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阅着那本1984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华山抢险记》，它收集着1983年底到1984年初《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关于华山抢险的文字报道、照片和诗歌。这本书的最前面登载的是中央有关领导机关发布的开展学习华山抢险战斗集体的活动的通知。

　　这次抢险活动是在1983年5月1日，天险华山道上出现了超过平时几倍的游人，发生严重堵塞，一些游客被挤从百米左右的高处直直地跌落下来；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以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为主的一群青年学生和工人，奋不顾身地紧急行动起来，全力参加抢救，使得十几名轻重伤员全部脱离了危险。

一

　　《光明日报》报道这个大典型前后花了4个月的时间，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版面。时任总编辑的杜导正亲自领导了这次报道，包括制定计划、组织人力和安排版面等。这次报道的主力是记者部、陕西记者站和本报特约记者。报道方法上的一个新的尝试，就是把照片放在了最突出的地位；在一版头条位置，连续几天发表了几组摄影报道。那些在抢险现场拍摄下来的抢救场面，形象、生动，特别由于它真实、确切，让人看后异常激动，比文字更富有感染的力量。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注意在充分报道抢险事实的同时，着重报道了第四军医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学员成长的作用。同时，为扩大报道的影响，发表了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负责人的谈话，发表了几篇评论员文章。至今，这一大型系列的典型报道，读起来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二

　　我是在这一报道的中途，受总编辑派遣赴西安参加报道工作的。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吴晓民同志。我们两人共同完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在这篇报告文学的采写过程中，做了一些探索，说不上什么“新闻背后的新闻”，只是让大家多了解一些情况。

　　去西安之前，我认真而又反复地阅读了当时已经发表的材料，以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为主的抢险集体的英雄行为，一次次地使我激动，从内心深处升起了感激和敬佩的心情，甚至为这一英雄集体的出现而感到骄傲。然而，我的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大问号：这些英雄行为是怎样出现的?

　　作为一名记者，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从很早以前开始，每当报刊上发表重大典型人物报道，我都十分认真地学习，并努力寻找差距。但是，我每次对这些报道都感到不够满足；就是说，只让我知道英雄人物这样好那样好还不行，我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好。在我看来，只有回答了“为什么会这样好”的问题，才算抓到了问题的本质，读者才会受到更大的教育。当然，问题并不到此为止；由于在这些报道中，英雄人物似乎不存在什么缺点，更不会有什么错误，从来就是一帆风顺的，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并不存在。不用说，读者对这些人物的行为，多多少少发生疑问，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列宁很早很早以前就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好的意见，他说除了死人和娘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不存在没有缺点的人。但是，我们好像硬是要千方百计地把没有缺点的英雄塞给读者；为了不使读者发生疑问，还要锦上添花，随意拔高。这样的报道读得多了，读者当然会发生疑问：难道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物吗?有这样疑问的人多了，信任危机就产生了。

　　在“假大空”文风不能根除的情况下，人们对新闻报道可信性的疑问是无法彻底去掉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力实行拨乱反正，“假大空”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反对，但可信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因此，我给自己提出的一个任务，就是试验一下，寻找解决可信性问题的途径。我清楚地知道，凭一个人的力量，想通过一次报道就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性当然不大，但我想只要认真去做，总会有所收获。

　　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开始了一场在我个人是从未有过的探索。

三

　　我请记者部和陕西记者站的同志照常进行他们组织报道的工作，自己和吴晓民从基本的情况摸起。学校党委宣传部帮我们把参加抢险的学员们找来，同我们座谈。这些穿军装的大学生，一打开话匣子，可真像是水库的闸门被打开，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

　　一个记者最高兴的时候，就是他获得了他非常希望得到而又很不容易得到的材料。是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学员，相当详细而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们在抢险现场的所做所为，他们当时的真实想法，他们抢救伤员的行为和平时思想行为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坦率地和盘托了出来。我一边记录着这些生动而真实的发言，一边紧张地对这些发言进行归纳。

　　座谈完了，我得出两点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第一，在华山天险的抢救伤员现场，当伤员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想这样想那样， 当时的唯一想法只有救人。如果说有人有想法，那也不是想起什么这个教导或者什么英雄形象；有一位学员坦率地说，他当时在千尺幢的中段，忽听一声惨叫，一个人头朝下从上边直直地掉下来，非常害怕，本能地闭上双眼，两手紧紧地抓住了身边的链条。一瞬间，又有一位游客从上边跌落下来，他才突然想到，如果没有人挡住他，他就没命了。我是个解放军，怎么能够见死不救?请看，这些学员说得多么真实而又多么合情合理，因而多么可信。

　　第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相当详细地讲述了，他们在人命关天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和他们平时所受教育的紧密联系。在他们刚刚步入军医大学校门的时候，对于严格的军事生活是很不习惯的；他们经过了一个由老百姓到军人的比较艰苦的磨炼过程。几乎每个学员都可以讲出几个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生动活泼的故事。特别是，在学员队伍中出现的因抢救掉进粪池的农民而献出生命的英雄张华，更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在张华事迹的影响下，许多人明确了当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紧急时刻，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采取的做法。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如果没有平时思想上不断地吸收各种养料，形成比较好的思想基础，就不会有关键时刻的舍己为人的行动。

　　经过这两次生动活泼的座谈会，我感到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对在这次报道中解决可信性问题有了信心。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作者，首先是我自己对学员们提供的这些材料感到了十分可信，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十分的真实。

四

　　我们刚到学校的时候，提出希望到抢险现场去看一看；学校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通知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去一趟华山。我为什么想去看一看现场?这也是此次探索的一个内容。在我看来，发生可信性问题的原因之一，也有一个记者的采访工作深不深入的问题。记者深不深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他有没有到事情发生的重要现场进行认真的考察。特别是这次抢险现场的华山天险，不仅对全国大多数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就是我们两个记者也从来没有去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写得生动，怎么可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

　　说来也巧，在登华山的头一天，小吴早晨跑步的时候扭伤了脚。于是，我们商定，她留在校内继续在学员中进行采访活动，抓住几个体会较深的学员，搜集一些生动、细致的材料；我跟几个同志一起去爬华山。

　　这是我们此次采访的第二阶段，也是更加艰苦的阶段。

　　先说登华山。这天，下午2点钟车子开到华山口，开始步行上山。山路相当难走，一直走了7个小时，才爬到了山顶上的一座寺庙住下来。这时候，最疲累的就是记者部副主任阎百琨，他的面孔已经发青发白；我的脸色大约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也累得够呛。只有学校政治部的那位领路的青年，看样子不很累，但也并不轻松愉快。我们吃住就在这座庙里。一进屋，大家就要脱鞋上床倒下来休息，不想吃什么东西了。这时候已将近夜里10点，寺庙里只剩下一些稀稀的面条汤。走了7、8个小时，不吃一点点东西，是睡不好觉的。于是，我们每人喝了一碗那稀稀的面条汤，就美美地入睡了。

　　这7、8个小时的山路，告诉我两个方面的事实：第一，这条路很长很长，我们空手走还感到相当累，那些学员抬着伤员走上十几公里，可该有多么累啊?!第二，这条路上的几处天险，其险要的程度是我几十年间从未经历过的，如果不是亲自走一走，那是没办法体会得到的。也就是说，没有这次现场的考察，报道就缺少了一个方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五

　　经过这次现场考察，我得到一条认识，就是说，要生动、深刻而又真实地报道抢险英雄的事迹，最有力的表现方法是从现场写起。为什么?因为它太险了，谁看了那种天险地势都会想到，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是不会有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的。

　　抢险现场中最重要的一处，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华山天险入口处千尺幢。我们的文章，就从千尺幢写起：

　　你一级一级地攀登千尺幢，不敢回头，不敢仰望。回头，则深极直极；仰望，则至高至陡。你必须两手紧紧抓住两侧的铁链，横起脚来稳稳地迈上一道又一道窄窄的石阶。你必须全神贯注。稍一失神，顷刻之间就会一落千丈，粉身碎骨。

　　这里是华山的咽喉。“自古华山一条路”。华山四周全是直立万丈的绝壁，只有通过千尺幢才能进入胜境。风吹、日晒、雨淋，大自然硬是剥蚀出这样一条直立的沟槽。我们的先人在槽边凿下一个个石窝，插入一根根短棍，成为木梯。如今，木梯的痕迹已经随着历史流逝，但在我们新凿的“天梯”旁，古老的石阶仍断续可见。

　　来到这古老而又威严的千尺幢，一步一步地踏上它那狭窄的石阶，你很自然地就会对华山抢险的英雄们产生一种巨大的敬意。你会联想到，从这样直立的约有十几层楼高的顶部滚下一个人来，有人胆敢把他拦住，那么这个人该是多么勇敢?!
　　
　　当时，我提起笔来，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全篇文章开头的这段文字。我想，我是把读者引到那曾经让我惊心动魄的现场上来了。十几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文字仍然感到激动。

六

　　小吴校内采访获得了更加令人高兴的材料。在这几天里，她不但深入细致地对座谈会上发言的学员进行了再访问，搜集到很多生动、具体而又十分感人的材料，而且发现了一两位事迹更加生动的学员，特别是一位女学员对她详细地讲述了由普通老百姓到军人又到抢险救人的十分曲折而又感人的故事。

　　现场考察和校内采访两方面材料结合起来，在我们的文章中，这个华山抢险英雄集体，就都是一些活生生的、在克服各种缺点中前进的、甚至在生死关头也曾感到害怕的、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迹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中没有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准备做什么英雄，但是他们都知道，当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一名革命军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的，在伤员猛然从高处跌落下来的一刹那，他们当中有的人开始感到了害怕，但很快就挺身而出，这种情况只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而丝毫无损于英雄形象。

　　我向大家介绍文章的一个很小的片段，说的是一群青年从二仙桥如何把一位昏迷不醒的女青年送到20多里以外一家医院的故事：

　　……下午5点多钟，石俊第一个背起了(病员)陈聪玲。这里只能背，不能抬。杨海涛、应可满在前面掩护，赵建华、徐军在后边牵着系在石俊身上的绳子，慢慢地向下放。……下

　　完百尺峡，石俊两腿发颤，挪不动步子了；徐军上来背起了病人；体力较弱的赵建华又从他身上把病人接过来；宝鸡电机公司工人李瑞根又从赵建军背上把病人接过去。任何英雄好汉，就是能移山倒海，也无法靠一个人的力量背着病人下到幢底。像传接力棒那样，大伙都豁出命来，才下完了千尺幢。

　　快!向农民借根扁担，绑一副担架。……李瑞根脱下了大衣，铺在担架上，应可满将军衣、毛衣塞在头下，盖在身上。

　　……

　　你不会想象到这段路天黑以后有多么难走。

　　一段20几里的山路，他们整整走了10多个小时。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担架把每个人的肩头压得又红又肿。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甚至连帽子也湿透了。不停地换班，不断地休息。一个人的毅力会激发出超过人生理极限的力量，这种情况，现在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平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有人自觉地去干了。你看那跑在前面探路的同学，他竟然把身体伏在一个很高的台阶下，让同学们踩着过去。……

　　在距离山口还有5里路的时候，石俊第一个虚脱了。

　　快要到山口的时候，徐军虚脱了。

　　没有多远，李涛又虚脱了。

　　等到5月2日凌晨1时多，抬担架的几位学员出山口，看到玉泉医院的灯光在黑沉沉的夜里闪亮，希望就在眼前，而他们都瘫倒在那里了。

　　后面赶上来的几位同样是疲劳不堪的学员。大家硬是凭着意志和毅力，抬起沉重的担子，闯过了最后的难关。
　　
　　十几年后的今天，读着这段文字，我的心情仍然是不很平静的。

　　然而，我还要占用一点点篇幅，介绍那位女学员的事迹。这段文字紧接着上面那段背、抬病员的群体描写，是很长一段个体的描写：
　　
　　一位女学员也坚持到了最后。她从男同学身上把挎包抢了过来，还用昏暗的手电为大家照路。实在看不清了，她就跪在地上，用手摸路，去抵住那些松动的石头…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问这位女同学，她叫魏兰新。

　　“我只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这样去做。”

　　魏兰新是北京兵。她说：“你们采访男同学吧，他们是担架队的主力军。采访我，我会让你们失望的。”

　　原来1年之前，她还老挨批评。她烫了头发，爱穿个半高跟，风纪扣也常常忘了扣，还总是单肩背挎包。为了这个，她不知挨了多少批。她虽是个班长，党员，80级中年纪最大、军龄较长的大姐姐，却总也叠不好被子。她曾在西藏当过4年兵，不过那是通讯兵，是给首长接专用机的。1980年，她以西藏军区的最高考分被录取到第四军医大学。可入学后的一段时间，她却不习惯军校的紧张生活。每天6点起床，几分钟后列队练操，立正、稍息，一、二、一；这一、二、一，究竟有多大学问?!魏兰新急了：“我是来上学的，又不是来学一、二、一的。”她采取行动了。你熄灯，我就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你走步，我可以想心事。队长克她了：你是党员、班长，大家都看着你，等等，魏兰新嘟起嘴：看着我?我还真羡慕北京同学“自由自在”的生活呢!她给妈妈拍了份电报。

　　妈妈是位工程师，知识渊博，又是那样了解兰新。然而，她们之间更多的是别离。不过，他们每隔6—7天，就能在信上见一次面，信太多了，怕丢失，她们就给每一封信编上号。……

　　多好的妈妈，她接到电报，连夜从北京赶来了。一晚接一晚，母女俩还有说不完的话，……妈妈希望自己做一个像样的军人，既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有军人的风度。……

　　此刻，兰新双膝跪在尖硬的石块上时，又一次想起了妈妈。……

　　她说，华山抢险，使我感受到了部队严格训练的成效。这是来自痛苦的欢乐。
　　
　　这是小吴搜集的在我看是最感人的一个材料。今天读着它，我还是十几年前的那种感受：它给这篇文章增加了极大的光彩。从这位女学员“痛苦的欢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有曲折过程的、活灵活现的英雄人物。这位女学员事迹的意义，还在于她比男学员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因为她们要有更大的付出，才能跟上男学员的步伐。

　　这就是十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关于解决“可信性”问题的一次探索，不过是一孔之见而已，欢迎诸公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