识分子的出走，便都成了“悬案”，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在新单位下户口、转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原单位和接受单位仍在互相扯皮告状，假如再拖几年不解决，又将是社会上一个不安定因素。因此，中组部正在加紧调查，希望为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假如说，在这之前，“写”与“不写”的天平还在晃晃悠悠，那么他的这个信息，便是一块沉甸甸的砝码，落在了“写”的一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预感到，这一“炮”要么打不出去，只要能打出去，一定会落地开花，爆出火光和轰鸣，因为人才流动这件事触动着许多人的神经，是改革进程中一个非常敏感、又非常紧迫的问题，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是改革的呼唤。出了点偏差就关门大吉，实在不是办法。人才流动的闸门迟早还是要打开的，而谢中秋出走一事，堪称典型，通过它可以探讨很多问题，可以配合组织部门的调查工作，为启开人才流动的闸门推波助澜。

　　对一个记者来说，什么是他的追求的最高目标？报道的社会效益！只要自己的报道能在读者中激起反响，能对实际工作有所推动，那么，即使冒一点风险也值得！

　　从我来说，当时正为自己的报道陷入困境而苦恼。为什么文字技巧有所长进，而报道的社会反响却总是达不到预期效果呢？是“江郎才尽”了？还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读《傅雷家书》，看到傅雷告诫儿子：不要过分追求技巧，过分追求技巧只能成为工匠而不能成为艺术家。我反复琢磨“工匠”与“艺术家”的区别：

　　“工匠”只能制造工艺品，而“艺术家”创造艺术品；

　　工艺品能美化环境，使人感到愉悦，而艺术品则能震撼人们的心灵，在社会生活中激起悠长的回声；

　　从工匠到艺术家，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实际上，关山重隔：

　　前者回避矛盾，后者揭露矛盾，前者粉饰现实，后者干预和影响生活。

　　但在今天，记者要揭露矛盾、干预生活并非易事，写批评稿有种种限制，有时记者刚进入调查，四面八方便亮起了“红灯”，有时稿件还未动笔，被批评者的告状信已寄到了报社。一些批评稿就这样胎死腹中。

　　但要成为一名称职的记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当“工匠”。我和丁炳昌就像馋嘴的猫，早就瞪着眼睛在湖面上搜索，只要看准是一条大鱼，就要猛扑过去。现在，大鱼脑袋不是已经浮出水面了吗？

　　还有一个好兆头，就是改革大潮经过一段时期的回落后，在1986年春天又出现了涨潮的趋势，中央已发出了进一步放宽政策的信号。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不行动，更待何时？

　　5月中旬，一辆小车疾驰在长沙——常德的公路上，里面坐着湖南记者站的张祖璜，还有丁炳昌与我。我们的心情跟青色的公路一样舒展，跟美丽的春色一样开朗，雄心勃勃的三只“馋猫”，正在向那条已经露头的“大鱼”扑上去。

常纺厂诉苦，记者不动声色

　　要让厂方开口，并对我们畅所欲言，得想点办法。要是我们开口就问：“你们为什么逼走了谢中秋？”对方很可能马上请我们“走开”，连饭都不会给我们吃。

　　何况迄今为止，我们毕竟只听了谢中秋的一面之词。谁敢保险他没有偏激情绪、没有夸张其词、甚至无中生有？万一他说的情况无法落实，那么……

　　我们毕竟是搞过多年新闻工作的“老”记者了，决不会头脑一发热就像毛头小伙子那样莽撞冒失。去后，我们并不提什么谢中秋、李中秋的，只说想搞些关于人才流动的专题调查。先入为主是记者采访中的一大忌讳，我们力图不带偏见地去听对方的介绍，也不愿意对方“先入为主”对我们怀有偏见和戒备。

　　这个决策肯定没错，因为厂里马上向我们叹起了苦经：自从闸门打开，厂里的技术人员纷纷流向东南沿海，全厂70多名工程师，两年多就调走了一半。

　　为什么流去？明摆着：东南沿海开放早，政策活，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好。特别是那些乡镇企业，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拿房子、票子、农转非户口等收买人才，挖内地国营企业的墙角，造成了我们的人才雪崩，人才危机。

　　更有甚者，有的工程技术人员，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丢下工作，擅自出走，连个招呼也不打，走了之后却来跟你要党籍、户口、工龄……突出的例子就是谢中秋，他的出走在全厂职工中影响极为恶劣，可偏偏有这样的县委书记，仅凭我厂催谢中秋回来参加整党的一封电报，就承认了谢的党籍，眼里还有没有党章党纪？这又叫什么改革？岂不乱套了！

　　在常纺厂，我们采访了一个星期，从上到下，与30多个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作了交谈，名单是厂方安排的，不管对方讲什么，我们都不动声色地听，认真地记。

　　情况越来越明朗了。

　　临走前一天，我们开诚布公地跟厂领导全体成员，就人才流动问题及谢中秋出走一事，交谈了整整一天。我们并毫无保留地，把在京山县采访的情况，也向对方和盘托出。

　　交谈是在心平气和、各抒己见、切磋探讨和求同存异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都颇具“君子”风度。最后，厂方问：“你们的调查材料将如何处理？”回答是：“我们将取合适的方式，将它们公诸于众，以引起各方面人士对人才流动问题的重视与思考。”

批评稿写不得，表扬稿也不能写。

——张祖璜一支一支猛抽烟，

我和丁炳昌不停地吃果丹皮。

　　别看我们几个在采访中平心静气，不动声色，这短短的一周，我们的感情浪涛已经历了一波三折。

　　采访到第五天时，我们感到已濒临“绝境”。

　　对谢中秋的打击迫害。——不成立。只能说在有些事情上不够公平。既然不存在打击迫害，原定的批评稿也就失去了前提。

　　谢中秋的擅自出走，无论怎么说，也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尽管他之后的遭遇令人同情，到京山县后又能忘我工作，作出了成绩，但作为报纸宣传，当然不能提倡放任自流。

　　常德纺机厂称谢中秋为“叛徒”，一次又一次下“最后通牒”，直至最后把他“党内除名”，有些做法显然不太合情理。激化了矛盾，但却是“合法”的，京山县对人才情真意切，然而有些具体做法虽然合“理”，却又不尽合“法”……

　　弄得我们骑虎难下！批评稿写不得，表扬稿也不能写——因为互相矛盾纠葛的几方，各自都占着几分道理，又都有几分短处捏在别人手里。以“一边倒”的批评和表扬既不公正客观，也不令人口服心服。

　　那么，是否就此偃旗息鼓，静悄悄地撤退——反正我们事先就给自己留着后路。

　　当然，在我们的记者生涯中又将增加一次失败的纪录——一次明智的失败，因为是我们主动撤退；但却是一次令人沮丧与心犹不甘的失败。

　　吃过晚饭，我们三人出去散步，张祖璜吞云吐雾，我和丁炳昌一根接一根吃果丹皮。抽完一盒烟，报销了20根果丹皮，还是一筹莫展。

　　心烦意乱地回到住地，接到从常德市委招待所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是京山县一位副县长，县里派他来向常德纺机厂道歉，并请求办理谢中秋的手续。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厂方认为“已没有必要”。

　　我们赶去招待所，发现谢中秋也在。他赶来常德，本想取得厂里的谅解，听到上面这个消息感到绝望，堂堂五尺汉子，竟然号陶大哭：“我年已半百，又割去了一只肾脏，放着大厂的副总不当跑到京山县，工资不多一分，房子不如原来宽敞，到底图个啥？还不图个心情舒畅，多干几件事？呜……为什么不肯谅解我？为什么……”

　　在座者都觉心酸，软心肠的张祖璜，竟然自己眼圈也红了。

　　回到住地，张祖璜又一支接一支抽烟。他气恼万分：我们的新闻路子为何如此狭窄，一遇到复杂的矛盾就束手无策了？难道我们除了写批评稿和表扬稿就没有其它途径了？

　　我说：“有是有，就不知能否走通？”

中性报道

　　我思考“中性”报道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感到报道越来越难写了，难就难在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人们的看法往往千差万别，有人说是，有人说非，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特别是对那些冒尖的改革者和改革单位，几乎毫不例外地存在激烈的争议。

　　一开始我还这样想，不管争议有多大，总有个是非吧，只要采访中肯下功夫，把来龙去脉弄清就好办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往往采访越深入，看到事物的各个侧面就越多，听到的各种不同声音也就越多。这时就会发现：每个人、每件事都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孬，各种意见都不是绝对的正确或绝对的错误。往往是：是与非，功与过，曲与直，得与失，交织在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情上，弄得你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特别是那些新冒出来的改革事物，其本身还只是一棵幼小的萌芽，其基本形态还是模糊不清的。谁又能未卜先知地去判断和预言它的是非、功过、曲直、得失呢？

　　这时我就开始重新思考某些传统的新闻观念：譬如“旗帜鲜明”。在是非分明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好办，但假如记者尚且无法判断它的是非曲直，又如何旗帜鲜明？

　　既然无法“旗帜鲜明”，也就是说无法写出“一边倒”的批评稿或者表扬稿，那就只有退避三舍，把这些“有争议的地段”划为“禁区”了。但令人烦恼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这样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工资问题，物价问题，雇工问题，兼职问题……现在又加上人才流动问题。可是，新闻记者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任务不是蹲在改革幼芽的面前，静观它长成参天大树后再去歌颂它的繁茂与伟大，而是随时把它生长发育的最新情况介绍给读者，让大家都来为它锄草灭虫，浇水修枝。

　　何况，为什么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统统搞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表扬即批评的“一边倒”呢？有些事情本来就是错中有对、对中有错、亦错亦对、错错对对；或者从跟前看是弊少利多，从长远看却是利多弊少，从甲方角度看不合道理，但从乙方或全局角度看，又是合理的。事物本来就是辩证的、立体的、发展的，为什么我们的新闻非把它反映成平面的、机械的和静态的？事物的发展本来是全方位的、网络状的，为什么把它反映成封闭式的、直线型的？

　　在这方面，文学界同行走在了新闻界前头。一些有胆有识的报告文学作家已经写出了像《公共汽车咏叹调》和《9·13长镜头》这样大全景式的、多侧面、多层次反映与剖析社会生活的力作，这些作品大胆地触及了改革中的尖锐矛盾，但并未武断地评判谁是谁非；它们引导读者去了解事物的全貌、探索改革之路，而没有越俎代庖，把现成的“公式”和“经验”塞给读者。那末，我们新闻记者又为何不能尝试突破那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传统模式，而写出只提供事实，不作最后结论的多侧面、立体化的“中性”报道呢？

一稿、二稿、三稿

　　这个提议，得到了丁、张两位的赞同。

　　我们三人一起拟定了“中性”报道的原则：

　　一、客观报道矛盾各方的“正”、“反”两面，不回避什么，也不夸大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既不有意去褒，也不人为地贬。

　　二、客观记录事情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文章结尾，不搞虚假的“大团圆”，而是按照实际情况留下生活中的问号。

　　三、尽量剔除记者的主观色彩。记者尽管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力求不把自己观点带进报道中，文章必须从标题、到选材、结构、文字，包括议论都是中性的，只提供事实，提出问题，而不作任何结论。

　　我通宵达旦，赶出了第一稿。在听取了两位的意见后，又突击出第二稿。丁、张完成了最关键的第三稿。

记者部主任汪波清把文章标题

《一件人才流动中的悬案》改成了

《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

　　这篇无“主题”、无倾向的新闻报道，这堆庞杂曲折、梳不清、理还乱的情节，这种没有“结尾”没有结论的格式，能否在审稿中通过？又能否为编辑部接受、为读者理解？只有天知道。

　　这时站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常德地委组织部长蔡长松。

　　“我不懂新闻，但我赞成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这位部长听完我们的讲述，言辞恳切地说：“常德纺机厂这边的工作我们负责做，谢中秋的党籍也请他们暂不作处理；但有一条：你们的报道在事实上”——他强调了“事实”两个字——“一定要经得起推敲。”

　　多么庆幸有这样开明的组织部长！有了常德地委组织部作后盾，我们的腰板就硬多了。

　　回到报社，记者部主任汪波清把文章标题《一件人才流动中的悬案》改成了《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

　　第二天中午12点多钟，我刚从食堂打了饭走回办公大楼，总编辑杜导正的秘书急匆匆找到我：“快！老杜在等你！”端着碗一脚踏进杜导正的办公室，我不禁一愣：坐了一屋子人：有记者部主任，评论部主任，总编室主任，美工组长……显然谁都没吃过饭。

　　“快！这篇稿明天就见报，事实上站得住脚吗？”杜导正问我。

　　我胸有成竹：“每一个事实都已经过反复核实。”

　　“好！”杜导正兴奋地挥着手：“这篇稿提出的问题太重要了，形式上也大有创新，我们要作为独家新闻发出去。不能等，一天也不能等，新闻就是要抢！”

　　有人问：送审过没有？

　　我答：“常德地委组织部长已明确表态支持。”

　　又有人问：常德纺机厂是纺织部的部属大厂，此稿要不要送部里审一下？

　　杜导正转过头来问我：“你估计审稿的结果会怎么样？”

　　“难以预测。”

　　办公室里一时有点沉闷。

　　有人提醒说：中宣部前些时刚发了个通知，批评报道一定要经过被批评的上一级部门审稿。

　　我马上解释：此稿不是批评报道——里面没有一个字的批评。

　　杜导正高兴得一拍桌子：“对！这不是批评稿，我们用不着作茧自缚——那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办公室里腾起笑声一片，气氛再度活跃。

　　我们又连夜作了修改，重拟了各段的标题，写了编者按。1986年6月17日，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就这样出笼了。

　　通讯的开头是这样的：

　　“中国的一道封闭得最严密的闸门——人才单位所有制——在1984年得以启动了。”

　　“平静的水面开始流动，掀起波涛，形成旋涡，互相撞击与磨擦。”

　　“就在这错综复杂的大背景面前，推出了我们将要向读者介绍的这个曲折而发人深省的事件。”

　　通讯的结尾也是一段“中性”的议论：

　　“这是在一道封锁的闸门打开之后，滚滚洪流中激起的一个旋涡。”

　　“这是在新旧两种体制交替、磨擦过程中，溅起的一点火花。”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难免要出现一些偏差，或者有些疏漏，人们对此无须惊诧。随着改革浪涛的滚滚向前，疏漏会得到填补，偏差会被引上正确的轨道，人们将会变得更加聪明。本文之所以把这件事公诸于众，旨在让广大读者都来思考，加以议论，从中悟出道理，总结经验教训，将艰巨而光明的改革事业推向前进。”

　　从这一首一尾可以看出：尽管记者在具体的报道中持“中性”态度，但记者大的立足点是支持改革。记者不是生活中“坐山观虎斗”的冷漠的旁观者，也不是挖空心思去寻觅“人咬狗”新闻的猎奇者。

反响

　　稿子见报的当天，编辑部就接到一位读者怒气冲冲的电话，他认为记者“立场不对头，偏袒厂领导的错误做法”。接着，又接到一个电话，指责记者“不理解知识分子的心情与苦衷”，“没有为谢中秋这样的知识分子仗义执言”。

　　从第二天起，大量的读者来信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飞来，《反思》在读者中激起的反响之强烈出乎我们的预料，编辑部又及时在一版开辟专栏组织讨论。截至8月20日在《反思》引起的公开讨论告一段落时，报社共收到读者的来信来稿近1500件，《反思》的主人公收到读者来信100多封。

　　这场公开讨论是得到国家科委支持的，但参加讨论者面广量大，远远超出了知识界范围，讨论观点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讨论期间，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人才合理流动的通知。中组部调研室把《反思》及其讨论的每篇稿件都剪下来作为资料，用以研究人才流动问题。湖北省委组织部派出调查组，专程到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作这方面的调查——光这里就有200多名“三不要”引进的科技人员。调查组写出调查报告参加了《光明日报》的讨论。之后，湖北省委组织部又在调查的基础上与省劳动人事厅和省科干局联合发了《关于妥善解决科技人员在流动中未办理调动、辞职手续的意见》（1987年5号文件），用以指导解决全省2000余名“三不要”流动人员的“悬案”。这个文件又被中组部转发全国各省市组织部门。

　　《反思》也引起了新闻界同行的关注。《光明日报通讯》、《新闻三昧》等刊物先后发表了6篇评论文章，如《把笔触伸向改革潮流的旋涡》、《一篇发人深省的报道》、《请注意另一种“典型”》等。“群众欢迎这样贴近时代脉搏的‘问题’报道，同时，我们也同样感到了作者笔触伸向改革洪流旋涡的可贵精神。”“《反思》冷静地、客观地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个迂回百折、惊心动魄的场景，因而也勾画了一幅壁垒森严的人才禁锢图。读者读完了这篇像小说一样曲折的报道后，第一个感觉也许是可怕，之后也许会良久地思索……事实有独特的说服力，它不是一般讲道理所能代替的。事实还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力量，一般的概述总有局限性，但事实所蕴涵的内容却比较广泛，比较深刻，可以引起更多的思考和联想。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反思》一文不是现在的写法而是循着老套，写一段事实便发一段议论……那末其效果也许就会两样了。”（摘自《发人深思的报道——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

　　回顾《反思》的采写过程，记者的耳边始终回荡着改革的呼唤。是的，我们的身边汹涌着改革的大潮，只有勇敢地投身于改革的激流中，才会产生改革的新闻，而只有改革的新闻，才能真实地、立体地反映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