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光明日报的驻地记者，最可贵的职业品质是什么？

　　我认为是能够坚持新闻的实事求是原则，尤其是在面对众口一词的舆论杂音和明显的错误导向时，敢于站出来报道科教文理领域那些有影响的重大新闻事件的真相，有勇气发表负责任的“与众不同”的报道。

　　从今年3月底到6月初，在值班副总编和记者部、编季会同仁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在本报连续发表了6篇关于“珠海画展风波”的报道，分别是《“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引争议——珠海博物馆遭遇尴尬》、《公益性画展为何成为众矢之的——珠海“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风波透视》、《珠海“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如期闭幕收藏家就“赝品”风波提起诉讼》、《展品原本有来由——访“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展品提供人、收藏家陈海涛》、《“珠海画展”出现截然相反鉴定结论　南北画家各执一词耐人寻味》和《“与其对簿公堂，不如平息纷争”“珠海画展”官司悄然撤诉》。

　　从这6篇报道的采写和公开见报看，事先编辑部和记者对“珠海画展”的举办完全不知情，更谈不上策划选题和报道重点。新闻事件发生当天，本报记者并不在现场，而第二天出现在本报版面上的是新华社广东分社一位记者对珠画展的一篇批语性的图片新闻：珠海“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无一真品！与此同时，除珠海当地媒体外，广东省几乎所有媒体以及全国许多报刊广播电视与各大网站纷纷借画家后人和部分岭南派画家之口，发表《珠海“国之瑰宝——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全是赝品》之类的报道。这样一来，珠海博物馆举办的“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展品真伪之争了，而变成了众口一词的声讨和谴责，完全“一边倒式”的舆论轰炸使读者和听众根本了解不到另一方主要当事人——展品收藏人和画展主办者的声音。

　　冷不防被强大的舆论攻势置于压抑和冤枉境地的画展主办者，通过当地市委宣传部门找到了包括本报驻珠海记者在内的多家中央媒体驻珠海的记者，他们尤其希望能够听到光明日报对此事件的态度和报道。在我如约赶到现场采访时，等候多时的珠海市文化局领导和珠海市博物馆两位馆长迎面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终于有记者来听听我们的声音了！”原来那些家中央和广东省媒体驻珠记者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也没有来。过去是一大帮记者采访一个当事人，如今变成了一大堆当地领导和美协画家接受我一个记者的采访。他们把敢于为此说真话的希望寄托在光明日报身上。

　　我和记者部值班编辑沟通后，决心不受其他媒体“一边倒式”的报道影响，也不考虑本报新闻版上已经刊发的那篇新华社记者的批评报道。因为记者不是争论双方的裁判员，而只是新闻事实的记录员，不必要看别人的脸色，只需直面新闻事实的发生、发展本身，没有必要给这场真伪之争下任何结论。

　　本报关于“珠海画展”的6篇“与众不同”的报道一经见报，便篇篇有着落，篇篇掷地有声，从美术界专业权威报刊到各大网站都纷纷转载，这在我过去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是不多见的。这首先归功于编辑部领导和同仁们对驻站记者的莫大信任。在面对争议很大、倾向很明显的敏感事件报道中，我们的编辑不是人云亦云地和别人对稿子，而是高度相信自己的记者，一篇稿子到了报社，马上进行严密的编辑处理，有疑问的地方立即和记者电话沟通，在措辞和提法上共同修改完善，第二天便在显著位置见报。

　　这篇报道在当时沸沸扬扬的“珠海画展”报道中体现了光明日报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和独树一帜的勇气。因为我们不仅全面报道了有关各方当事人在这起事件中的行为和对展品真伪的看法，而且挖掘出了隐藏在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新闻。

　　为什么在热衷于报道和炒作“珠海画展”的几十家媒体近百名记者中，只有本报的报道如此与众不同和贴近事实真相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采访报道中没有欠下任何当事人的“人情”，没有人事先给本报记者圈定一个框框调调，与那些统一乘车出发，统一在宾馆食宿，统一发送报道材料的记者们相比，本报记者只能特立独行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未必只有“打假”才是新闻，而一些新闻媒体和某些艺术品市场经纪人、美术界既得利僧者如此联合起来，一窝蜂地打假本身则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如果说像我这样的驻站记者过去许多报道还没有更多地引起社会对光明日报的注意力的话，那么，这一组比较客观公允的“另类报道”，至少在广东省多少凸现了光明日报的形象和地位。我深深地体会到，采写和发表好每篇报道是记者编辑贡献给读者的最好礼物，也是提高一张报纸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光明日报珠海记者站副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