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5日上午，我和王燕琦在和平门地铁站碰头，然后到北京站，乘火车去天津。到天津后，照例马上打车到"起士林"西餐厅。

　　为什么到"起士林"，应该讲讲理由。

　　2000年，我和王燕琦多次来天津，有几次是拜访冯骥才。他的工作室，在"起士林"附近的一座英国式的老公寓里，极为难找。冯骥才总是派工作人员老李到"起士林"旁边的"麦当劳"门口来接我们。

　　去年，冯骥才的工作室搬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于是，这次饭后我们继续打车直奔天津大学。

　　在天津大学校园里，想辨认出哪座建筑是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真是易如反掌，因为它独特、现代、传统，反正是打着鲜明的冯骥才的印记。据冯骥才讲，设计师毕业于天津大学，留学德国，当然冯骥才对这座建筑的设计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设想。

　　见到冯骥才，我们先要求参观这座建筑。他让工作人员--正是老李，带我们去参观"大树画馆"。冯骥才工作室原来又叫"大树画馆"，因为里面陈列着冯骥才出版的著作和他的画作。现在的"大树画馆"是一个标准的展厅。通过这个展厅，可以清晰地看到冯骥才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然后，在会客室，我们向冯骥才介绍了本报新创立的《光明讲坛》，并请他为讲坛发表演讲。冯骥才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这两位是我的老朋友了，光明日报过去给我很多支持，现在开办讲坛，我一定支持。听到冯骥才的这番话，我和王燕琦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也不由得感慨万千。我们明白，冯骥才指的是估衣街拆迁的事情。

　　那是2000年1月17日，王燕琦和我赶到天津，报道估衣街拆迁。在1999年12月9日，冯骥才得知这条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将被拆除。这条街上有"谦祥益"、"瑞蚨祥"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估衣街本身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1日，冯骥才写信给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盛霖，并附上"谦祥益"等处的照片，请市长关注此事。天津的报纸也及时进行了报道。但进入2000年1月，天津的媒体碍于动迁估衣街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逐渐没有了声音。我们就是在冯骥才的邀请下，来到天津采访。上午，我们到估衣街，在"谦祥益"，天津总商会遗址等处实地采访。下午，在"大树画馆"采访冯骥才。

　　2000年1月28日，本报在一版刊登了王燕琦写的消息《天津六百余年老街即将拆除 专家学者呼吁保护文化遗产》，同时配有我拍摄的"谦祥益"的照片。这是中央媒体第一次报道估衣街拆迁。中央电视台在当日的第一套节目中摘播了这条消息。这条消息，影响津门上下，泛及百姓。

　　2月19日，正月十五，王燕琦和我又一次赶到天津，到红桥区芥园道邮局参加冯骥才签售估衣街明信片的活动。邮局外排起了长队。签售结束后，我们随同冯骥才来到估衣街。在谦祥益里，大家停留了很长时间。中午，邮局在估衣街旁边也是拆迁之列的红旗饭庄请客，这里以津菜闻名。姓张的女经理是天津市劳模，见冯骥才来这里吃饭，让厨师拿出看家本领，我们也见识了"嘟面筋"、"嘣铮鲤鱼"等津菜，但这顿饭吃得还是很沉重。（红旗饭庄后来迁到别处。既然是"家书"，顺便向各位推荐一下津菜。反正我们下次去天津大概不会去"起士林"了，改去"红旗"。）

　　此后，王燕琦又写了《历史风貌街区拆迁需报批 天津"估衣街"拆迁将受调查》（2000年2月25日三版，配有我拍摄的正在拆除的天津总商会遗址的照片），《天津对历史风貌街区估衣街实施保护性改造》（2000年5月5日一版）。而我给《文论报》写了《冯骥才:珍视历史文化遗存》（2000年2月1日），给《大众科技报》发了照片专版《估衣街拆？留!》（2000年3月9日），给《中华文化画报》提供了很多估衣街的照片。

　　就很多方面而言，文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估衣街最终还是被拆除了。谦祥益的店堂虽然被保留下来，但三进的东院被拆除。站在天津总商会遗址的废墟上，冯骥才掉下了眼泪。

　　2002年4月3日，我独自去天津看了新建的估衣街，回来后写了《 冯骥才与天津估衣街》，给了《中国地产市场》杂志。

　　此后，冯骥才拒谈城市改造问题。他说: "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一方面是拆得很惨；一方面是建的很糟。光怪陆离、平庸粗鄙的建筑充塞着我们的城市。"他的注意力投向农村和古村落保护。

　　根据对冯骥才的了解，我们把他在《光明讲坛》的演讲题目定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他同意，并马上开始演讲，我们录音。

　　记得演讲结束，冯骥才请工作室吴主任送我们下楼，路过二楼大厅内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的首任校长盛宣怀的蜡像，吴主任告诉我们，构成蜡像背景的房子的柱柁檩椽，都是被拆除的天津总商会的房屋旧物。听后，我们领会了冯骥才的用意。

　　回到北京后，我们根据录音整理出稿子，并经编辑部领导看过，然后请冯骥才过目。没有想到，冯骥才否定了这个稿子。这下我们可傻了，因为他马上要到韩国访问。

　　2006年6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我找到冯骥才，同他重新商量题目。他表示想谈《文化遗产日的意义》。我们约定，6月12日交稿。

　　6月12日下午，我们终于收到了冯骥才专门为《光明讲坛》撰写的演讲稿。他在电话中说："为了这篇稿子，我在家写了3天，连世界杯都没看，球评也没法写了。"是呀，6月9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但也是足球世界杯开幕，冯骥才又是球迷。看了这篇演讲稿，我们知道了冯骥才自找苦吃的原因，一是身为作家他极为重视文字的表达，感到口头整理的文字无法完美传达自己的看法，二是关于新农村建设，他认为自己的认识也还不够成熟。

　　6月15日，冯骥才的演讲刊出，反响热烈，这里就不赘述。

　　作者和编辑、记者的关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但基础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约请冯骥才为光明讲坛写稿的过程，应该可以证明这一点。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