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外经济学界有不少可盘可点之处，就拿诺贝尔奖来说，除了经济学奖，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还授予了以"穷人的银行家"著称的孟加拉学者尤努斯。获奖名单一公布，便有大量的经济学者对这位和平奖得主其人、其贡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中国，学者们希望能够借鉴尤努斯的模式，推动中国金融业尤其是农村金融业的发展。有人说，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对尤努斯关注穷人的肯定，更是对其创造的一个良好制度的奖赏。而在2006年的年末，当我与一帮经济学爱好者们论古谈今的时候，有人问道：为什么尤努斯创造的是关注穷人发展的制度？

　　经济学讲理性人假设，由这一假设，用简单的经济理论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银行都喜欢傍大款，而对农民等低收入者的贷款不感兴趣：因为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收益低。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其天然的合理性。没有人会因此指责银行等金融机构嫌贫爱富。

　　但尤努斯的努力感动了市场经济当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经济学者。原来我们用已有所学，可以构建出一个良好的银行制度，这个制度可以惠及穷人，同时也能够让银行赢利。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利益偏好转向穷人，去制定更具有人文关怀的制度。

　　经济学家汪丁丁把政治家的品格定义为正义感与仁慈感按比例混合所得的那种气质，并将这一恰当比例称为高贵比例。其实不仅政治家，人同此理。或许正是因由这一高贵比例，让有些人行为高贵，而有些人流于世俗。尤努斯本是一名大学教授，在带领学生做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他对所看到的贫穷农妇的境遇深感同情，并强烈地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他坚持认为穷人的贫困缘于他们没有发展的能力，仅靠给予一次性的资助无法帮助农民有长期地发展并摆脱贫困，这一理念，恰与强调"以自由来看待发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相同。

　　一个有恰当正义感与仁慈心的学者，一个有着高贵比例的人，会自然生发出有力量的行为，这种力量必将广为传播并惠及大众。阿玛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尤努斯的"穷人银行"实践，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影响巨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领域也可谓追随者众。

　　那么，一个人怎样能够有这样的高贵比例？休谟曾总结说，人类全部知识的根源就在于从相似的原因推测出相似的结果，即所谓"类比"。这一总结正揭示出了教育的作用所在。根据休谟的总结，教育作为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施教者的言行给予受教者大量的类比案例，当受教者面对各种人与事的时候，他通过类比施教者所授予的案例作出判断并实施行动，亦即，他掌握知识，并重复"从相似原因推测相似结果"的过程。

　　因此，施教者若不具备高贵比例，他授出的知识便无法让受教者类比出高贵的言行。施教者若不告知高贵的重要，受教者便不会对高贵孜孜以求。

　　也因此，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高贵与否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个教授给受教者恰当正义与仁慈的教育体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的教育制度。当然，除了教师，家长、官员、学者等等又何尝不是施教者之一呢？又或者，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每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既扮演着施教者，又承演着受教者，我们从别人的行为类比出自己的行为，他人也从我们的行为类比出他自己的行为。所以，任何行为的影响力都不仅仅局限于行为人自身，好与坏、正义与邪恶，都会发散出去。

　　2006年，是我有生以来坐公交车、地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年，公交车上每时每刻上演的人生小品，很多次地触动我。一个小小的座位，反映了个人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坚持高贵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也更反映了高贵的重要。不仅如此，学者对公共交通管理的思考、政府对改善交通所实施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家及学者们的高贵之处：关注老百姓手中几毛钱的利益，寻求合理的制度安排，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高的效率，让老百姓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尽可能地展示出自己的高贵。这种生发于恰当正义与仁慈的行为，在全社会必然会有着正向扩大的力量。

　　当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高贵的理解也会不同。但正义与仁慈在人类社会必有着相同的表现，更何况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开放性社会中，通过交流学习，人类在人本性的根本面上总会趋于一致。西方有个关于通天塔的神话，据说人类之初，所有人不分国家、民族都讲着共同的语言，有一天人们开始一起努力想造成一高塔，直达天堂。上帝为不让人们发现天堂的美好，便让人们讲不同的语言，于是，人们无法交流，工作无法进行，通天塔也因此无法建成。正义与仁慈也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让世界上不同背景的人们能够理解人类所共通的情感与理想，比如爱情、和平、发展……当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在这类共通的正义与仁慈面前达成共识时，借助于高贵的力量，通天塔或许真的能够建成。

　　（作者为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