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像一抺远去的云。结束了一天的紧张和忙碌，在喧嚣终于归于寂静的夜晚，我问自己，这一年都做了什么——好像做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做。我总以为：一个人要做事，就要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那么，我手头正在做的这件事，值不值得呢？

　　2005年11月28日，大碰头会上，翟惠生副总编宣布了编委会一项决定：光明日报社要搞《2006年——2010年发展规划》，由各位编委分别牵头，下设起草小组，成员有我和网络信息部的蔺玉红、国内政治部的曹建文，限１2月月底前拿出初稿。

　　当时，我有些意外，又有些不托底。过去两三年，我每年都在报社领导指导下起草来年的加强和改进新闻报道的计划。报纸的事情变化多，我们又是家老报社，品牌响亮而体制机制总有些锈蚀，往往是有了好点子，琢磨又琢磨，完善又完善，实行起来却磕磕绊绊。一年下来，大家都很努力，都很辛苦，但是翻翻年初那些“宣言”，总有许多没有着落。我着急我迷惘后来逐渐悟出点道理：但凡遇到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能“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年尚且如此，五年又会怎样？况且，要把办报与事业发展、队伍建设捆在一块儿搞五年规划，报社历史上还没有过。我手头的资料，仅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对“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和天林总编辑在记者会上的讲话。这么短的时间，能弄得像模像样吗?

　　但是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光明日报》已经走过了56年，岁月带走了光荣和梦想，而积淀下来的，是成熟和睿智。“光明人”的智慧和才华，积累着，涌动着，在新的历史关头，蓄势待发。当前，我们不就处于这样的时刻吗！重铸辉煌，统一思想是第一位的。《光明日报》历史上的每次辉煌，不都是凝聚人的意志、焕发人的热情的结果吗?搞五年规划，也是这个意思。是树立一个远大目标，在树立的过程中统一人的思想。至于我，好在有过去写材料的积累，好在正在研究平面媒体的文化传播，好在领导明确只让我负责起草前言和新闻宣传部分，小蔺和小曹分别负责队伍建设和事业发展部分，不是让我全部“另起炉灶”。

　　接着是参加由各位主管编委主持的调研座谈会，连开了三天。事业发展和队伍建设方面的思路比较清晰，一二三四五，具体而量化。但是宣传报道座谈会的中心议题集中于对改进体制机制的建议，说法也比较多。为理出头绪，又仔细看了几遍天林总编辑的讲话，突然感到了压力——要与国家“十一五”规划相衔接，要用规划的形式和语言准确地表达我们的办报思想，要鲜明地描述我们这样的党报、大报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途径，我掌握的材料远远不够。问了兄弟报纸搞研究的朋友，他们都说没有搞过。材料不够，又没参照，我一下子陷入恐慌之中。没办法，先打个毛坯子再说吧！就在绞尽脑汁加班加点的时候，天林总编辑的一个电话，加重了我的思想压力，他说：“规划的事儿，就拜托你了！”他的语气是诚恳的，我仿佛看到电话那头他的目光。

　　１２月１７日是个星期六。一大早，惠生副总编来电话说：“天林总编辑下周一要看规划第一稿，你们也别休息了。天林总编辑说由你负责，小蔺执笔，这两天把三部分统起来。周一一上班交稿。”这时，小曹在外地一时赶不回来。当天下午，我与蔺玉红赶到报社，交流后小蔺立即投入统稿。事业发展和队伍建设两部分，已经基本成形，而此时我拿出的前言和新闻宣传部分，自己并不满意。周日干到很晚，周一凌晨2:00突然醒来无法继续入睡，披件棉衣在电脑前搞到上午11点，想到下午还要参加大碰头会、评好稿，洗把脸匆匆往报社赶。那些天，脑子里转的都是规划，还要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妻子出差又得照顾孩子，真感觉到了什么叫辛苦。

　　我们的第一稿有11000多字。心情忐忑地交上去，没想到天林总编辑大加赞扬，他甚至于说了“非常感动”这句话。我明白，他是在鼓励我们继续朝前走。在年底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12月２２ 日，编委会专门听取了规划起草组和2006年工作计划起草组的汇报。天林总编辑主持，在家社领导何东平、张小秋、李春林、薛昌词参加。天林总编辑指出，光明日报社的“规划”要与落实国家“十一五”规划相衔接，突出自身方位感和对发展规律的认识，面向未来，明确目标，鼓舞信心。其他领导都发表了中肯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指示和意见，我又用两天对原稿新闻宣传部分进行了较大修改。在原稿基础上，按照规划的体例，重新设计和增加了段落；自我感觉最好的是认识上有了升华，有豁然开朗的心情。

　　呈交上去后，天林总编辑碰到我时特意说了声“谢谢！”他又请李景瑞副总编对第二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修改，稿件终于基本成形。此时，我忽然感到，我们的稿件能否过关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了前人和自己都不曾做过的事情，而且受到了鼓励。这大概正应了管理学中那个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只要你受到积极的心理暗示：你很行，你能做得更好，你就会更加认识自我，挖掘潜力，增强信心；你就会觉得负担是甜蜜的！

　　人的一生，总在付出与得到之间选择。你认为值得，那便值得。

　　（作者为光明日报新闻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