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4日早上起来时，窗外的天空仍旧是灰白，如同变质的牛奶；对面楼顶的霓虹灯不再闪烁，却有许多的热气从屋顶的缝里冒出来；推开那两层的窗户，探出头，任凭那零下30度的空气劈到这颗零上30多度的脑袋上——我到这个偏远的剧冷的小城来干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出差，如果不是因为当记者，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来到这个城市。满洲里，位于大兴安岭的西侧、内蒙古东北部的中俄蒙边境。也许除了满洲里人，十个人中八个人指不出这个城市在中国地图上的确切部位，九个半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来历。幸好，还有如此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和悠久历史的我辈者，知道它在那个“鸡头”的西部， “中东铁路”的西端，其历史开始于李鸿章签订的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

　　街上飘着小雪花，地上已经有厚厚的雪。我们的车缓缓驶过一条条冒着白气的街道，两边大都是三五层的楼房，偶尔有方方正正、以垂直线条为主、有着尖顶的俄式建筑映入眼帘。据说，已经有90%以上的俄式建筑被毁掉了。

　　市区离边境只有十几公里，国道边上的雪地里摆放着许多堆大大的色彩绚丽的俄罗斯套娃，仿佛是胖胖的列兵。经过一道关卡，我们来到了国门。在一片稀稀落落散落着荒草的雪原上，前后耸立着两座十几米高的国门，近的那个是我们的，熟悉的字和徽，远的那个是他们的，从我们这边只能看到六个大大的反写的字母"RNCCOP"，还有那个不很陌生的双头鹰标志（分别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字母缩写和国徽标志）。一条铁路正好从两个国门中间穿过，41号界碑正立在两个国门之间的铁路边上。曾几何时，这条铁路第一次把两个大帝国联结在一起，又是这条铁路把两个兄弟国家紧紧拴在一块，而后又见证了最近的那次政治大风暴（指苏联解体）。它不再年轻，岁月在它身上留下斑斑锈迹，然而，莫斯科和北京在它的两端，它依旧是沟通两个大国的大动脉。

　　站在界碑边，望着无际的雪原，时间仿佛凝固，空间似乎扭转。多少劳工的尸骨埋在了这些铁轨下，多少战士的献血洒在这片土地上。沧海桑田，没有不朽的建筑，没有永远的辉煌。人类太渺小，相对无限的时间，如电光火花；相对无限的空间，如飞灰微尘。

　　这样的感觉似曾相识，那是五年前，来到北京求学后的第一个冬天，也是十二月的一场大雪，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问自己：我，生自江南长自江南，为什么要来到这个遥远的北国？这么活着是为了什么？

　　5年来，每一天都匆匆忙忙，没有停下来的时间，也没有停下来的心情思考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整天在日记里为未来筹划，不再有一个虚无的幻想，因为一个奇怪的梦而兴奋不已。自从到了北京，写日记的习惯难以继续，梦也成为稀物。这似乎成为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折点。绍兴在北纬30度，北京是40度，而满洲里是50度。一跳就是10度，也许，在去莫斯科之前应该在这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4个小时之前，坐在满洲里最大的酒吧里，在一群俄罗斯人的喧闹中，躲在一角独饮。又是一年。24岁，本命年；2005年，值得纪念和回味的一年。如同在嚼家乡的茴香豆，一粒粒，2005的盘子里还剩下这五六粒。在平安夜的钟声敲响时，又一粒豆子从我嘴边悄悄地滑落，落在我那饱食终日的肚子里。

　　2个小时前，躺在宾馆的床上读孙世祥的《神史》，想起另外的两本书：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着同样复杂难记的人物和一种全方位的内在孤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同样是一个有着不平凡思想的平凡人对生活作出的挣扎，还有作者英年早逝的相同境遇。他们把作品留下了，也留下了思想，期望后来者能够从中找到和汲取各自的所需。

　　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遇到许多人，却不时感受到孤独，这种孤独有时却是必须的，让人冷静，看清自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和生活中的矛盾进行着抗争，这种抗争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个理想，追求一种生活。

　　盛衰治乱之理，古今无常。全在乎一个“变”字，一个“化”字，就是顺时而变，因势而化。终于知道为何在这个时间来到满洲里，冥冥之中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和这样一个心情，考虑这样一个早就应该考虑的问题。

　　追求这种“变化”，至少要有四种勇气：一是学习的勇气，聆听他人的声音，并且诚实地吸收自己所缺乏的部分，强迫自己学习；二是追问到底的勇气，为了革新目前的现状，必须客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要轻易放弃和逃避；三是改变自我的勇气，不能满足于当前的自我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要求自己达到更高的境地；四是马上踏出第一步的勇气，跨出改变的第一步，避免“再等一下”。

　　这第一步，就是重拾放弃多年的日记。

　　2005年12月24日，凌晨4点，我走出了改变的第一步。

　　（作者为光明日报总编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