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日历翻到最后一页，新闻也将成为历史，连同案头卷了角的旧报纸，尘封在记忆里。啊，且慢，且慢。就在这一刻，在伸手推开2007之门的地方，我愿停下脚步，静静地想起一些场景、一些事和一些人。

　　2006年3月23日的黄昏，赶了整整一天山路之后，我和同事站在了贵州一个山村小学的校园里。夕阳西下，群山环抱，满校园奔跑着欢快的孩子。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跪教"36年的陆永康老师。那双用木板、篮球皮、废旧轮胎、铁丝自制的重达两公斤的"鞋子"，他那残疾的身体、低矮的木屋、幸福的家庭，围绕着他的孩子们的笑脸……这些最为直观的印象与强烈的对比给了我最初的震撼。他真是不善言辞，只会说:"我如果不能教书，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这一句，却让人心中掀起雷霆万钧，胜过多少壮语豪言。言谈中，他无意间提及，他最难过的事不是残疾、不是穷困、不是辛苦，而是山村不懂事的小学生学他走路，嘲笑他的孩子，让他觉得没有尊严。那一刻，我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也才明白，没有英雄、鲜花、荣誉，这才是一个闭塞的小山村的真实状态。--但是，他仍在坚持。那个深夜，山村雷雨交加，电压极不稳定，借用简陋的乡政府办公室，我们奋笔疾书，向报社发回了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忠诚跪教 境界参天》。

　　8月7日的清晨，在北大孟二冬教授去世百天之后，我又见到了他的笑容──在西二旗他的家中，他微笑的照片就摆在客厅里。楼道里，他生前使用的跑步机成了公共健身器材，贴着大字"欢迎使用，敬请爱惜"；阳台上，他亲手种下的红薯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书房里，女儿考上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静静地陪伴着父亲的骨灰盒。在孟教授的遗像前，他的妻子上了支香，低声和丈夫说话："老孟，光明日报记者来看你了。"孟教授就是那么微笑地凝望着我们，夏日的阳光照耀着他，仿佛从来不曾离去。那时候，我强烈意识到，走近孟教授时已是他生命中的最后5个月时光，我们的笔是活生生地记录了一个生者和逝者的距离，我们的报纸和孟二冬的名字，紧密相连。

　　9月9日傍晚，在安定门附近一个幽静的四合院里，"伏守"了四个小时后，我终于得到了对话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机会。北京初秋的天高而远。小院里，莫言款待大江先生的晚宴即将开始；屋子里，昏黄的灯光下，大江先生就坐在我的面前，温和地看着我。"一刻钟，只有一刻钟，一分钟都不能再多。先生太疲倦了，而且宴席已经推迟了很久。"有声音在叮嘱。好的，即使一刻钟，我也必须问出这个问题："您这次访华，将要专程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与幸存者座谈。您的南京之行的动机是什么？"大江先生的声音突然有力，语速也明显加快："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说：我们历史上很多被遮蔽的东西必须被挖掘出来。现在很多日本人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愿意知道南京发生了什么。我现在要亲自去南京看看，体会南京人民的感情，我要告诉人们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是自虐。不！不是的。我是在复原这段历史，把它挖掘出来，展现出来。不仅仅是南京，遭受人类第一次核灾难的广岛、长崎，美国人同样也应该去看一看。只有全人类都有这样的意识，世界上才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人道主义大灾难。"5天之后，在大江先生即将离开中国的清晨，我从印刷厂拿出散发着墨香的光明日报，赶往先生的房间。行李已经打包，送机的汽车就在楼下等着，但他仍执意打开行李，拿出笔和印章，郑重地坐在书桌前，在报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名字旁边，是他沉思的照片，和那次专访的题目："作为知识分子，我必须发出声音。"

　　时钟还在滴答滴答。2007的大门将要轰然打开，我不知那里藏着什么。但我想，那些人，那些事，还有那个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将陪我走进这扇大门。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