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日记、文化日记"的提出，使人耳目一新，让人对这一追求的实现充满期盼，也勾起了我些许旧忆。

　　"文革"中，我下乡在东北边远的山区。尽管自己的实际知识水平也就是小学毕业，但凭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对文史杂识的粗略浏览，自以为能看懂光明日报，为此竟还订阅了几年。现在想起来，那时光明日报的一些专栏还是给了我不少文史知识，特别是满足了一个想求学但机缘渺茫的青年人的虚荣心理--我在看知识分子的报纸，我能看懂学术文章，仿佛我也列入这支知识分子的队伍。现在看来，多少有点不自量力，最起码，没有认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和文化"。

　　在那个时代，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偏面地要求学术为现实服务，提倡"以论带史"，甚至发展到凭主观随意性来定人罪过，那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学术研究和学术规范早已荡然无存。

　　勿庸讳言，在那个时代，不论人、事，还是一张报纸，都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都不免犯错误，说假话，更难有气魄容纳各种不同意见，遑论"学术和文化日记"了。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的春风终于吹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使光明日报名扬四海，也使我们的学术界获得了新生，它甚至成为光明日报发展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以为，这里面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真理的神圣而崇高的精神。

　　坚持"学术日记、文化日记"，就要建立求真务实的学风，尊重学术上的差异，包容学术上的多样性。这样，我们的"日记"可以不断延续，我们的"日记"可以不断飙升，我们报纸可以越办越好。

　　我们需要经济建设的高潮，但是我们不希望由此而带来文化的低潮。一个民族需要学术和文化的时候，学术和文化不能贬值。我们不希望文化殿堂显得冷清而寒伧，我们不能因为做不好自己的工作，而自我贬值。我想每一个"光明人"只要求真务实，奋力勇进，我们就能完成我们美好的追求。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在社会日趋世俗化的过程中，一些从事学术文化研究的人急功近利，理想、激情日渐淡漠，甚至破坏学术规范，为了职称、学位，不再以学术为神圣和崇高的事业。同样，一些编辑、记者，也日趋功利化，或编辑道德失范，或编辑功能弱化，或避苦重，或寻捷径。为了职称，为了职务，走关系，拉人情，就是不在提高编辑素质上下功夫。记得在一本书中写到林庚先生有这么一段话，大致是说老一代学人如王国维、梁启超等是真正的"读书"人，到了林庚、王瑶这代只能说是"翻书"，而再下一辈，恐怕只能"摸书"了。要知道，就是这"摸书"的一辈，多是当今学术文坛的大家名流，也不乏做编辑成绩斐然者。由此想到，我们的编辑能否清醒地认识自己，客观地评价自己，我想在此不必再多嘴了。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的是多多读书，需要的是知识渊博，需要的是职业道德操守，否则，怎么能承担做好"学术日记、文化日记"的使命？

　　我以为，"学术日记、文化日记"的实现，有赖于我们的编辑记者潜心提高自己的学养和素质，有知识有能力了解学术文化发展的动态；也有赖于我们的报纸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给知识分子搭造一个不是封闭的、没有思想禁锢的空间；更有赖于我们每个"光明人"对这一崇高重任和追求的责任感。

　　光明日报发展的历史，有辉煌，也有坎坷，不论是"难忘的岁月"还是"世纪的约会"，都会留下无可弥补的遗憾。我们有义务回顾、清理、反思，我们有责任复兴我们的优良传统，我们是肩负薪尽火传之责的一代，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与追求一定会实现。

　　（作者为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