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按照惯例，晚上8点半我还在工作。家里来电话说："妈病了，喘得厉害。"这时候如果我放下工作，回家带母亲去医院看病，也就是十几分钟。然而，妈妈一贯教育我要努力工作，凡事要把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人民的事、朋友的事放在第一位；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多年来，我一直是这样按照父母教导的去做的，这次也不例外。我让家人叫急救车去医院，我坚持完成工作才走。

　　两个小时后，我赶到医院，适逢急救车刚刚赶到。我们几个孩子有推抢救车的，有抱人的，有办手续的，七手八脚地把母亲送到急诊室。医生看过，立即把我们叫到一起，一边处置输液，一边说明病情的严重性。开出了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叫我们签字。

　　"来晚了！"我带着愧意在妈妈病床边蹲下，按照习惯给妈妈按摩腿和脚，眼睛随着医生抢救的动作转动。会诊的心内科医生说母亲已经出现心梗，我向医生提议先给母亲输点血，哪怕先用我的"O"型血凑合给妈妈，好让妈妈的体能指标先上来。医生说："没有用。"我用一根吸管一点一点地吸水，再从呼吸罩孔侧一点一点送到妈妈干燥的口中。我知道母亲极不喜欢医院，就安慰说："妈，别怕，啊！咱们输点液、吸点氧，好点我就接您回家。回家咱也买一个氧气罐，吸点氧舒服。"妈妈点点头。但也就只是点点头，凌晨时，妈妈的心电观测仪上"拉了直线"。我对母亲的美好期盼一个也没能实现，而且，再也无法实现了。我"傻"了。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要写挽联。然而，我，一个获得大学文凭的人竟然拿着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亲朋好友告别，到墓地、安葬、烧纸，我似乎都在懵懵懂懂之中。我看见那燃烧的纸钱灰升上高空，绕一个弧，落向墓穴。

　　从墓地回来，我们夫妻俩坐在车里谁都没有说话，车里的空气凝固了。我呆呆地望着前面，眼前白茫茫一片，耳朵里发出轰轰的声音，忽然一股辛酸的感觉从我的心里到两腮再到槽牙间，然后直冲鼻腔，我使劲向上扬着头，眼泪就在眼睛里转着。妻子终于打破了沉静："文广，别这样，这样憋着会憋坏的，你要想哭就哭出来吧！"我咬着牙，半扬着头拼命地摇，眼睛里噙着泪， 从肚子里、肺里、头脑里、鼻腔里、紧咬的牙关间发出那种使劲强忍着却又憋不住而冒出的"嗯，嗯"声，猛地，我抑制不住郁闷、懊恼、后悔、悲伤、失落，"哇"的一声喷发出来，我再也按捺不住，如同山洪冲垮大堤般撕心裂肺地吼叫着："妈！"没命地大哭起来……

　　我逐渐从大悲的朦胧中被激醒。不能这样儿，还有许多事儿要我去料理，我还要撑起这个家呢！我哽咽着，不无感慨地说了句："这回可真的没妈啦！"

　　虽然不哭了，但是我感觉憋气，两颊麻麻的，胸口像是堵上了东西，时不时有一股酸酸涩涩的感觉涌上心头，发出丝丝的疼痛。我心里反复地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似乎还没弄明白这3天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才3天啊！再也没有机会在母亲床边尽孝了。如果那天我能早一小时回家，如果母亲晚一天发病，如果我向领导请个假……那样，母亲或许能有生还的希望……左思右想，我问自己："难道忠孝真的不能两全吗？"或许还是应该听母亲的，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作者为光明日报社办公室秘书处交通科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