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色、财、气，功名、利禄，为自己活着的人总觉得不够快乐，因为欲望无底。舍己为人，克己奉公，奉献者讲求为他人为社会，天就高了，地就阔了，莺飞草长，一片春色--人心也乐了！

　　新闻本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职业，记者编辑们每天忙忙碌碌，干的就是为公众服务推动社会前进的活儿。当我们的一枚枚文字好比原油的一粒粒分子，凝结成推动文明与进步的动力之源，即使我们再点灯熬油、再呕心沥血，心里也畅快如蓝天飙云。

　　2006年，是我进报社24年来最忙碌、但也最畅快的一年。

　　为什么畅快？

　　一为报社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新版--《人物》、《改革与创新》、《观察》、《国学》、《体育》、《光明讲坛》。光明日报的面貌立即有了里程碑式的改观，报纸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人，让人想看、进而想读、再进而认真地学习，我仿佛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做学生时，潜心学习光明日报的时光。

　　二为报社一下子涌现出了这么多"新人"--之所以在"新人"二字上加引号，是因为邓凯、蔡闯、王金福、梁枢、罗京生、王葆纯、计亚男、殷燕召、蔺玉红……这些同志都不是新调来的，有的甚至已在报社工作了多年。而2006年是形势把他们推上了潮头，故此"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一个个释放出全部的才华和能力，展开浑身解数，把他们的新版办得七彩斑斓，有声有色，直让人感叹"我光明日报，真有人才也！"

　　三为自己的能力也得到释放，作品几乎百分之百贡献给了报社--过去我每年写文章不少，但在本报上发表的只是一小点儿。不是我不为报社写稿，而是光明日报没有相应的版面，发不出来。有时看到有价值的稿子发在外面、乃至引起社会反响，我心里真遗憾得要命，从内心说，"我是光明人，首先要为光明增光"的理念乃是我的底线。而今年，我为报社写了7个整版，还有头版头条等其他文章。其中《人物》版开篇《季羡林：大儒无声》获全国短报告文学奖；帮助"中国南方喀斯特"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长文《吉妮丽吉情歌》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被选入旅游学校教材；另外两篇人物特稿《吴建民：魅力外交家》和《钱世明：大隐隐于市》亦被全文转载。此外，由我特约主持的著名作家王蒙的讲演《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在《光明讲坛》发表后，引起社内外的一致好评，亦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今年1月，我还被中宣部集体采访团调去采写全国先进人物典型、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在中央和地方的五六十家媒体、上百位记者的文章中，我在本报发表的整版报告文学《走进那片热土--华西村见闻》，被认为是其中采访最扎实、态度最认真、写作水平最好的一篇。

　　与此同时，我还有每周一版的《文荟》副刊呢。这是我自己的本职工作，首先必须经营好，不但要继续保持高品位，还须在紧跟时代的前提下不断创新。我平时非常注重国际国内的新闻事件，自觉地在副刊上予以配合，以争取不失光明日报的权威发言地位。今年重点抓的仍是社会杂文和文化随笔，以"有的放矢"为栏目名，相继组织名家写稿，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计有：

　　姚明拒食鱼翅引发的商人围攻事件；

　　《红楼梦》剧组海选引发的争议；

　　北大教授哭穷；

　　中国公民在境外的不文明行为；

　　家长送子上大学引起的校园困境；

　　余秋雨评委在青歌大赛上的表现；

　　学龄前儿童不准上汉字培训班；

　　孔子标准像的商业恶果；

　　年轻网络炫富族的时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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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社会热点事件均有迅速发生、迅速过眼的特点，因而必须予以最快速的评论。所以，稿子的组织都费神费力，有时还要顶着压力，远不如发些风花雪夜的文章来得平稳和省事。但我是愿意"自讨苦吃"，亦乐在"苦"也，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内心才宁静，才算对得起报社对得起读者。

　　同时，我也要感谢报社各级领导对我的充分信任，给了我良好的工作空间，不横加干预，不无端挑刺，不硬塞滥稿；而且帮我开拓思路，一次次评我好稿，甚至帮我纠错……

　　说到纠错，我还特别感谢检校科的同志们，一次次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帮我挡住了不少错误，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这支无名英雄的队伍中，还晃动着新闻研究部同志们的身影，徐华西同志率领着他的团队，长年默默地为报社全体编辑记者服务。每次走过他们办公室的门口，我每每从内心深处升起对他们的感激！

　　就这么忙碌着，体验着，感激着，窗外的花儿从开到谢，绿叶从密到疏，一年的时光又飞快地逝去了。今日检点起来，觉得自己似乎干得还是不够多--比如邓凯一直催我再为他写吴阶平、吴蔚然、吴冠中、王蒙……我本来也是计划多写一些的，但却一直未能完成，只好以攻为守，谑称他为"邓扒皮"；我本来还有为蔡闯多写几篇大稿子的打算，因为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当代人的读书与文化素质、文学的大众生活比重、文化界的体制改革、社会人的道德心理危机等等，这始终是我最醉心关注的。唉，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大者腾云驾雾，如邓凯、如蔡闯、如蔺玉红……他们正如日中天；小者如我，在新知识、新信息、新观念等等方面，都已落后于年轻一代记者。但我仍不放弃，仍会以爬行不辍的龟行，完成新的长征。

　　最后，我还想起两件跟"变"字有关的事：

　　一是月前，中国日报的一位主任打电话来，说："你们光明日报变了，变得好看了，好多文章有内容，读得值。"这话我听得受用。

　　二是某一日，本报收发室的同志跟我说："蕙姐，今年你的稿费怎么变少了？好多日子都没有了？"我一莞尔，开玩笑说："今年都奉献给报社了。"这既是玩笑话，也是认真语，我非英雄，但能抡圆了膀子为报社施展，把篇篇好东西都留在自家的田地上，幸也！

　　说来，这两个"变"字，也跟"苦与乐"有关。能和报社的荣辱绑在一起，能为报社的兴旺发达多干点活儿，皮肉肌骨再受苦，心里乐哉！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荟》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