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6月30日凌晨2时25分，我最敬重的启功先生与世长辞。

　　当天早晨，当我得知这一噩耗时，我不相信。尽管我知道先生住院已有时日，但我坚信先生一定能回来，我还琢磨着今年该为他老人家的生日写一篇什么文章呢。我给启先生家打电话，试图澄清这个"谣传"。可是，先生侄媳郑喆女士一句话把我的希望都打碎了："是的，先生已经……"我立刻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反倒是郑老师沉静地安慰我："我们的心情是同样的。有空到家里来吧，我们见面再谈。"

　　6月30日一整天，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流泪。报社准备让我去北师大采访悼念活动，可我这样的心情，哪能像局外人一样去冷静地采访？在这种情况之下，改派文艺部的年轻记者付小悦去采访。小悦知道我和启先生熟，体谅我的心情，但希望我能提供一些资料。然而电话中我再次哽咽不能语，放下话筒大哭，一任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善解人意的小悦，给我发来短信："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沉默是你对先生最好的怀念。希望你节哀，保重身体。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你这样伤心，也会很不安的。"这样的安慰反而让我更加伤心，因为它让我更确切地意识到先生已经不在了。

　　可是我哪能沉默。先生走了，深受他信任、关心的我，总要为他做点什么才好。我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在眼前。当天晚上，我含泪写下短文《哭启功先生》，在7月1日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章见报前，编辑提出：在这样的日子，报上出现"哭"字不太合适，还是改成《怀启功先生》为好。为了文章顺利问世，我采纳了她的建议。可是，我对先生的感情，又岂是平平淡淡一个"怀"字能宣泄出来的？

　　7月1日一早，我就赶到设在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的灵堂，吊唁启功先生。在巨幅遗像前，我深深鞠躬，掩面而泣。低回的哀乐令人心碎。先生慈祥地看着我，会不会怪我来得太晚了？我又赶到先生家中，小灵堂就设在先生书房里。我含泪四顾，心中一片茫然。先生呢？先生，您在哪儿呢？这间熟悉、温馨的小书房，没有了先生开朗的笑声、幽默的谈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7月1日晚，我带儿子到师大校园，看到很多学生自发地在广场上举行烛光追思会。年幼的儿子不解地问："他们在干什么呀？"我强抑悲痛，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启功太爷爷走了，他们在送启太爷爷呢。"我一边说，泪水一边顺着脸颊悄悄地滑落。一直活跃着的儿子意识到了什么，他立刻沉默了，整个晚上都沉默着。儿子没见过"启太爷爷"，但他知道有个启太爷爷在关心他，从他刚出生起就关心他。

　　7月7日，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我一大早就来到八宝山，瞻仰先生遗容。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自发地赶来，送别启功先生。我三次进入灵堂，与先生告别。我努力睁大模糊的眼睛，力图把先生看清楚一些。我知道，此一回头，我再也见不着先生了。此刻，尽管先生的面貌是那样清癯，尽管先生已没有了生命，可那还是我敬爱的先生呀！

　　灵堂外，先生的得意弟子、著名书法家秦永龙教授一直在挥汗题写挽联。我找到秦老师，询问先生走前的情况。在先生住院期间，虽然我常常打听他的病情，但一直犹豫着没去看望他。一则担心增加病人的痛苦和家属的麻烦；二来我始终坚信先生一定能健康出院，就在前不久我还听说先生的病情有了好转呢。秦老师告诉我：先生这半年中遭受了很多痛苦。他全身插满了管子，喉管被切开，用上了呼吸机，痛苦不堪。先生是非常随和的人，平常对人很温和，很少发脾气。可是在医院期间他非常烦躁，几次发怒，拔掉管子，发疯一样地使劲撅。如果不是痛苦到极点，先生不会这样的呀。"老天爷真是不公，像先生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还要让他在临走之前受这样大的罪呢！"我和秦老师都泣不成声，几乎晕厥。

　　载有先生遗体的灵车缓缓启动了，先生的学生们扶柩痛哭，悲不自胜，痛不欲生。目送着灵车远去，我的心里空落落的。慈祥和蔼、风趣幽默的先生就这样去了？从今而后，我到哪儿去再聆听您的妙语笑声呢？您在那边会孤独、寂寞吗？

　　先生走后，很长时间我都走不出阴影。我把先生的遗像放置在办公桌上，经常凝视着先生慈祥的面容，回想往事，暗自垂泪。先生的去世，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我仿佛变成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总是想不明白：像启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会走呢？先生的一位学生曾写下一副挽联："世无灵药能驱死，学有疑难可问谁？"这是一种多么沉痛的心情，外人又岂能领会。当我在读书中遇到疑难问题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问启先生去。"可是很快我就意识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到哪儿去问呀？

　　从去年7月1日之后，我一次也没去过先生家。多少次，我遥望小红楼，在远处徘徊，就是不敢走近。我多次给先生家人打电话，承诺着要去看看他们，先生还有一笔稿费在我手里呢。可是我却胆怯地一天天往后拖，至今不敢前往。我不敢看到没有先生的"坚净斋"。先生的著作，整齐地排放在我的书架上，那是我素所喜爱并经常捧读的。可从先生走后，我却一次也不敢翻阅。看到先生的书，就想起先生，就想起先生题签赠书的情景。我感觉先生的灵魂还在书中跳动，我不敢惊动先生。我不敢想起先生，不敢提起先生。当有人同情或好奇地和我谈起先生时，我总是哽咽不能语。

　　也许有人会奇怪：启功先生给了你什么恩惠，你会这么悲痛？这也是我有时会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些世俗的猜测，我一笑置之。也有人善意地解释为对老师情深意切，对此我也不敢完全领受。我在北师大读书期间，确曾受过启功先生的教泽，宽泛地说，应该算是先生的学生。尤其是在先生晚年的十几年中，我与先生过从甚密，受到先生教益匪浅，确实视先生为恩师。但是我从不敢冒充先生的学生。不光是如今对师生关系有严格的界定，尤其名人的学生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更重要的是我才疏学浅，生怕辱没了先生的英名。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先生的人格魅力对我的深刻影响。人们谈到启功先生，除了他的诗书画以外，更多的还是他的为人。我长期与先生交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在为人处世方面深受先生非凡人格的影响。同时，在我的心里，早已把启先生看作了自己的亲人，看作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我的悲痛，完全是遽失亲人的悲痛；我的怀念，完全是对慈祥祖父的怀念。在先生去世之后，我接连含泪写了几篇回忆文章，完全是为了宣泄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启功先生是我仅见的、发自内心敬佩的完人。10月8日，在启功先生逝世百日追思会上，当刊有我写的《又读启功先生》一文的报纸送到会场上时，不少专家学者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们说：在先生逝世百日这一天，只有《光明日报》一家报纸刊登了纪念文章，可见《光明日报》真是我们知识分子自己的报纸呀！

　　先生多年对我的教育和熏陶，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每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看看微微笑着的先生，心情立刻开朗许多；每当我遇到困难时，看看微微笑着的先生，立刻坚定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

　　当我写这篇短文时，泪水不断地模糊了我的双眼，数度搁笔，不能成文。虽然先生离去已有半载，但我的悲痛之情未曾稍减。先生的精神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明灯，先生的离去也是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