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温大姐将7700元钱郑重地交到我手上，"这是咱部门为你捐的款，不多，只是减轻一点你的经济负担而已。"

　　我说什么呢？尽管这之前我曾一再表示，目前我还有能力为母亲看病，母亲她生我之身，倾尽母爱，我为她做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实在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然而，大家回答的几乎都是一句话：这些我们都知道，可这是大家的一片心呀！再说，谁家有了困难，大家都伸把手，这一直就是我们部门的传统，总不能从你这儿断了呀!

　　面对同事们的热诚，我无言以对。

　　母亲是肺癌，已经晚期，发现时已转移到了腿骨及皮下。"这种病，平均能活半年，最长的一年左右!"这是历经了一系列繁复的检查和巨额花费之后，2005年10月医生作出的无情定断。

　　母亲没有住院，因为她没工作，医疗费也就无处报销。况且，我从所有的医院、所有医护人员的工作程序和表情里早就读出了一条定律--没钱，你来医院干什么？

　　其实，母亲本来是可以拿到退休金并得到医保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母亲本来在街道有工作，如能坚持到底，所有的人都是正式退休，可她为了我却失去了。那时，为把我从遥远荒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办回北京，她也曾像其他母亲一样，四处奔波。然而，由于我父亲的成分不好，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她又为我办"困退"，为了能符合家长有病、身边无子女照顾的"困退"条件，她便经常不上班而常去看病了，并最终"自愿"失去了工作。同时，毕业后本可留京的妹妹，也强烈要求去农村插队，她走时是"欢天喜地"的，因为她知道，这样，会把她牵挂的哥哥换回来，更使母亲不再落泪。

　　我从不认为这是母亲的错，尽管代价是沉重的。相反，却认为她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

　　我必须为她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于是，我便和妹妹开始了自己在家伺候母亲的历程。由于腿骨那难以忍受的巨痛和变形，母亲只能卧床了。为她梳洗、洗衣、做饭，每隔三天还要去肿瘤医院为她拿药，时不时还需去打点滴，由于胸憋喘不上气，需每天吸氧，尤其是夜半。

　　尽管母亲热爱生命、眷恋儿女，但她的生命却已在无情地倒计时。看着她被病痛折磨，我多想以身相替呀，然而却不能！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太微不足道了。作为普普通通的人家，我们只有竭尽全力将她照顾好，尽可能地减轻她的痛苦，让她在生命的最后历程里，心灵上能得到一丝安慰。但我实在太累了，伺候病人，是一个多么短暂而又漫长的艰难过程呀。

　　其实，部门的同事们早已在为我分忧了。工作那样繁重，可他们就像商量定了，尽量让我少做工作，而将繁重的留给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其实我下班比上班还累。他们更给了我一个个关心的眼神、一句句真诚的问候、一件件母亲所需的物品，直至集体捐款。

　　手捧这些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地跑回家告诉母亲，这是我的同事为她看病捐的钱。尽管我知道，母亲从来都不愿接受别人的馈赠。母亲的一生几乎都处在艰辛之中，从我10岁还处于懵懂之时，便由母亲独自带着我和妹妹艰难度日了。其间，无论从体力上、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一个弱女子所承受的一切，是不足以向外人道的，也无须向外人道。而我，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也是这样逐渐成熟的。无论别人对我怎样，我从不诧异，因为我习惯了。我之所以这样急切地将这件事告诉母亲，并不是因这些钱会单纯地给她带来欢喜，我是要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让她早点知道，当整个世界都恢复正常之后，陪伴我们的，再也不是只有孤独和无助。这些钱，对于同事们，真的可能不觉得什么，但它们早已不是作为物质、作为一种单纯的交换物而存在了，它们是一股股暖流、是一颗颗善良的心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接受的，是一掬掬人间的真情和一颗颗炽热的心。它们足以融化一切坚冰，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人生、对世界的固有看法，更会启发良知、催人奋进。

　　母亲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要对得起人家!"

　　3月25日，母亲的右腿由于病变骨折了，2006年4月6日，在顽强地走完了79年的一生后，她静静地去了。虽然最后她已无力说话，但我知道，她的内心肯定是平静的，因为她终于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得到了那么多的人间温暖和心灵慰藉；她的内心肯定也是平静的，因为她想想自己苦苦眷恋的儿女，她又是放心的，她终于抛弃了许多牵挂。

　　（作者为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