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2005年7月，我32岁的时候，才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小房子。这年冬天，我把父母从黑龙江老家接到了北京，父亲比我大三轮，母亲比父亲小3岁，他们从未离开过老家。工作以来，我一直有个梦想，等自己有条件了，一定接他们来北京住一阵，还要带他们去坐飞机，去看大海，去看看我爷爷的出生地山东文登。自那以后，一转眼间7年就过去了。

　　父母在北京，生活其实很不习惯，这里不如老家那里视野开阔，空气也不新鲜，这里没有他们的老朋友，没有人陪他们拉家常打纸牌。2005年年底，我花光了所有的钱买了车，我要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坐着儿子的车，去看首都的各个旅游景点，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们回老家后，拿着照片，面对乡邻们的羡慕，津津有味地讲他们的北京之行。

　　不巧的是，车刚买回来，我的那些梦想都还没来得及变成现实，报社调整了我的工作岗位，派我去集团下属的新京报社工作。新的工作岗位上，我每天要上夜班，将近中午的时候起床陪父母吃饭，午饭后陪他们说会儿话便要去上班。

　　父母一直在农村生活，城市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很陌生。他们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车，舍不得坐出租车，不懂得城市的各种标识，他们自己不敢远走。好在父亲识字，有一点文化，我去上班时，他们偶尔能下楼在附近走走。尽管他们不告诉我，但我能看得出他们心里的孤独和焦虑，这样让我愧疚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不知道，为了满足我的"让父母在北京住一段时间"的愿望，却要让他们忍受这样的孤寂和煎熬，算不算罪过。

　　我自认为是个工作起来比较努力的人，我很清楚，像我这样不聪明也不伶俐的人，要想在工作中有些成绩，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工作以来，我除了献血后在部门主任的坚持下休过假，此外再没有休过假。我不能怠慢工作请假来陪父母，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无异于赶他们回老家。父母也向来不愿意因为家里的事情耽误我的工作。父母生病时，他们都坚持不告诉在外面工作的儿女。

　　2006年春节快到了，在辽宁工作的大哥和我商量，让父母从北京去辽宁住一段时间，等快到农忙时再回黑龙江老家。因为春运，火车票难买，我们决定春节一过，趁旅客少时，便让父母去辽宁。

　　春节前的一周，报社安排我去发行站锻炼，发行站是报社工作最辛苦的部门。发行站的员工每天早起晚归，骑着自行车，驮着报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行。这样的工作时间和我的生物钟完全颠倒过来，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在夜班岗位，每天都差不多在凌晨3点睡觉，而在发行站锻炼期间，我却差不多要在凌晨3点起床。

　　那一周，每天凌晨3点，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厨房的灯已经亮了，厨房里飘出饺子或小米粥的香味。那一周，每天我和母亲道别，转身走出家门的时候，都无法忍住自己的泪水。

　　春节期间报社放假，我带父母去了雍和宫、颐和园、天坛公园，再加上春节之前去过的故宫、天安门、王府井、卢沟桥以及我所在的报业集团的大厦，这些就是父母在北京看过的所有景点，我没有时间带他们去看海，也不能陪他们坐飞机了。正月初四，父母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大约之后的半个月，我打电话到辽宁的大哥家，母亲接电话说她前几天突然晕倒了一次。母亲还是用她一贯的语气，说没什么事，现在很好。话筒的这边，我良久没能说话。母亲的脑血管不太好，也许，她这一生都不能坐一次飞机了。

　　2006年是忙碌的一年，这一年一位同事的父母相继离开这个世界，我在慨叹人生苦短的同时，更多的是胆战心惊。我只祈祷老天有眼，保佑我的父母平安健康，希望还能给我时间去实现一个儿子的梦想。

　　（作者为新京报社总编辑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