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这两位都是研究美国文学的，他们是冯亦代先生和梅绍武先生。冯先生于2005年2月23日去世。认识他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当时住新街口三不老胡同，房子很老屋里很暗。那时他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开了一个介绍 外国文学的专栏，每周一篇，有时他寄过来，有时我去取。我们谈得愉快处得融洽，成了忘年交。冯先生是一位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长辈，对女同志特别关照，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每每在我离开时站在身后为我撑开外套等我伸手穿上。我笑说他是“典型的绅士”。

　　那时他第一位夫人郑安娜还活着。每当冯先生与我聊天时，安娜就为我们倒茶，偶尔也加入谈话，有时候他俩还会像小孩子那样争两句，当然并不认真。慢慢地，我知道，安娜曾在沪江大学与乔冠华前妻龚澎同窗，50年代在全国总工会做外事工作，在我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交往时是非常活跃的翻译。而我认识她时，已是一个围裙不离身的家庭妇女了，但文雅气质是根深蒂固的。她1991年1月7日去世后不久，我去家中悼念，临别时冯先生说：三娅你应该为安娜写一篇文章，她最属意你。我当时肯定是答应了，但一直没写成，原因是一提起笔来，就觉得对于这么一个经历多又极善良的长辈，我了解太少，笔力又有限。

　　说起安娜有两个细节总是浮现眼前。一次是1988年4月，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报社派我去匈牙利布达佩斯采访艺术节，她很为我高兴，教了我一句她记得的匈语“那加油”，意为“你好”，她说你记不住就想“拿酱油”，说得我们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我穿了一件长长的大摆裙去她家，她开门就脱口而出：“You look like a Gypsy”(你像一个吉普赛人)，英语说得特别松驰。熟了以后，冯先生说：安娜的英语比我好多了。她当时没谦虚，应该属实。1995年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行前与他们告别，看他们为了朋友那高兴劲儿，我深深感动。冯先生嘱咐的文章没写，一直觉得对安娜有一种歉疚，也愧对冯先生。

　　后来冯先生再婚了，新人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碰巧我也认识。1991年她在上海输了与周璇儿子的官司，家被封了，寄居于北京黄宗洛家。我当时采访过她，写了一篇《老了？黄宗英还要一搏》，发表在当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上。他们的新家安在小西天。新婚后一段时间，冯先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合不拢嘴，社会上也有许多关于二哥(冯亦代)小妹(黄宗英)的传说。我理解冯先生是一个气质浪漫的人，他与黄宗英几十年交往晚年才得共同生活，只恨光阴无多，于是恩爱有加。后来就不断听说两人有病住院的消息，我还去中日友好医院探视过，带了他们爱吃的点心。但是在冯先生的最后几年，我却很少去了，因为自己的头绪越来越多，就在年节时打个电话。终于，得知冯先生于去年2月23日去世的消息，顿觉怅然若失，当时想给黄宗英打个电话，又觉得口拙，就一天天拖下去了。

　　直到有一天，在办公桌上发现有从上海寄来的书，原来是黄宗英托上海作协寄来了新书《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相册》。她想着我，我更惭愧了，抓起电话马上打她手机，传来的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老者声音，第一刹那我以为打错了，于是问了一句：是宗英老师吗？对方问“您是哪位？”我马上判定，这就是那个总不服老的黄宗英。她说冯先生去世以前她就顶不住回上海住院了，因为北京没有她的医疗保险。我解释了冯先生去世前后为何没有联系，安慰她好好养病，并谢谢她送的书。放下电话，我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

　　另一位使我不安的逝者是梅绍武先生。就在他2005年9月28日去世前的几天，我还在家中翻看《梅兰芳珍藏老像册》，因为这个家庭中我与他最为相熟，所以凡有幼年或少年时代梅绍武的照片，我都要多看上两眼。绍武先生是出自这个京剧名门的惟一一位学者，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认识他也有多年了，也是从约稿开始的交往。2004年10月梅兰芳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我还叨扰他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他当时在电话中颇有难意，说身体不好，我都没谅解。取稿和还像片也是请一个实习生跑的腿。如果我自己去，就能见上他最后一面了。

　　梅先生身上具有一切学者的特点，而却少有京剧世家的味道。他对父亲梅兰芳非常敬重，经常“我父亲”“我父亲”挂在嘴边，家里还在显著位置摆着梅大师的遗照，有一次他请我与他一起在这张遗照前合影。夫人屠珍是大学英语教授，他们夫妇待人非常随和，我们相交愉悦。最后几年见面少了，是因为他们客居美国儿女家中几年，回来后几次打电话时都欢迎我去，种种不成理由的理由终于让自己没有再次踏进他们的家门。直到听人说，梅先生住院了，我怕到医院探望对病人和家属多有不便，就又错过了。

　　梅先生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屠珍，她告诉我，梅先生最后70多天都是昏迷状态，在77岁的年龄上，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早就结束了。他不会结交，可是周围的人都对他好，他走了，院里的清洁工非要来磕三个头，送报的也进来鞠了一躬。临了她说，梅先生特别喜欢你。我顿时语噎。

　　扪心自问，不是无情之辈，但人事倏忽常常悔之不追。也许他们二老并没有在病榻上想起过我或在心里埋怨过我，但我始终觉得愧对他们。这是因为，我从心里敬重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先生梅先生这些人都是老派教育的终结者：他们谦恭礼让、恪守道德、钻研学问、与人为善、不事张扬，而又不乏才情。

　　这一代人走了，高风能常驻乎。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