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终于把孩子哄入梦乡，我又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来不及收拾满地狼藉的玩具，来不及整理已疲惫的妆颜,我便坐到了电脑前,开始写作。回想2005年，我几乎每天都是在这时进入写作状态。难怪人们说女人有了孩子后日子就会很充实，其实何止是充实，简直就是和时间赛跑，不够用。

　　工作和家庭的权衡是大多数女人要面对的难题,孩子更被视为女性个人发展的拖累。因此，有人选择家庭，而放松了工作；有人选择工作，而忽略了家庭。可更多的职业女性则不作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和无奈放弃，视工作和家庭为生活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容，必须同时拥有。这样会很累，会有更多的辛苦和付出,而且还有可能事与愿违，其结果并不如人意。我就常这样形容自己:三头六臂式的快节奏生活，粗枝大叶，忽略了那些孩子成长的精彩细节；疲于应付工作，稿子众多，精品寥寥。

　　记得孩子断奶后，我第一天上班时，临出家门他不让我走,紧紧地抱着我，把头埋在我的肩头，一会儿真哭一会儿假哭要使出浑身解数留我，我咬牙出门后，他就示威似的在我身后放声痛哭。据说那一整天他都心神不定，时不时到各个房间看看找我。熬过艰难的第一天后，渐渐地，他对我的外出工作习以为常，告别的哭声越小越短了，最后竟简化成礼节性的招招手或飞吻，已无多少留恋和伤心。我庆幸的是他长大懂事了，失落的是他对我的需要和依恋相应减少了，最让我感受复杂的是现在阿姨下班离开时他反倒是恋恋不舍了。是啊，每天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只有三个小时，而他和阿姨要相处八九个小时。

　　这样,孩子这个“包袱”对我的拖累少了些,我的工作也基本恢复正常了，不仅每星期一篇的“经济访谈”能坚持下来，而且我还写了一些消息和话题新闻，稿件质量也有所提高，全年好稿达到14篇。但代价是孩子对我的亲近感却有所减弱。一岁多点儿的孩子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期，想着他小鸟依人般地躺在阿姨怀里，和阿姨一起打闹嘻戏，我就不禁生出些嫉妒。我的心中是矛盾的，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我是自私的，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他，时时刻刻伴在他左右，分享他成长的点点滴滴；可从工作角度，我做不到，只能让阿姨替我照顾他，只能希望阿姨对他好、爱他。可阿姨再好，毕竟没有自己尽心周到，有时得知他没有吃到营养的食物，只吃速冻饺子填肚子，再看到阿姨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教他伊呀学语，我就觉得特别委屈了孩子。于是出门前总要安排好他一天的食物，尽量早点下班回家陪他玩乐、学习，只有等他睡了我再开始写作。可当精力偏向孩子时，工作又自然受影响，我就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出门就担心家中的孩子，回家又惦记工作。正当我不满意自己的现状,为自己一团糟的生活苦恼时，一篇内参又使我振作、自信起来。

　　10月，在建设部的一次关于水资源的论坛上,我发现中国城市规划院邵益生博士提出的城市供水安全问题是个很新很重要的话题,便采访了他。但由于忙忙碌碌,两个月过去了,我也没能及时把采访内容整理出来,眼见这次采访内容就要在不知不觉中沉没了。不料到12月, 吉林出现严重的水污染而使哈尔滨全城停水四天。得知此消息后,我感觉到这个事件触及到了城市管理的薄弱环节,会对城市的管理和安全提出许多启示,作为本报联系建设部的跑口记者，我也应为此做点什么,于是就想到了那次采访,立即把采访内容整理成《哈尔滨停水事件的反思》一文。

　　正当我为自己的及时反应和善于联想暗自得意,满以为这篇文章可以见报评上好稿时,就被泼了盆冷水,被告知此内容不适于公开发表。 这当头一棒,令我失望,情绪一度低落到极点。在迷茫中，我忽然想到了内参,想到这也许不会让我的心血白费,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文章投到了总编室的内参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对内参的反应已不抱什么希望了,那种久违的激情也渐渐归于平淡，我又将陷入碌碌的常态中了。可没想到，邵益生博士打电话给我,说我写的内参,得到了曾培炎副总理的批示，同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同志也有批示。邵益生因此被紧急调往哈尔滨，协助松花江污染的应急治理和城市供水水质的监测。

　　此后,事情的发展就更出乎意料了。邵益生临危受命，成为“松花江流域沿线城市供水应急保障专家组”组长。12月19日，建设部规划司专门就我写的那篇内参所提出的问题组织专家座谈，特别邀请邵益生博士和我参加，同时将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我国城市供水规划进行讨论和修改，加强应急安全和水质监控方面的工作。

　　邵益生博士向我讲了他的感慨：“还是《光明日报》的内参有力量,关于供水安全的问题我们呼吁了多年都没有得到重视，而这次哈尔滨停水事件后，《光明日报》的内参反映快、抓得准、有力度、很管用，现在得到了建设部的重视，以前许多想做而没有做到的工作都可以落实了。”

　　以前我虽然长期联系建设部,但许多机构将《光明日报》视为文教类报纸，不把本报列入主流的经济类报纸范围，所以我工作时常处于边缘化的局面。可由于这篇内参,情况大为改观,建设部对《光明日报》刮目相看了，对我的工作也刮目相看了。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汪光焘部长在接见记者的时候，特意说：“感谢小张的工作。”

　　这篇内参能有如此大的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也使我认识到，内参也是记者发挥作用的平台,通过内参反映真实情况,揭示深刻矛盾,特别得到领导的批示后,直接就可以促成问题的解决。这篇内参使我更珍惜记者这个岗位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笔下有毁誉忠奸、有是非曲直”，学生时代对新闻的理想又在我心中滋长燃烧了。

　　这篇内参的反响也鼓舞我满怀激情地面对孩子面对生活。对于孩子，我也不再视为是包袱和拖累，而是充满信心。其实工作和孩子都是我的责任所在,工作上的认同和孩子的成长欢笑同等重要，都是我快乐生活的源泉，都是我存在于世的价值。用心生活，我相信自己可以作个好妈妈，可以照顾好孩子,可以让他尊重信赖我；用心工作，我也可以作个好记者，多写一些有深度、有影响的好文章。

　　演绎好这双重角色的关键在于，我应该多动脑筋,要善于抓住时机,不仅要做个文字匠,更要做个观察家。这是2005年给予我的启示，也是2006年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作者为光明日报经济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