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辑　　胡愈之

(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〇年七月)

胡愈之小传

　　胡愈之，1896年9月9日出生于浙江上虞的老县城。其父为清末秀才，热心办新学，家中订有《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报刊，使胡愈之从小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小报迷”。1911年他就读于当时鲁迅先生执教的绍兴中学堂，1914年受经济条件所迫，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并很快成为《东方杂志》的作者和编辑。在二三十年代，他就已成为我国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及国际问题专家。

　　“五四”运动后，胡愈之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和民主；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推广世界语；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共同发起“文学研究会”，推进新文学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参与创办《公理日报》，并在《东方杂志》增刊上发表了“五卅运动纪实”长篇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商报》发表联名公开信，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 1928年他流亡法国，进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在深入当地工人群众调查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实际的同时，认真研读《资本论》，从而使他的思想由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31年回国途中，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回国后他写出《莫斯科印象记》，轰动了知识界。“九．一八”事变后，他率先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他还应鲁迅的邀请，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反对独裁统治，营救被捕革命同志而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胡愈之立足于新闻出版战线，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和维护人民利益的革命真理。他和邹韬奋亲密合作，共同主持《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创办生活书店，出版《世界知识》等大量进步书刊，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他全身心投入组织救国会的活动。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由救国会出面组织治丧活动，在胡愈之的具体操办和策划下，将葬仪变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示威游行。胆战心惊的反动派悍然逮捕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胡愈之担当起指挥营救“七君子”活动的重任。他组织律师辩护，动员舆论声援和抗议，亲自撰写“爱国无罪听审记”的新闻报道，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目，终于取得了“七君子”无罪释放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他利用这一统战组织，支持创办《救亡日报》，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加强海内外的抗日宣传。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处在孤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极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1938年5月，胡愈之抵达武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任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负责抗日文学宣传工作，与范长江等共同筹划创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武汉失守后，胡愈之被派往桂林从事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曾主编救国会刊物《国民公论》，创办了较具规模的“文化供应社”，并为当时汇集桂林的众多文化机构拓展业务出谋划策。

　　1940年冬，胡愈之奉命到新加坡，在南洋侨胞中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应聘担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着力革新报纸，以清新犀利的文笔写下了一篇篇分析透彻、说理深刻的社论，推动侨胞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首的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负责宣传动员，组织华侨抗击日寇。新加坡陷落后，胡愈之隐姓埋名流亡到苏门答腊，学会了印尼语，编写了《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专著，创作了以华侨少年为主人公的小说《少年航空兵》。胡愈之在二战胜利后刚返回新加坡不久，就着手创建“新南洋出版社”，出版《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月刊，接着又创办了以陈嘉庚为董事长、胡愈之为社长的《南侨日报》。

　　1948年9月，胡愈之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北平后，他担任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民盟的组织整顿和筹备《光明日报》的出版事宜。毛主席在西柏坡曾对胡愈之说过，新中国应办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诞生，胡愈之任总编辑。由他执笔起草的《光明日报》创刊号社论《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系统地阐明了该报的任务和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愈之被任命为出版总署署长，他的主要精力开始由新闻工作转向出版工作，其后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也主要分管出版工作，他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愈之作为积极参与党的统战工作的著名社会、政治活动家，身兼众多的社会要职，除在文化出版、文字改革、世界语、外交活动方面的各种荣誉职务外，曾在中国民主同盟长期担任秘书长、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他还是历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6年1月16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