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这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三百六十五天，加起来总共8760个小时，时光不算短。风风雨雨期间，分分秒秒当中，从指间流走的岁月里，发生了、碰上了、做出了一些大事小事。留下最深记忆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温家宝总理看了我的报道《季羡林先生近况》

　　在7月前后的20天里，启功、严文井、陆文夫三位先生相继去世，使我更加惦念几年来一直住在301医院的季羡林先生，不知道老人的情况怎么样？虽然关系很好，但我了解老人珍惜分分秒秒的工作和写作，所以平时绝不去打扰。8月5日就将是老人94周岁生日了，于是在7月22日，我拨通了季先生秘书李玉洁老师的电话。

　　李老师很高兴地告诉我：季先生的情况“非常好”，每天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并感慨老人虽然已经95岁(虚岁)了，年老体弱，但仍然思维敏捷，等等；又介绍了最近新出的两部相关的书，以及其他一些情况。

　　第二天，我收到李玉洁老师差人送来的那两部新书，一部是华艺出版社重组再版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二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书都做得极精美，赶快翻读了一遍，发现很有价值，特别是后一部，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季羡林先生传记。我就跟部门主任沈卫星同志征询写点什么，最后确定写个近况。

　　文章写成，沈卫星迅速处理后，送交主管编委李春林同志。感谢春林，刚好他值夜班，迅疾安排在7月28日二版头条位置刊出，总编室夜班同志也把标题处理得非常醒目——这是我报的独家新闻，鲜明地体现出《光明日报》作为中央党报的重要发言地位，还鲜明地体现出知识界第一大报的风范。

　　第二天，即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去301医院看望了季羡林先生。据李玉洁老师介绍说，一进门，温总理就说：“下个月，就是先生的94周岁生日”，这是引用我文章中的话，因为李玉洁老师他们都说虚岁，而我写文章时采用的是实际岁数，所以我特意加了"周岁"这个准确的词。接下来，温总理就要书，说是从昨天的《光明日报》上看到，季先生有两部新书，而且点出了《学海泛槎》和《非凡人生》的书名。

　　李玉洁老师评论说："你们可真会抓时机，赶在这个时候，真是一箭好几雕啊!"

　　我也非常兴奋：当记者20多年，这是第一次确切地听到国家领导人读了自己的报道!而且很难想象温总理不但当天就看了我们报纸，而且还看得那么仔细，记得那么清楚。中央领导同志这么关注我们《光明日报》，鼓舞着我们要把报纸办得更好。

　　第二件事：为报社赢得中直机关女职工“读书与人生”征文比赛一等奖

　　仲夏时节，有一天，我忽然看到报社公示栏上贴了一张通知，说是中直机关举办女职工“读书与人生”征文比赛，号召报社女同胞们积极参加。当时闪进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应该参加，给报社挣个奖回来，不然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都有奖，惟独我们没有，那《光明日报》多没面子啊!

　　就是带着这个责无旁贷的想法，我赶写了《书是最可靠的阶梯》一文。在文章中，我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16岁初中没毕业就失了学，进入工厂做了小青工。在别人玩乐和谈恋爱的时候，把自己埋在书籍里苦苦自学，同时开始文学创作。终于在1978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苦读四年毕业后，进入光明日报社，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当年没有抓紧时间读书的伙伴们，不到40岁就下岗了，如今再碰面，他们都很羡慕我，后悔自己年轻时没有抓紧时间读书，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而后我又笔锋一转，继续写到：进入报社以后，也还是要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习是终身的事情，正如狄德罗所说：“不读书的人，思想就会停止。”当然，攀登也就会停止，那么生命也就停止了。

　　文章写成后，经报社妇委会戚红和工会张五一同志热情推荐，上送中直，最后终于评了个一等奖回来，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圆满地为报社争了面子。

　　后来，该文在《都市美文》杂志以头条刊登后，又迅速被《作家文摘报》、《作家企业家报》、《今晚报》、《温州晚报》等多家报刊转载。

　　第三件事：我的文章《做个平民有多难》得到报社众多同志的支持

　　10月份，我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了长篇纪实体散文《做个平民有多难》。《文摘报》即刻予以关注，摘发了前半部分。没想到的是，该文竟引起报社许多同志的共鸣，连续多日，无论是编辑部还是行政部门的同志们，很多人跟我讨论该文，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平》文是我表述自己财富观的一篇文章。对当下众多人一味追逐金钱、丧失道德和责任的人生态度，以及社会对此缺乏警示和正确引导，反而推波助澜的不良风气，我一直是有自己的看法、思考和批判的。借着这篇文章、借着总结自己的财富观，我把自己对待金钱的态度表述出来，有“五条金原则”：

　　1、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2、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3、能挣会花，视金钱如粪土。

　　4、成由勤俭败由奢。

　　5、平民立场，简单生活，奉献人类。

　　而且在该文中，我有意用生活中俯拾皆是、人人都能碰到的最普通的例子，加以说明和阐述。比如在第一节“通往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中，我说20多年来，由于从我家到人民大会堂的最便捷方式是骑自行车，所以我至今还在坚持骑车去，但承受的“压力”却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位好友结结巴巴对我说：

　　“下次，你从单位……要个车吧？你们光明日报，不至于穷到，这……份上吧!”

　　在这里，我故意用正话反说的调侃语句加以议论：“哎哟，麻烦了，我的骑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我们光明日报社的形象和声誉了! 这真是鸡年出门得戴顶红帽子，最好，再在翅膀上插几根华贵的孔雀毛! ”

　　报社好多骑车的同志，还有不少不骑车乃至开车的同志，如郭扶庚、马宝珠、薛冬、徐华西、田克增、何积玲、王葆纯、徐冶、苏京伟、金燕侠、王玲、华夏……都表示了对平民立场、简单生活的支持。郭扶庚说：“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对待物质和精神的问题，现在是只重物质忽视精神，应该展开一个全国性的大讨论。”马宝珠说：“你把人人心里困惑、又不知如何对待的问题提出来了，这确实是一个国人都要严肃面对的问题。”

　　由此我再一次感觉到：咱们光明日报社的风气还是很正的。多年来，报社的同志们坚守新闻职业道德，勤恳敬业，踏实朴素，甘于清贫，忠于职守，不贪金钱，不慕虚荣，不搞不正之风，排斥低级趣味，一直保持着党报和中央大报的优良风气。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虽然没有大钱大利、大富大贵，但心里干净而踏实。报社许多好同志的风范，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编辑）