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9日、20日，本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头条加评论刊出关于义乌的长篇通讯。稿件见报后，受到各方好评。

　　在好评的背后，却是我们难以忘怀的记忆，稿件从失败到获得好评，在我们20余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中是铭心刻骨的。

　　3月中旬，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到北京拜访了天林总编辑，在听取了楼国华关于义乌经验的介绍后，总编辑敏锐地意识到义乌经验的重要性，拍板决定写两篇义乌的稿件。事实证明，本报的报道赶在了上级将义乌确定为全国典型之前。

　　我们于3月30日来到义乌采访。

　　万没想到，这次毫无先兆的采访将是我们新闻生涯中的一次凤凰涅槃。我们对这次采访的失败毫无心理准备。因为没有任何失败的理由，我们俩都已是新闻工龄超过20年的老记者。

　　30日上午到达义乌，我们马上约了市委书记楼国华采访。楼国华谈的内容实际上已与总编辑谈过：义乌市委是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共5点。翟惠生副总编辑也已指示我们，根据这一内容写，写义乌市是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的。主题一旦确定，接下来也就是收集材料的事了。

　　一天时间，我们就结束了采访，拿到了好几公斤的材料。

　　4月13日，由严红枫执笔的稿件完成，分上下篇，共8000字，我稍做压缩就发回报社。

　　但是，稿件很快被打回，总编辑看了稿件认为，稿子提炼得不够。

　　我们稍感意外，但很赞同。上世纪80年代，编辑部常把稿子发回重写，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钻研业务的氛围。

　　我们马上着手修改。修改后的稿子突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比前稿更加凝炼。

　　但是，没想到，修改稿很快被打回。总编辑在稿件上做了批示，提出特色、提炼仍不够。

　　事实上，总编辑对稿件的要求已很明确，那就是"特色"，可是我们领会不够，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要么往政治上靠，要么往文化上靠。于是我们按照传统的思维习惯，往政治上靠更保险，我们已经两稿被否定了，不应该再被否定。于是我们对稿件认真研究，进行第三次修改。我们把义乌几十万字的材料认认真真重读了一遍，然后把两篇稿子浓缩成一篇。稿子完成后，我们自认为稿件主题鲜明，内容充实，文笔流畅，发表应不成问题。

　　"五一"前夕，我们把第三稿发回。

　　5月6日晚上，忽然接到记者部副主任夏桂廉发来的短信，让我马上复电。我心中"咯噔"了一下，稿子还不行？果然，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许尴尬：稿件还是不行，还得重写。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稿件不见得质量差到无法刊用的地步，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实际上，问题就出在稿件没有光明日报特色，此类现象已司空见惯，习惯成自然，大家也都见怪不怪。老总要破的就是这种惯常的现象。

　　但是，此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我们给分管副总编辑打了电话，副总编辑说，老总的意思是，要么往政治上靠，要么往文化上靠，再提炼。"不要有压力，没关系的，再提炼提炼吧。"他安慰我。

　　此时我们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在我们的新闻从业经历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不是我们失败的终点，我们还将经历失败。

　　必须到义乌重新采访！必须在特色上做文章，光明日报的特色是什么呢？理论色彩！对，从理论上突破！

　　联系采访义乌并不顺利，义乌的领导全出国了，要5月下旬才能回来。但联系采访专家却很顺利，我们联系了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专门研究义乌的陆立军教授。 5月10日，我们采访了他，他分析了义乌经济发展的原因。同时，他给我们送了一本刚出版的新著：《鸡毛换糖--义乌市场经济发展轨迹》。

　　我们花了两天时间，硬是把这本20多万字的理论书啃完。同时又把义乌的几本新闻作品集又读了一遍。又对稿件进行了修改。这一稿，整篇文章逻辑严密，中心突出，虽然干巴一点，但与政治联系密切，既有高度也有深度。这一稿行不行？说实话，我们已经丧失自信，不知道稿件最后的命运如何。

　　我们忐忑不安地把第四稿发回。

　　6月20日下午，我的手机突然响了，竟是总编辑亲自打来的。糟糕，稿子又不行了！

　　果然，总编辑说，稿子已经看到了，认为还是有问题。他说他希望光明日报在经济报道上有所突破，李陈续的稿件已经有了突破，最近杜弋鹏等人写的北京城市创新的稿件也有些突破，他希望我们的稿子能在突破上做一个示范。因此，他说义乌的稿子不要就经济写经济、要提升到人文精神，提高到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如在义乌的发展历史上，有没有思想大解放导致经济大发展的经历，总之，要深入到精神的层面、思想的层面上来审视义乌。

　　电话通了约半小时，总的一条，他希望光明日报的经济报道有所突破。说实话，总编辑对稿件质量的执着很使我感动。不错，近年来光明日报在业务上已经缺乏研究的氛围，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希望报纸能办得好看，办出质量，办出特色，希望稿件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至此，我们已理解了为什么稿子一再失败的原因，终于理解他力图改变报纸面貌所作的努力，理解了他一再否定我们的报道的良苦用心。

　　此时，"特色"两字已鲜明地浮现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的稿子必须按照这一要求来采写。

　　23日，我联系了原浙江省社科院研究浙江亚文化的专家徐斌，晚上赶到他办公室采访……

　　同时，我们调整思路，决定还是写两篇，一篇从政府有为的角度，写义乌历届领导倡导思想解放，促进经济发展的经历；另一篇则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义乌经济发展的原因。

　　与义乌外宣办主任吕华联系，他说，近年来，曾有三四家媒体的记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透视义乌的经济发展原因，但都失败了。没有专家从人文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过义乌，因此要从这个角度写，难。

　　但是，也许正因为难，一旦写出来也就更有价值！

　　5月30日上午，我们再度赴义乌采访。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距离3月30日第一次采访刚好两个月。

　　我们采访了原市政协副主席冯志来、市志办主任吴海潮、市委书记楼国华、宣传部副部长胡滨、小商品集团总裁助理何培松、企业家周晓光等。

　　这次采访应该说思路非常明晰。我们完全推翻了原来的稿子，重起炉灶，几天奋战，稿子顺利完成。

　　五易其稿，这篇难产的稿件终于通过，并且获得成功。

　　稿件刊出后，义乌市在当地报纸上作了转载，义乌市委还给报社发来感谢信；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看到报道，指示将报纸留存，并要求浙江媒体对省外媒体报道义乌的情况在报纸上公开进行反馈，并特别要求了解对光明日报报道的反映；因此，浙江日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均刊发消息，报道了全国相关媒体报道义乌的反响，三报都在导语里说到了本报对义乌的报道；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批示，要求把这2篇稿件印发本市各部委，组织学习； 7月3日，习近平在会见中宣部组织的中央新闻单位赴义乌采访团时唯一提到本报说："光明日报已经发了两大篇了，你们去好好写，有许多东西值得写。"本报的报道在义乌反响更加强烈，获得普遍好评，认为我们的报道不像许多报道那样人云亦云，而是原创性的，有特色，有独特的见解。我们接到很多电话，总体的意思是，报道有特色，光明日报到底是全国性大报，报道有深度。

　　特色是报道的生命，又何尝不是报纸的生命呢。五易其稿的经历，更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作者分别为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宁波记者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